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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他的呼吸困难。他又笑又哭，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在发高烧说胡话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话里，我只能听懂这样两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说这两句话，好象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花园里，把他安顿在树荫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玛霞轮流守在他的身旁。他病了，而玛霞憎恶地瞧着他那苍白湿润的脸，说：“难道这些混蛋在我们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吗？这真可怕！这真可怕呀！”
那些农民惹得我们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在春天的几个月里，在我们渴望幸福的时候，我们却有多少次感到大失所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拟了一个能容纳六十个孩子的计划。地方自治局表示赞同，可是要她在库利洛甫卡村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有三俄里。顺便说说，库利洛甫卡村原有一所学校，包括我们杜别奇尼亚在内的四 个村子里的孩子们都上那儿去读书；可是这学校又旧又小，在那儿的朽烂地板上走路已经有危险了。三月底，按照玛霞的心意，她被委派为库利洛甫卡村学校的管理人，四月初我们三次召集会议，劝告农民说，他们的学校又小又旧，非修建新学校不可。地方自治局派人到场，国民学校的学监也来了，他们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围住我们，要我们请他们喝一大桶白酒。我们被人群围住，觉得很热，很快就被搞得精疲力竭，回家的时候心里很不痛快，有点发窘。最后农民们总算给学校拨出一块地，而且答应用自己的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在种完春播作物后的头一个星期日，他们就从库利洛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车去运砖回来奠地基。
天刚亮他们就动身，可是直到天黑才回来；那些农民喝得醉醺醺的，说是他们累得要命。
仿佛老天故意捣蛋似的，整个五月一直下雨、阴冷。道路坏了，泥泞不堪。从城里回来的大车通常顺路驶进我们的院子里，这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门口出现一匹马，叉开前腿，大着肚子，在把车拉进院子以前先埋下头去；接着，一辆大车便慢慢地驶了进来，车上装着一根十二俄尺①长的圆木，看上去又湿又滑。车子旁边走着一个农民，因为有雨而把衣服裹紧身子，上衣的前襟掖在腰带里，他径自走着，眼睛不看脚底下，也不绕过泥塘。……随后又出现一辆大车，上面装着薄木板，然后又是一辆，装着圆木，紧跟着是第四辆……正房前面那块空地渐渐挤满了马匹、圆木、木板。农民和包着头、把连衣裙的底襟掖起来的农妇气冲冲地瞧着我们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来，传来粗野的咒骂声。莫伊塞站在一旁，我们觉得他看见我们受到侮辱而在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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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小说全集——１０
①旧俄长度单位，１俄尺等于０。７１米。
“我们再也不运了！”农民们喊道。“我们累坏了！让她自己去运吧！”
玛霞脸色发白，惊慌失措，以为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房子里来了，就打发人送出半桶酒去，这以后吵闹声才平息，长长的圆木一根接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准备到建筑工地去，我妻子发慌了，说：“农民们凶得很。他们恐怕会对你胡搅蛮缠。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块儿坐车到库利洛甫卡村去，在那儿木工们要我们给酒钱。木架已经搭好，是奠基的时候了，可是泥水匠还没来，只好停工，木工们抱怨起来。后来泥水匠总算来了，但又发现没有沙土，不知怎的，大家竟忘了这儿要用沙土。农民们利用我们束手无策的处境，运一车沙土要三十个戈比，其实，从工地到河边装沙土还不到四分之一俄里。他们一共要运五百多车才够用。误会啦，谩骂啦，纠缠啦，闹个没完，我妻子生气，泥水匠们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说：“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给我运来沙土，我就一下子给你派十个人来，两天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
沙土运来了，然而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是一条沟，张开着大口。
“这简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
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维克托尔·伊凡内奇到我们这儿来了。他随身带来一只袋子，里面装着葡萄酒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觉，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们摇着头说：“可了不得！”
他来了，玛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向他讨主意。他饭后睡了一大觉，醒来心绪恶劣，对我们的农活批评一 通，还说他后悔买下杜别奇尼亚，因为它给他带来那么多损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玛霞脸上总是现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打着呵欠说，应当把农民揍一顿才对。
他把我们的婚事和我们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说这是任性，胡闹。
“她已经出过这一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玛霞。“有一回她自以为可以做个歌剧演员，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好家伙，单是电报费我就花了一千卢布。”
他不再象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象以前那样用赞许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说：“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预言，不过您的下场好不了！”
