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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跟她结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下来，街上渐渐没有行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大门打开，出现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顺着我们的街道驶去，一路上小铃铛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该睡觉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砖砌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三十年来父亲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得既然我不是住在一 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屋里去吃饭，那么父亲说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受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冷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积少成多”，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赛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尽情地哭泣，周身颤抖。
“你又辞职不干了……”她说。“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了解我才好，姐姐，你要了解……”我说。她一 哭，我就发急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那小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光，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钩钉样子怕人，它们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们吧！”姐姐坐起来说。“父亲非常伤心，我难过得简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问道，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用我们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请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列奥帕特拉！”我说，觉得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什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果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份上，米赛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就屈服了。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到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上去当差，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含着眼泪高兴地微笑，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
「注释」
①俄法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之一 。在此次战役中，俄军于莫斯科西部波罗金诺村附近挫败了拿破仑一世统率的法军。
②法语：上流社会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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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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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本城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戏、音乐会、活画表演①的爱好者当中，阿若京一家人可说首屈一指。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私人的一所房子里，总是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并且包揽一 切杂事和开销。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②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包括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平板的英国式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称呼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地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参加每次演出，经常为慈善事业出点力，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嬉笑，甚至在演出带歌唱的轻松喜剧的时候也没有现出丝毫快活的样子，而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脸相，好象会计在算帐似的。
我喜欢我们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闹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们总留我们吃晚饭。在选择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提台词，化装。我还负责制造音响效果，例如雷鸣、夜莺的啼叫等。由于我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象样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边，站在侧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那就是油漆活儿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凡诺夫，五十岁上下，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苍白，胸部凹陷，两鬓也凹进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说他即将离开人世，可是他卧床一个时候又起来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说：“我又没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萝卜），说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爱好戏剧，只要听说我们在筹备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谈话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规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 个钟头，所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已经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词。萝卜站在那儿，身上穿一件褪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鬓角靠在墙上，眼睛瞧着舞台，现出一种虔诚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时而走到这个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说几句好听的话。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着人的脸，小声说话，仿佛在说什么秘密的事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小声说。“我刚才跟穆甫卡太太谈迷信的时候，看见您走进来。我的上帝啊，我这一辈子都在跟迷信斗啊！为了要女仆相信她们的那些恐惧多么没道理，我偏偏老是点三支蜡烛，偏偏在每月十三日那天动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满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们这里的人的说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表演，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一直要等到她穿着漂亮的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 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排。她是从京城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见。她一面提意见，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宽容的微笑，大家看得出她把我们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说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象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经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台词，不料我的姐姐来了。她没有脱掉大衣和帽子，径直走到我面前，开口说：“我求求你，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就跟着她走。在后台的门口站着安纽达·布拉果沃。她也戴着帽子，帽子上带有黑面纱。她是法院副院长的女儿，这位副院长早就在我们城里任职，差不多在地方法院刚成立的时候就来了。他的女儿长得很高，身材匀称，因此大家认为她非参加活画表演不可，每逢她扮演菲雅③或者天神，她就羞得满脸通红；可是她不参加演剧，即使到排演场上来也只待一会儿，总是为了接洽什么事，而且不肯走进大厅里来。就是现在也看得出来，她待一会儿就要走的。
“我父亲替您说过了，”她冷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脸却红了。“陀尔席科夫答应在铁路上给您谋一个差事。请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感谢她为我奔走。
“您可以把这个还给他们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说。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声谈了大约两分钟，眼睛看着我。她们在商量什么事。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脸，小声说，“真的‘如果这事情弄得您放弃了正业，”她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过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给别人。别担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我向她告辞，很难为情地走了。我走下楼去，看见姐姐和安纽达·布拉果沃正走出去。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大概在谈我到铁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们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从没到排演场上来过，现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她生怕父亲知道，她没得到他的许可就到阿若京家里来了。
第二天十二点多钟，我到陀尔席科夫家里去。听差领我走进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那是工程师的客厅，又是他的工作室。
这儿一切东西都柔和，精致，对我这样没有看惯那些东西的人来说甚至显得古怪。这儿有贵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铜器、绘画、镀金的和长毛绒镶边的镜框；相片分散地挂在墙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脸容聪明、妩媚，姿态大方。客厅的门直接通到花园里，从阳台上望去，可以看见紫丁香，看见一张上面已经摆好餐具，准备开早饭的桌子，许多瓶酒，一束玫瑰花。
空中有春天的气息、贵重的雪茄烟的气息，总之是一派幸福的气息，一切都似乎极力想表明：这儿生活着一个人，他辛苦地工作过，终于得到了人间所能有的幸福。写字台旁边坐着工程师的女儿，她正在看报。
“您是来找我父亲吗？”她问。“他正在洗澡，马上就来。请坐。”
我坐下。
“您好象就住在我们对门吧？”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
“是的。”
“我因为闲得无聊，每天总是从窗口往外望，很冒昧，”她看着报说下去，“我常看见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么善良，庄重。”
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了。他用毛巾擦着脖子。
“爸爸，波洛兹涅夫先生来了，”女儿说。
“是啊，是啊，布拉果沃对我说过了，”他很快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您听我说，我能给您什么工作呢？我这儿有些什么样的职位呢？你们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接着大声说，听他的口气，好象在申斥我似的。
“每天总有二十个象您这样的人来找我，都以为我这儿有个机关！先生，我这儿只有铁路线，我这儿只有艰苦的活儿，我需要机械工、钳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你们却只会坐着写字，别的都不行！你们都是些耍笔杆的！”
从他身上，就跟从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样，冒出一股幸福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他又胖又健壮，脸颊发红，胸脯宽阔，洗得干干净净，穿着花布衬衫和肥腿的裤子，象是一个小孩玩的瓷制马车夫。他留着一圈卷曲的胡子，没有一根白头发。他长着鹰钩鼻和一双乌黑、发亮、坦率的黑眼睛。
“您会做什么事？”他接着说。“您什么也不会做！不错，我是工程师，生活富裕，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铁路以前我干过很长时间的苦差事，我做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当过两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想想看，年轻人，我该给您个什么差事呢？”
“当然，您说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