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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翻阅了一遍，没有别的文章了。你松了一口气，心里暗暗好奇。那个念头再次在你脑海里盘旋起来：隐藏在这问卧室里，窥视她睡觉的姿态。你要藏起来；你要倾听她的气息；你要刺伤她的思想；你要烧炙她的身影；你要揭开她呼吸的面纱。
你要在她的梦境里跳跃并目占有她你找到的一切。
。。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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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来，卡马格没有一天不在思念走失的母亲。
他不知道母亲的模样，也不知道她现在的名字；但是他一直怀有这样的希望：她一定还活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的形象已经从一种体形变成了另外一种体形、从一个模样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她的样子很多，卡马格已经无法固定在一个上面了。母亲那种游动也是他生存的游动，不管他怎么努力，每天他都是许多个人：几乎每时每刻都是个新人，是个陌生人，要他花费好大力气加以辨认。尽管如此，只要看到母亲，他就能认出她来；因为虽然他不记得她的身高和模样，但是仅凭她这样或者那样的表情，他就一定知道那是母亲，因为那表情也存在于他身上，大概那头部微偏、右手指放在右眉毛上的习惯就是如此，仿佛思想让右侧感到沉重似的；或者根据母亲那无意的冷漠声音中可以认出来，母亲总是与他人保持距离，如同一切吃过初恋遭拒绝苦头的人们一样。如果父亲没有毁掉她在家里的最后纪念，他现在或许能想象出来母亲的样子。
最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对母亲的想象是绝对的空白。
卡马格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圣诞节前夕，那时还住在图库曼（图库曼，阿根廷北部城市。），他发现父亲在烧毁母亲留下的全部照片、衣服和书信。早在几个月之前，父亲就禁止他提母亲的名字，禁止他画母亲的像或者在学校里写作文时以母亲为题。这样一来，母亲迅速地离开了他的记忆；母亲成了一个模糊的身影，卡马格悄悄地跟这个身影说话，而得不到她的回答。在此之前，他见到母亲的次数太少了，因此长成少年以后他不能分辨脑海里关于母亲的记忆究竟是想象的呢，还是真实的。有时他在照镜子的时候，费力地从镜中的形象上寻找母亲那头戴护士帽、身穿白围裙以及总是戴在手上的橡皮手套的模样。他说，我就是我母亲。只要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我是谁。
母亲在一家肺结核医院工作，由于总是让她值夜班，白天常常睡到下午很晚才起床。其余的时间，她写笔记，不管做饭和打扫房间，也不管儿子。卡马格幸福地坐在母亲身边，欣赏着美丽的妈妈。她不时地看上儿子一眼；卡马格便与母亲对视一番。于是，妈妈便摇摇头，连连说道：“猫咪，我的小猫。”她那温柔的样子，卡马格至今怀念不已。那声音，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失去的柔情犹如被人切掉的一条腿或者一只耳朵——在别人面前听力就减弱了。
黎明前，母亲从医院归来，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卡马格的房间，摸摸儿子的脑袋。卡马格不止一次整夜等待着这抚爱的时刻，因为担心错过母亲的爱抚而在入睡。
他倾听着母亲推开门帘的声音，听着她那穿过门厅、小客厅、走近他床边的轻轻脚步声。卡马格假装在睡觉。他早已经学会巧妙地装睡，其熟练程度可以达到眼睛停止不动，永远享受妈妈的爱抚；呼吸可以达到恬静、平和，就是真正入睡时也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一听到母亲围裙沙沙的声音越来越近，他就激动起来；一闻到母亲即使是淋浴过依然还散发着浑身的消毒水味，他的心就狂跳不止。接着，他整个身心都在准备迎接母亲极其轻柔的抚摩：她用极光滑、极轻柔的手掌摸摸他的脑袋，好像只有手指在发出飒飒声。
一天早晨，他难以克制好奇的心理，决定看看妈妈那双轻柔的手。他难过极了，害怕极了，因为他发现母亲是戴着医院用的手套的。于是，他方才知道手套一直是在妈妈手上的。一直阻碍着母亲双手对他头部的接触。莫非在他出生前那胎盘也是用来阻碍他和母亲接触的吗？难道那胎盘是为了区别母亲的身体而不是保护他吗？
后来呢？难道母亲第一次把乳头送到他嘴边也是戴着手套的吗？那天早晨，他强烈地希望母亲死掉，让死神把母亲并非抚爱的一切全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但是，随后他开始这样想了：母亲抚爱他的态度还是应该肯定的；他把全部仇恨集中到了那双手套上了。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手套。睡觉前，她用酒精洗手，把手套放进一台加热的机器里，如同老理发师们给剪刀和梳子消毒用的机器一样。
几天后，卡马格跟两个同学打架，弄得头皮破了一个口子，脸上都是鲜血。衣服也撕破了，他嚎啕大哭，一路跑回家。母亲正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戴着手套翻阅杂志。卡马格问母亲：“妈妈，我能拥抱你吗？我可以亲你一下吗？”
说着，他张开双臂就扑了过去。母亲上上下下、不高兴地打量着他，坚决把他推到一边去了。她说：“小猫，你可别想碰我！难道你不知道吗？无论我怎么洗手、洗澡、洗衣裳，我身上总沾染着病人的呼吸！这对我已经没事了，可是接触我的人是会传染上疾病的。”
卡马格于是这样想到：她也不应该接触父亲，尽管二人共用一个卧室，同睡一张床。每次他看到父母睡在床上时，都发现二人是侧睡，脊背相对，中间用一个卷起的床罩隔离开来。儿童时期的卡马格对父亲不大感兴趣，因为父亲也很少在家。