玛霞夜间总睡不好，老是坐在我们卧室的窗前想心思。吃晚饭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脸。我心里难过。天一下雨，每颗雨点都象小子弹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玛霞面前，替天气赔罪才好。农民们在院子里闹，我也觉得自己有罪。我往往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想着玛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凡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喜欢安静地坐在书房里，喜欢长时间地看书，研究点什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识却使我们惊奇，她的主意全都合用，没有一 个在农业管理中是无益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优雅，多么和善啊，只有受过极好的教育的人才会这样！
对这个具有健康、清醒的头脑的女人来说，我们现在那种杂乱的生活环境以及种种琐碎的烦恼和争吵是痛苦的。我明白这一点，因此我晚上就睡不着觉，苦苦思索，眼泪涌上了我的喉头。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坐车进城，给玛霞买来书籍、报纸、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儿捕鱼，接连几个钟头淋着雨，在齐脖子深的冷水里走动，想捉到一条江鳕，给我们的饭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们不要闹，请他们喝酒，用钱收买他们，对他们许下种种诺言。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后雨总算停住，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见露珠在花朵上闪光，鸟儿和昆虫发出各种闹声，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花园、草场、河流都那么美；可是这时候我却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玛霞坐一 辆轻便马车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车，我坐在她后面；她的肩膀微微耸起，风戏弄她的头发。
“靠右边走！”她对迎面来的人嚷道。
“你很象赶车的，”有一次我对她说。
“有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车的。你不知道吧？”她回转身来问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车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
“谢天谢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谢天谢地！”
可是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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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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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医师布拉果沃骑着自行车来了。姐姐也开始常常到这儿来。我们又谈体力劳动，谈进步，谈在遥远的未来等待人类的、神秘的未知数。医师不喜欢我们的农活，因为它妨碍我们争论，他说耕耘、收割、放牧之类的工作不值得自由人去做，人类逐渐会把所有这一类粗鄙的生存斗争交给牲畜和机器去进行，而他们自己专门致力于科学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让她早点回家去，要是她在我们那儿待得晚了，或者留下过夜，她就会一直心神不定。
“我的天，您简直还是个孩子！”玛霞用责备的口气说。“是啊，这简直可笑。”
“不错，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说，“我承认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没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老是觉得好象我做错了事似的。”
到了割草的时候，我由于不习惯而周身酸痛。傍晚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坐在露台上聊天，谈着谈着忽然睡着了，大家就大声笑话我。他们把我叫醒，将我安顿在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我睡意蒙眬，好象在昏迷的状态中见到那些灯火、人脸、菜碟，听人们说话却什么也听不懂。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镰刀来，或者到建筑工地去，工作一整天。
遇到节日我留在家里，就会发现我妻子和姐姐瞒着我什么事，甚至仿佛在躲避我。妻子待我仍旧温存，不过她脑子产生了某种想法，而她不肯告诉我。毫无疑问，她对农民的气忿正在增长，对她来说生活变得越来越沉重，然而她却不再向我抱怨。如今她倒乐意跟医师谈话，却不大乐意跟我谈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省里有一种风俗，遇到割草和收粮食的季节 ，每天傍晚工人们总会走到主人的院子里来，主人就请他们喝白酒，连年轻的姑娘也喝一杯。我们没有照这风俗做。割草人和村妇们就在我们院子里等酒喝，一直站到天黑，然后一边骂着，一 边走出去。在这种时候，玛霞就严厉地皱起眉头，一声不响，或者气忿地低声对医师说：“野人！贝琴涅格人①！”
在乡村里就跟在学校里一样，新来的人总是受到无礼的、甚至敌意的对待。我们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起初人们把我们看做头脑简单的傻瓜，认为我们买下庄园只是因为有了钱没处用罢了。他们笑我们。农民把牲口放进我们的树林里，甚至放进我们的花园里来。他们把我们的奶牛和马赶到他们村子里去，然后走来要求赔偿，说是踏坏了他们的庄稼。他们成群结伙地到我们院子里来，大声嚷嚷，说我们在割草的时候侵入了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什么贝谢耶甫卡村或者谢明尼哈村的地界。我们还不很清楚我们的地界，因此听信了他们的话，付了罚款；可是事后查明，我们没有把割草的地段弄错。我们树林里的小菩提树被人剥掉了树皮。有一个杜别奇尼亚的富农没有牌照私卖白酒，他买通我们的雇工，大家一块儿用最奸诈的方式欺骗我们，把大车上的新车轮换成旧车轮，把我们耕田用的马轭弄到手再转卖给我们，等等。然而最可气的是在库利洛甫卡建筑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儿，村妇们每天夜里偷木板、砖头、瓷砖、铁，村长带着证人到她们家里搜查，村会罚她们每人两个卢布，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