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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二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
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
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
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
“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
“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
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
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气、手势、表情和眼神来帮助，有时，她卡住了，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南腔北调地：“说——不——出——了。”这时，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出来。
“我想，你妈的意思是，她累了。”当妈显得有点沮丧时，他便会这样说。
而当妈烧出一只可口的菜肴时，他又会那样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家，有着全国最好的管家婆。”
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处时，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那些我父亲根本想不到的话。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
当她认为我已经可以独自上学而不用接送时，便叮嘱我：“你只能两点一线，学校到家，别的地方不准乱逛。”
“为什么？一我问。
“你不懂。”
“为什么不懂？”
“因为我还没把它们灌入你脑袋。”
“为什么不灌给我？”
“天呀！这让我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太怕人了。那种坏男人会把你从大街上掠走，再把你卖给别人，待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然后孩子的尸体会在垃圾筒里被发现。以后呢？你就会进监狱，最后死在里面。”
我知道她又在胡编乱造了。但我也学会了编造，特别有时，当她必需要我为她做一些翻译时。比如那天在一家食品店，她将鼻子伸到打开的罐头里，边上一个男人对她叫喊着。这令我十分尴尬。“他讲的什么意思？”妈问我。我便哄她：他说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还有一次，学校发来一张有关接种防止小儿麻痹症的通知，我除了将上面的时间和地点译给她听以外，还擅自夹了点私货，我说学校规定，全校学生都必需用金属饭盒，因为纸袋会传染小儿麻痹症。
三
一天，父亲骄傲地宣布：“我开始上升了！”那是指，他被提升为服装厂的推销部经理。“这下，你妈可要高兴死了。”
我们的确情况好转了。我们跨过海湾区，来到旧金山，而且上了山，搬到北部海边，一幢公寓，并且有了个意大利邻居。那边的人行道特别陡峭，每天从学校到家，就得爬一段坡，那年我十岁。我希望，从此可以将一切恐惧留在奥克兰了。
那是一幢三层楼公寓，每一层有两户人家。房子外壁覆着一层白色拉毛水泥贴面，垂着金属的火警安全梯，但里面的设备却是陈旧的。玻璃窗格的门，通向散发出一股霉气的门道，那里的传话器密密麻麻挤着整整一幢住户的名字。安德森、海曼、南茜、苏茜斯和我们圣克莱尔家，一派典型的大杂院腔调。我们住在二楼，包围在烧菜的油味和上下楼的脚步声之间。我的卧室面向马路，夜里，我想象得出马路上是怎样的一副情景：汽车喘着大气挣扎着爬上陡峭的坡路，马路上聚集的夜游神们嬉闹着，抽着烟，高声说笑着：“怎么，人都到齐了？”然后是警察的吆喝声，接下来，是救火车的警号，马路上还传来一阵女人的咆哮：“你这个丘八，狗！静下来。”这一切成了我每晚的催眠曲，我很快入睡了。
妈却看不顺眼这幢公寓。最初我还没觉察，刚搬进去时，她忙着收拾，几乎花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安排停当。这不久后的一天，她带我出去，刚走到车站，就给一个男人吓了一下。
那是个红脸中国人，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好像与他的同伴走失了。当他的浑浊的布满眼屎的眼睛转向我们时，立时停下来，直直地伸出双臂，乱嚷乱叫着：“我总算找到你了，苏茜斯，我梦中的情人。嗨！”说着，他便咧开嘴，张开双臂向我们扑来。妈立时放开我，双手护住自己前胸，好像她是赤裸裸的。就在妈松开我的一瞬间，我便拼命地尖叫着。那男人越来越逼近我，直到另外两个男人上来，嬉皮笑脸拽住他：“乔，得了，看在基督份上，别吓着了她们。”
