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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谁，如果遭到别人的谴责或是怒斥，都是不会感到愉快的。但我却从人们动怒的面孔中发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常他们总是隐藏起这种动物本性，可一旦遇到某个时机，他们就会像那些温文尔雅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蓦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般，暴露出人的这种本性。见此情景，我总是不由得毛骨悚然。可一旦想到，这种本性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格之一，便只能对自身感到由衷的绝望了。
我一直对人类畏葸不已，并因这种畏葸而战栗，对作为人类一员的自我的言行也没有自信，因此只好将独自一人的懊恼深藏在胸中的小盒子里，将精神上的忧郁和过敏密闭起来，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外表，使自己一步一步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滑稽逗笑的畸形人。
无论如何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于他们所说的那种“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总而言之，不能有碍他们的视线。我是“无”，是“风”，是“空”。诸如此类的想法日积月累，有增无减，我只能用滑稽的表演来逗家人们发笑，甚至在比家人更费解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面前，也拼命地提供滑稽小丑的逗乐服务。
夏天，我居然在浴衣外面套上一件鲜红的毛衣，沿着走廊走来走去，惹得家里人捧腹大笑，甚至连不苟言笑的兄长也忍俊不禁：
“喂，阿叶，那种穿着不合时宜哟！”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怜。是啊，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是那种不知冷暖，以致于会在大热天里裹着毛衣四处窜动的怪人呐。其实，我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了两只手臂上，让它们从浴衣的袖口中露出一截，以便在旁人的眼里看来，我身上像是穿了一件毛衣似的。
我的父亲在东京有不少公务，所以，他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一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回到家里时，总是给家中的人，甚至包括亲戚老表们，都带回很多的礼物。这俨然是父亲的一大嗜好。某一次，在上京前夕，父亲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里，笑着一一问每个小孩，下次他回来时，带什么礼物才好，并且把孩子们的答复一一写在了记事本上。父亲对孩子们如此亲热，还是很罕有的事情。
“叶藏呢？”
被父亲一问，我顿时语塞了。
一旦别人问起自己想要什么，那一刹那反倒什么都不想要了。怎么样都行，反正不可能有什么让我快乐的东西——这种想法陡然掠过我的脑海。同时，只要是别人赠与我的东西，无论它多么不合我的口味，也是不能拒绝的。对讨厌的事不能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事呢，也是一样，如同战战兢兢地行窃一般，我只是咀嚼到一种苦涩的滋味，因难以明状的恐惧感而痛苦挣扎。总之，我甚至缺乏力量在喜欢与厌恶其间择取其一。在我看来，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性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造成了我自己所谓的那种“充满耻辱的生涯”。
见我一声不吭，扭扭捏捏的，父亲的脸上泛起了不快的神色，说道：
“还是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里，有一种狮子卖，就是正月里跳的狮子舞的那一种呐。论大小嘛，正适合小孩子披在身上玩。你不想要妈？”
一旦别人问起我“你不想要吗”，我已是黔驴技穷了，再也不可能做出逗人发笑或是别的什么回答了。逗笑的滑稽演员至此已是徒有虚名了。
“还是书好吧。”长兄一副认真的表情说道。
“是吗？”父亲一脸扫兴的神色，甚至没有记下来就“啪”的一声关上了记事本。
这是多么惨痛的失败啊！我居然惹恼了父亲。父亲的报复必定是很可怕的。眼下如果不想想办法，不是就不可挽回了吗？那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一边打着冷颤，一边思忖着，然后蹑手蹑脚地站起身走向客厅。我来到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桌子旁边，打开抽屉取出记事本，啪啦啪啦地翻开，找到记录着礼物的那一页，用铅笔写下“狮子舞”后才折回去睡了。对于那狮子舞中的狮子，我提不起一星半点的欲望，毋宁说倒是书还强一点。但我察觉到，父亲有意送给我那种狮子，为了迎合父亲的意志，重讨父亲的欢心，我才胆敢深夜冒险，悄悄溜进了客厅。
果然，我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手段取得了预料之中的巨大成功。不久，父亲从东京归来了。我在小孩的房间里听到父亲大声地对母亲说道：
“在商店的玩具铺里，我打开记事本一看，嗨，上面竟然写着〃狮子舞〃。那可不是我的字迹呢。那又是谁写的呢？我想来想去，总算是猜了出来。原来是叶藏那个孩子的恶作剧哩。这小子呀，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嗤嗤笑着，默不做声，可事后却想要那狮子想得不得了。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呐。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自个儿却一板一眼地写了上去。如果真是那么想要的话，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所以呀，我在玩具铺里忍不住笑了。快把叶藏给我叫来吧。”
