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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拐角处，是一家只有四只桌子的名叫“宏新”的餐馆。在楼道的隐蔽处，有扇写着“店主自用”的门，我和哥哥相信，一到晚上，强盗们就会从这扇门后出现。旅游者们从来不上宏新去，因为那里的菜单只有中文字而没有英文。曾经有过一个高加索旅游者，硬要我和同伴们在宏新的橱窗前摆好姿势拍照，橱窗背景是一只浓油重酱的烤鸭。拍完照，我向他介绍宏新餐馆。他问我那里有些什么菜，我就大声数说着：“猪内脏、鸭脚掌，还有章鱼肫……”然后我和伙伴们笑着跑开了。
我们逃到中国宝石公司的门洞里，担心他会追上来。
我妈为我取名薇弗莱，就是以我们住的街名命名的。薇弗莱·龚，是我用在文件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在家里，我叫“妹妹”。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而且最小。
每天上学前，总是母亲替我梳的头，她把我的浓黑的头发绞得紧紧的，编成两根硬扎的辫子。那日，当她又用那把尖齿硬木梳对付我的头发时，我生出一个要小小捉弄她一番的念头。
“妈，什么叫中国式的折磨？”妈只是摇摇头，她嘴里衔着一只发夹。然后她用水沾湿自己双掌，把我耳后的发丝抿平，再夹上发夹，尖尖的发夹扎得我头皮生疼。
“谁这么说的？”她问我，丝毫没有表示出对我的捣乱的斥责。我耸耸肩说：“我们班上的男孩子们都这么说，他们说做中国人最苦了。”
“中国人最能干了，”妈妈言简意赅地说，“中国人会做生意，还有中医和国画，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美国人才懒惰呢。中国人肯吃苦。”
我哥哥文森特有一副棋子。在小街尽头，是第一中国浸礼会，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上那教堂去。教会的妇女们，就向我们分发圣诞礼物。
圣诞老人由一个教会的人扮演。他穿着圣诞老人的长袍，套着硬纸板做的飘着棉花球的白胡子。待轮到我时，我很认真地回答了圣诞老人的种种提问，以至众人都以为我还太小，以为我相信他真的是那个给孩于带礼物来的圣诞老人。其实我只是装傻，不露声色。当圣诞老人问我几岁时，我当下就在心里估量：按美国算法，我是七岁，但中国历法，我八岁了。于是我便回答道：我生于1957年3月17日。这个回答显然很使他满意。于是，他又挺认真地问我，我是否愿意做个乖孩子，信奉耶稣，听父母的话。我知道他喜欢怎样的回答，便一一顺着他的心思很认真地回答了。
孩子们都急不可待地打开他们得到的礼物。我早就知道，大包头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子，得到一大件礼物，打开一看，不过是一本有关《圣经》人物的画册。而另一个女孩子，选择了一小件礼物，结果是瓶香水。还有，礼物盒里的声响也很要紧，一个小男孩子选中了一份，晃起来会叮当响的礼品，他以为里面一定塞满了一角和五分的镍币，结果打开一看，那只是个锡制的地球形储钱罐，他一下子很失望，结果挨了她妈一个耳刮子后，快快地跟着她走了。
轮上我抓礼物时，我便小心地用手指触摸着余下的各种礼品，试试它们的分量，估摸里面的内容。最后，我选中了一件沉甸甸的、用闪亮的锡纸包着、扎着红缎带的礼物。我没选错，那是一排十二色的、圆圈状的棒糖，我满意地摆玩了半天。哥哥温斯顿也选得挺聪明，他摸到一盒塑料插板，并附有一张说明书，可以按说明书指示，搭出一艘二次大战时期的潜水艇。
另一个哥哥文森特，则摸到一副棋。那应该说是一份很相宜的圣诞礼物，只是很明显是一副用过的旧棋子，而且还缺少一个黑兵和一个白骑士。我母亲有礼貌地感谢了这位不知姓名的赞助人：“太破费了！”这时，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对我们全家颔首微笑着：“圣诞快乐！”
但一到家，母亲就要文森特把棋子扔了：“她自己不要了，倒塞给我们！扔掉，我们又不是捡垃圾的。”她生气地说着。哥哥们装聋作哑，只见他们已兴致勃勃地把棋子摆开，一边参阅着已给翻旧了的说明书玩了起来。
整整一星期的圣诞假期间，我就看着温斯顿和文森特下棋，我只觉得那棋盘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它比草药铺里老李的那些怪草药更吸引人。哥哥们下棋时的表情是那样认真严肃，这令我相信，这场游戏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奥妙，比宏新餐馆里那扇幽暗神秘的小门，更富有刺激。
“我也来，我也来！”当哥哥们其中一个沮丧地叹气，而另一个则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时，表示一局棋已告一段落了，我便乘机恳求着。文森特起初不肯让我参加，直到我贡献出两颗圆圈形糖果来填补缺少的两枚棋于后，他才答应。他选了一颗樱桃糖作黑兵，选了颗薄荷糖作白骑士，凡吃棋者，就可把它真的一口吃下去。
文森特开始教我下棋的规则：“这里一共十六只棋子，我也是十六只。喏，皇帝或皇后，两个相士，两个骑士，两个炮座，还有八个兵。兵第一步只能往前走，然后，他们能连走两步……”
“为什么他们只能走两步，不能走更多？”我摆弄着自个的兵问。
“因为他们是兵！”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们非得走十字步才能吃一个子？为什么棋子里没有女人和小孩？”
“为什么天是蓝色的？你总问这些傻问题！”文森特说，“这是一种游戏规则，又不是我定出来的。喏，看这本说明。”他手里拿着那“兵”，将说明书翻到有关“兵”的那一页：“兵p—a—w—n，兵，你自己去看。”