从此不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进出商店，妈总是紧张得发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我被她捏得生疼。一次，当她暂时松开我的手，从钱包里掏钱去账台时，我便拔腿往糖果柜边溜，但她马上又一把将我揪回来。我知道那一眨眼间，她很抱歉未能拴住我。
待回到家里，她把罐头和蔬菜一一置好。忽地，她似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便将两边搁板上的罐头对调了一下。接着，又快步走到起居室里，将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
“你在干吗呀？”我问。
她用汉语说了一套什么不平衡，中国话叫“相克”。我想，她指的是视觉的不平衡，而不是感觉的不平衡。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沙发茶几，还有一轴中国画。
父亲下班一进门，就问：“怎么了？”
“妈正在重新调整家具，使房间看上去更漂亮一点。”我说。
但第二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她又在移动家具。我感到某种不祥之兆。
“你这是为什么？”我问道，希望她会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
可她只是用汉语嗫嗫自语着：“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吹回山脚，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
她又指着公寓的墙和门，说：“看这过道多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而厨房又直对着卫生间，因此你摄取的一切，都正好被冲走。”
“怎么了？这又怎样？”我问。
后来父亲对我解释道：“你妈正在练习如何把巢筑得更稳妥，”他说，“可怜天下慈母心呀，你长大了就懂了。”
我很纳闷，为什么父亲从不担忧什么？难道他是瞎子？为什么妈和我，能看到更多？
几天后，我才明白。那天放学回家，发现妈重新调整了我的卧室。我的床从窗边移到墙边，而原先我搁床的地方，放着一张旧的小床，我顿时明白了，妈一切不安和担心的关键，因为她怀孕了。她的危险点，有如一只膨胀的大气球一样脆弱易破。
“看，”爸面对小床对我说：“这就是你妈为之操心的小巢，忙活了一阵才置妥的小巢。”他对着小床，显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但他对我以后所目睹的，一直是浑然不觉。妈不知怎么搞的，常会径自撞到家具或墙上，这样东碰西撞的，好像根本忘了自己怀着孩子，好像是故意赌气。她从不谈及这个将出世的孩子。她满口讲的，老是有关她的担忧、不安、失重感，与别人的龈龋。这令我很为那腹中的孩子担心，他似被困在我妈的肚子和他的小床的夹缝中，孤单单地悬在其间。
现在，我的床是靠墙置放了，所以夜晚，我听到的再也不是大街上的声音，而是墙那头传来的声音。根据门道里蜂音器上标明的，墙那边，住着一家姓苏茜斯的。
睡在靠墙的床的第一晚，就听到墙那边，传来阵阵号叫，听起来，像是嘴被捂住而发出的号叫。那是个女人？还是女孩子？我把耳朵贴在墙面上，只听到一个女人怒气冲冲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女孩子的尖产申辩。霎时，好像这一切都冲着我来了，断断续续的。“我在跟谁讲话？”“你为什么要偷听？”“出去。”“还不如死呢。”
然后，又是一阵推操、殴斗和嚷嚷声，好像在厮杀，夹杂着尖叫。母亲对着女儿高举着手中的刀，准备将她肢解。先是扯去她的发辫，然后剥去头皮，拔去眉毛，再是双颊，一层一层地割下去，直到什么也不剩。
我把头埋伏在枕头里躺着，被耳里听到的和幻觉中的狂暴场面，吓得浑血打颤，连气都透不过来。一个女孩子给杀死了，那种种混乱骚动的声响，无可抵挡地传入我耳膜。我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四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恐怖。
可次日晚上，那个女孩似又复活了，她再次尖声号叫着，又是殴斗声，骚动声更刺耳了。女孩又一次置身在危险中。如此夜夜重演着。这时，墙上传来一个声音：这是一种最坏的征兆。它的恐怖之处在于不知道这一切将于何时结束。
那个吵闹不息的家庭，就是隔着门外的公共走廊，我也能听到他们的大嗓门。
“如果你再从楼梯栏杆上滑下楼，看我不把你头颈拧断。”那是个女人的咒骂声。随后，楼梯上一阵劈劈啪啪的猛力踩楼板的声音，有人下楼了。“别忘了把你爸的衬衣取回来。”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那时，我刚好关上自家公寓门出来，一手夹着几本书。猛一回头，发现一个高个子女孩正向我走来。因为太熟知那家的可怕的居家小节，以至当冷不丁与她面对面时，我竟吓得尖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