我把男女佣人召集到房间里，让其中的一个男佣胡乱地敲打着钢琴的琴键（尽管这是偏僻的乡下，可在这个家里却几乎配备了所有的家什）。我则伴随着那乱七八糟的曲调，跳起了印第安舞蹈供他们观赏，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哥则点上镁光灯，拍摄下了我的印第安舞蹈。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从我围腰布的合缝处（那围腰布不过是一块印花布的包袱皮罢了），竟露出一个小雀雀。顿时这又引来了满堂的哄笑。或许这也可以称之为以外的成功吧。
每个月我都定购不下十种新出版的少年杂志，此外，还从东京邮购了各种书籍，默默地阅读。所以，对麦恰拉克恰拉博士呀，纳蒙贾博士呀，我都颇为熟悉。并且对鬼怪故事、评书相声、江户笑话之类的东西，也相当精通。因此，我能够常常一本正经地说一些滑稽的笑话，令家人捧腹大笑。
然而，呜呼，学校！
在学校里我也开始受到了众人的尊敬。“受人尊敬”，这种念头本身也让我畏葸不已。我对受人尊敬这一状态进行了如下定义：近于完美无缺地蒙骗别人，尔后又被某个全智全能之人识破真相，最终原形毕露，被迫当众出丑，以致于比死亡更难堪更困窘。即使依靠欺骗赢得了别人的尊敬，无疑也有某个人熟谙其中的真相。不久，那个人必定会告知其他的人。当人们发觉自己上当受骗后，那种愤怒和报复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即使稍加想象，也不由得毛发竖立。
我在学校里受到众人的拥戴，与其说是因为出生于富贵人家，不如说是得益于那种俗话所说的“聪明”。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常休学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曾经卧床休息过一学年。尽管如此，我还是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搭乘人力车到学校，接受了学年末的考试，殊不知比班上所有的人都考得出色。即使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也毫不用功，纵然去上学，也只是在上课的时间里一直画漫画，等到下课休息时，再把它们展示给班上的同学看，说明给他们听，惹得他们哄堂大笑。而上作文课时，我尽写一些滑稽故事，即使受到老师的提醒，也照写不误。因为我知道，其实老师正悄悄地以阅读我的滑稽故事为乐呢。有一天，我按照惯例，用特别凄凉的笔调描写了自己某一次丢人现眼的经历。那是我跟随母亲去东京的途中，我把火车车厢里通道上的痰盂当成了尿壶，把尿撒在了里面（事实上，在去东京时，我并不是不知道那是痰盂才出的丑，而是为了炫耀小孩子的天真无知故意这么做到）。我深信，这样的写法肯定能逗得老师发笑。所以就轻手轻脚地跟踪在走向教员休息室的老师背后。只见老师一出教室，就从班上同学的作文中挑出我的作文，一边走过走廊，一边开始读了起来。他“嗤嗤”地偷偷笑着，不久便走进了教员休息室。或许是已经读完了吧，只见他满脸通红大声笑着，劝其他老师也立即浏览一遍。见此情形，我不由得心满意足。
淘气鬼的恶作剧。
我成功地让别人把这视为“仅仅是一个淘气鬼的恶作剧罢了”。我成功地从受人尊敬的恐惧中逃离了出来。成绩单上所有的学科都是十分，唯有品行这一项要么是七分，要么是六分，这也成了家里人的笑料之一。
事实上，我与那种淘气鬼的恶作剧本质上是恰恰相悖的。那时，我被男女佣人教唆着做出了可悲的丑事。事到如今我认为，对年幼者干出那种事情，无疑是人类所能犯下的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行径。但我还是忍受了这一切，并萌生了一种感觉，仿佛由此而发现了人类的另一种特质似的。我只能软弱地苦笑。如果我有那种诉说真相的习惯，那么，或许我就能够毫不胆怯地向父母控诉他们的罪行吧，可是，我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一点也不指望那种“诉诸于人”的手段。无论是诉诸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诉诸警察，或是政府，最终难道不是照样被那些深谙世故之人强词夺理击败了吗？
不公平现象是必然存在的。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事实。本来诉诸于人就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依旧对真实的事情一言不发，默默忍耐着除了继续扮演滑稽逗笑角色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嘲笑道：“什么，难道不是对人类的不信任吗？嘿，你几时当上了基督教徒？”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与宗教之路直接相通。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难道人们不都是在相互怀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的吗？记得自己小时候，父亲所属的那个政党的一位名流来到我们镇上演说，男佣人带着我去剧场听讲。听众密密匝匝地挤在那里，我看见了镇上所有与父亲关系密切的人的面孔。这使我兴奋不已。演讲结束后，听众们三五成群地沿着雪夜的道路踏上了归途。信口开河地议论着演讲会的不是，其中还掺杂着一个和父亲过从甚密的人的声音。那些所谓的“同志们”用近乎愤怒的声调大肆品头论足，说什么我父亲的开场白拙劣无比，那位名人的演讲让人云里雾里，不得要领等等。更可气的是，那帮人居然顺道拐入我家，走进了客厅，脸上一副由衷的喜悦表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当母亲向男佣们问起今晚的演讲会如何时，他们也若无其事地回答说，“真是太有趣了。”而正是这些男佣们刚才还在回家的途中叹息说：“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了。”
而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相互欺骗，却又令人惊奇地不受到任何伤害，甚至于就好像没有察觉到彼此在欺骗似的，这种不加掩饰从而显得清冽、豁达的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人类生活中比比皆是。不过，我对相互欺骗这类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依靠扮演滑稽角色来整天欺骗人们。对于那种教科书式的正义呀、道德之类的东西，我不可能抱有太大的兴趣。在我看来，倒是那些彼此欺骗，却清冽而开朗地生存着，抑或是有信心清冽而开朗地生活下去的人，才是令人费解的。人们最终也没有教给我其中的妙谛。或许明白了那些妙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