正在一边做面团的母亲，拍拍手中的面粉，说：“给我看看！”她接过说明书粗略地浏览一番做出一副漫不经心地样子。
“这种美国规矩！”她不置可否地付之一笑。“每个人来到异国他乡，首先都得遵守当地的规矩。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裁判便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滚回去。他们并不跟你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你问，他们说不知道，你自己去琢磨吧！其实他们是心中有底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拿着棋子，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奥妙。”说着，她狡黠地一笑。
从此，我认真地钻研着棋艺，翻资料，查字典，还去唐人街的图书馆去啃各种有关棋艺的书籍。
终于，我领悟了其中的不少奥妙，如何开棋？进而如何控制全局？一个好棋手，每考虑走一步，总要想到以后的三步四步，目光要远，而且得学会忍耐和不露声色，要会先发制人。我开始学会在棋盘前聚精会神，每走一个子，都三思而行，考虑它的后果。
同时我也从中得到启迪，我不应该大披露自己的“为什么”，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嘛。这是棋艺，下棋的诀窍，但也是处世行事的准则。然而你必须不露声色，不露声色。
这个由六十四块黑白方格构成的世界，于我，有着无穷的魁力。我自己动手仔细绘了个大棋盘钉在床头墙上，每晚躺在床上，我便会对着棋盘再琢磨一番。很快地，我不必再拿糖果来换取一次下棋的机会，但我却找不到一个下棋的对手。我的两个哥哥明确向我表示，他们更愿意在放学后，穿上hopalong牛仔服上街去转圈子，而不愿与我下棋。
二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穿过那小路尽头的场地，那儿聚集着一群老年人，正在观看两个人下棋。我飞奔回家，取来了文森特的那副用橡皮筋扎着的棋子，并且没有忘记带上两颗水果糖去顶那两个棋子的缺。我回到场地上，走近一个正在观看下棋的先生。
“下棋吗？”我问他。他双眼睁得老大，然而当看见我手臂下夹着的棋盒，他笑了。
“小姑娘，我已有好久没玩布娃娃了。”说着，疼爱地瞥了我一眼。我马上挑战似地把棋子拿出来，在他面前摆好阵势。
这位老伯，他让我这样称呼他，他的棋艺可比我两个哥哥要强多了，我在他手里败了好几局，自然也损失了不少水果糖，但我自己觉得，我又得到了许多关于下棋的新的窍门。老伯教给我不少花招：什么“暗度陈仓”，“投石落井”，“突然袭击”，“背部捅刀”，“迷魂阵”，“杀人不见血”……
下棋也有许多君子协定：吃进的棋子要排得整整齐齐，不到时机，不要叫“将”，还有输棋后，不要赌气把棋子一扔，因为事后还得你自己把它捡起来，而且还得向对方道歉。到了夏末，老伯已解尽所有，几乎传尽了他全部本事，我的棋艺更高明了。
当我在那小广场上下棋时，我周围会围上一堆中国人和旅游者，连我母亲也会加入其中。她会以中国式的谦虚对众人解释着：“这小姑娘，只是碰巧而已！”
其中一位先生向我妈建议，送我去参加市里的棋赛。妈妈莞尔一笑，模棱两可地晃了晃脸。我心里痒痒的，很希望妈妈能同意，但嘴上却一句没有吭。我知道她不会同意让我在陌生人中下棋，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故意主动表示，我不想参加市里的比赛，他们那种美国规则我也不大熟悉，万一输了，那可丢脸了。
“又没人硬拖你去，你如此畏畏缩缩的才丢脸呢！”妈说，言下之意，她是同意我去的。
第一次参赛时，妈陪着我坐在第一排上等着，我不住地抖动着双腿，因为汗水已沾湿了座椅上的金属支架。待叫到我名字时，我一下蹦了起来。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块红玉，火红火红的，这是她的吉祥物。“祝你好运气。”她轻声说着，把王塞进我口袋里。我抬眼看了下我的对手：那是一个奥克兰男孩，约十五六岁，只见他皱着鼻子，多少有点不屑地打量着我。不过马上，他就从我视野里隐去了，眼前，只有我的白棋，他的黑棋，两阵相对。一阵清风拂过我的耳际，只有我听得懂它跟我说的是什么。
“从南边起攻。”它轻声传授着我，“来无影，去无踪，给对方个出其不意。”我步步设营，沿着自己开辟的路线向对方挺进。好比风吹过树叶，观众席上发出阵阵沙沙声。“静一点，静一点。”有人责备地向四周发出警告。我屏声息气，步步深入。清风在我耳边刮得强烈：“从东边诱敌深入。”对方果然步调有点乱了。
“乘胜追击。追！追！他已昏头昏脑了。”那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风，越刮越烈，最后，如风卷残云，一声“将”，顿时风止云静，只听见自己平缓的呼吸声。
妈妈将我捧回的第一个奖杯，放在一副新的塑料棋边，这副棋是邻居送我的。
妈用软布轻轻拭净两只棋子，一边说：“下次赢得再出色点，再少给吃掉些棋。”
“妈，这与失却多少棋无关。”我说，“有时，就得丢卒保帅嘛。”
“最好还是尽量少让对方吃掉些棋子。”
在又一次的赛棋中，也是我赢了。我母亲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还是说：
“这次你丢了八只棋子，上次是十一个。你已经进步了。不过最好再少丢几个。”她说得我很不耐烦，但我又不能和她说什么。
我的名气越来越响，参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场场都赢。楼下的中国糕团店，将我的不断增多的奖杯，与那些积满灰尘的糕团模型一起陈设在橱窗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