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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
里萨这时急急回到实验室，两个助手等在那里，开始了那缓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证实的、将他的t细胞进行处理使它们能向肿瘤进攻的过程。
清晨6点，我实验室的设备嗡嗡作响，激活过程正在进行。这需要时间，而最缺乏的正是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里萨是唯一有胆量指责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马特，你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紧张得要命。”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医院新闻官员华伦·奥立佛打来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心情公开我的焦虑，因此努力回避问题。但他很坚持。
“我听说你得到了华盛顿那帮人的同意，怎么回事？这可是新闻，老兄。这是了不起的新闻。”
“只有成功了才是。”
“会成功的，对不对？再说，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个获得同意这样做的人，仅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呀。”
我尽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务是在报纸上得到报道，这正在迅速成为医学中的一门专业。
“对不起，华伦，现在我实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马修。我们是一起的。你是内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说完他那套打气的话就挂上了电话，发誓不对我的实验室人员做华伦对我做的事。
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医院去吃早饭，而且几个小时之内不会回来。他们没有掩饰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们结束了反病毒基因转换，可以把新细胞导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虽然没有人正式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别站在乔希枕头的两边握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开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这魔剂——这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叫的。我尽量显得有信心。
“这些细胞怎么知道该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问我道，“难道它们没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吗？”
这是我噩梦中出现的状况。“呃，”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妈妈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
第十六章
显然我无法逃避。新闻界似乎搞到了一切可能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我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就是关掉寻呼机，钻进电影院去躲起来。
或者去音乐厅。当我翻阅《纽约时报》周日版时，我仔细看着上面提供的大量音乐娱乐节目，然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去听哪一个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老朋友埃维的大提琴手丈夫罗杰·约瑟夫森要在卡内基厅演奏莫扎特、肖邦和弗兰克①的作品。她无疑会在听众之中。我不仅能够了解到她别后的情况，还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
①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
票几乎卖完了，但是我还是搞到了一张第一排最边上的票。从婚礼上见到他以后，约瑟夫森胖了一些，头发开始出现缕缕灰白色。他突出的特点和他更为成熟的音乐技巧相得益彰。他似乎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
我曾经给人做过伴奏，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钢琴伴奏者的技巧。这是一个名叫卡门·德拉罗什的漂亮墨西哥女人。从他们老练的表达方式和充满想像力的、节奏自由的演奏风格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显然经常在一起演出。
中间休息时我寻找着埃维，但人很多，而且她可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妻子：她们觉得紧张，不愿在人前坐着，而宁愿躲到丈夫的化妆室去。
罗杰和搭档演奏了激动人心的肖邦的最后一个乐章，听众报以狂热的掌声。他们确实受之无愧。
其实我并不真正有胆子去做这类事情，但在极度愉快的心情之下，我走到了舞台门口，说明自己是约瑟夫森家的朋友，很容易就进了门。
自然，大提琴家的化妆室里挤满了拍马屁者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管理人员、新闻发布人员等等。我有点犹豫，没有一头扎进这精力充沛的人群中，而是跟起脚尖站在那儿，看看能不能从远处发现埃维。正在这时，弹钢琴的墨西哥女人向我走来，非常妩媚地一笑，问道：“我能帮助你吗？”
“谢谢，”我答道，“我是约瑟夫森太太的老朋友，不知道她——”
“我就是约瑟夫森太太。”她的反应中冒出了拉丁式占有欲的火星。大约过了一秒钟我才反应过来。
“可是——埃维怎么了？”我笨拙地问道。
“我造成的，”她咧嘴一笑，黑眼睛闪闪发光，“他们已经离婚好几年了。难道你不看报吗？”
“噢，实际上我有一阵子不在国内，”我带着因不了解音乐界近期所发生的变化而感到抱歉的口气解释道，“既然这样，我最好还是离开吧。”
“你干吗不等一等？她马上就应该来接女儿了。”
这消息既好又不好。我很快就要和一个一度亲密难分的朋友重逢了，但与此同时，我得知这些年里，生活并没有善待她。她离了婚，是个单身母亲。
“不，我简直没法相信。”声音是女中音，语气是快活的，音色像铃裆一样清脆。是埃维，第一眼看上去和将近20年前没有不同。棕色的短头发，淡褐色的大眼睛和以前一样明亮。由于三月天的风吹，由于惊喜，或两者兼而有之，她的双颊鲜红。
我们没去注意周围的旁观者，冲上前拥抱在一起。她的香水是春花的香气。
“过去20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她一面质问我，一面继续毫不在乎地拥抱着我。
“说来话长，埃维。”然后我调整了话题。“我刚到纽约，看来你的生活里有了一两个变化。”
“是的，你可以这么说，”她心平气和地说道，“过来见一见我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
她走近两个女孩子，她们每人都在白衬衫外面穿了一件蓝色套头衫。她们正在和一个拉美妇女聊天，原来那是暂时照顾她们的保姆。一看便知她们是谁，决不会错。把她们的妈妈缩小就是她们的样子，而且无疑都有着妈妈迷人的外貌。
埃维把我介绍给她们时，13岁的莉莉和11岁的戴比表现得很热情。
“这是我的老朋友，那个我常告诉你们的天才的钢琴家。”
“你是说后来变成了医生的那个人吗？”莉莉问道。
“而且到了丛林里再也没有回来？”妹妹问。
“差不多吧。”她们的妈妈笑了。
“你是怎么听说我在非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