父亲是音响师，在广播电台工作，为播送小说制作特别的音响效果。他用一分为二的椰子壳模仿马蹄声；用装满粗盐的圆筒摇晃起来模仿情人们走在秋天枯叶上的脚步声。他在妻子面前吹牛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声音是不能复制的：纺织品的摩擦声、清风吹过树林的沙沙声、军队检阅的脚步声、网球比赛的声音。
有时，卡马格以为自己是生活在幽灵中的。到了五年级的时候，他从学校回来时，家里总是没人；由于无事可做，他就一遍又一遍地复习功课。老师们给他写了祝贺信，可是家里没人看。他惟一的食物是邻居一位太太给他做的熬菜豆，送过来之前三锅菜一直放在煤火炉上。卡马格让菜凉一凉，时不时地吃上一点。
一月里的一个清晨，这种冷冰冰的生活永远改变了。
那天夜里，卡马格一直在看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作家，现代科幻小说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著名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女儿》（1868）、《海底两万里》（1870）和《神秘岛》（1875）等。）的小说；他睡得很晚，甚至连梦中都纠缠在神秘岛上的遇难者以及从喀尔巴阡山脉城堡里复活过来的女歌手中间时，他听到一声来自父母卧室的啜泣声。他裸露着双脚，只穿着惟一一件破烂的短裤，来到卧室门前；他发现父亲坐在床边，用一片纸在敲打自己的前额。几年来对父亲保留的爱，突然如同巨浪一般涌上心头；他极力克制自己，让热浪过去，没有上前拥抱和亲吻父亲，因为父亲和母亲一样都认为感情是肮脏的指甲，应该戴上手套。
“你母亲以为她是个什么东西？”父亲对他说。“她跟医院里的一个理疗医生睡觉，我已经忍耐了好几年了。如今，她对这个还不满足，干脆跟他同居去了。”
“这么说，她是不回来了？”
“你没听见吗？她把咱俩给抛弃了！”
卡马格根据电影和小说里看到的故事，一直以为只有女人是受气的：丈夫不忠诚又粗暴，最后抛弃妻子。他从来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会发生相反的事情。如果母亲跟别的男人走了，他可能会像父亲一样并不在意。可是，她为什么竟然不要自己的儿子就出走了呢？他卡马格对母亲怎么了？
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他听话，用功读书，自己熨烫衣裳，哭的时候尽量不让别人看到。那为什么还要扔下他就出走了呢？他妈的！女人真不是东西！
让他更感到痛苦的是，母亲离开时把医院的手套丢在加热机里了。那双空空荡荡的手套让他回忆起母亲的爱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同时，他又想到，现在那双手，不戴手套了，可能在爱抚别人的脑袋，而不是他的。
数月后，卡马格在重读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时，在第二卷里发现了母亲留给他的一封信。从字体上可以看出：她是急急忙忙写的。“小猫：这个家让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原谅我！我知道你会好的。再见！”他险些把信给父亲看，但是害怕父亲会把信抢走。他把信藏进裤子口袋里，但是家里用热水洗衣服那天，信被揉得稀烂了。
母亲惟一可能藏身的地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首都是一面永无休止的镜子，在那里生命是混淆在一起的，不断地重复。卡马格十五岁的时候，人民广播电台雇佣父亲为《法兰西的雄师》制作音响效果，这个广播剧是佐罗故事的复制品。冬天的一个星期日，卖掉剩下的少量家具之后，父子二人乘坐一列名叫“图库曼人”的火车，穿过了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沙漠以及科尔多瓦盐田，半夜时分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广播电台派到雷蒂罗火车站一辆出租车，司机得到的吩咐是：拉他俩去宿舍之前可以在市中心的大街兜风。所有的建筑物都灯火通明；从地下传来列车的吼叫声。人们嘻嘻哈哈地穿过街道，嘴里嚼着比萨饼。有些街道倾斜着向黑暗的拉普拉塔河边伸展过去。这时是深夜，可是从每扇窗户里泄漏出来的光线是如此强烈，让卡马格觉得太阳随时有可能出来。
广播电台为父子二人租的房间，就在雷蒂罗附近，从前是为一家老妓院开设的卫生所。在四十八平方米的空间里，堆放着一张双层床、一个既用来洗澡又用来洗盘子的浴缸、一个散发着臭味的普里穆斯牌煤油炉。楼下住着一些妇女，她们每天下午都身穿着暴露的短裙，浑身带着吸引老鼠的脂粉气息，在走廊里摇来晃去。她们几乎每天都在过节，放着最大音量的音乐；卡马格只敢抗议了一次，那些女人冲着他哈哈大笑。当天夜里，其中有个女人上来敲他家的门，要卡马格照看她儿子；说着就把光脚、穿睡衣的孩子交到他手中了。第二天清晨，她把熟睡的孩子抱走了。
到了下午，她又来了，裙子是敞开的，意思是要报答他的帮助。
可是，卡马格一看到她两腿中间的细毛上有疥疮留下的灰白色斑点，就立刻没了欲望。
在那几年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快长大、读完学业，以便离开父亲自己生活。有时在图书馆里，有时在花园广场上，他总是在读书。这样，用了四年的时间，他读完了中学五年的课程；又用了四年的时间读完大学和硕士学位的课程，写完了文学硕士论文。
电影俱乐部放映的电影，卡马格一场也不漏掉；他学习法语，目的是阅读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在《电影手册》上那些武断的文章。在一次午夜举行的“电影人”俱乐部主办的研讨会上，他由于为《意大利旅行》的简洁语言辩护而崭露头角；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