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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及其家属，这次是乘坐车国会礼宾船来的，船在码头上一直停泊到婚礼结束。同船来的还有许多名人，但他们在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中并没有被人注意。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礼物，以致不得不修复已被遗忘的第一座电厂的旧址来展出最令人赞赏的物品，其余的则全部送到鳏夫希乌斯原来的房子里去，那儿已收拾停当，只待新婚夫妇居住了。送给新郎的礼物是一辆折叠篷式汽车，并用哥德体文字在厂徽下边刻上了新郎的名字。送给新娘的是一盒可以供二十四个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支舞蹈队，两个华尔兹舞曲乐队，他们使许多地方的军乐队、许多头顶木瓜叫卖的女人以及在欢闹的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拉奏手风琴的人大为逊色。
维卡略一家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砖墙，棕榈叶屋顶，上边开有两个天窗。每年一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孵卵。房前的花坛上几乎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宽敞的院子里栽着果树，老母鸡咯咯地叫着跑来跑去。院子的尽头，孪生兄弟有一个猪圈，旁边有块杀猪石和肉案，自从父亲庞西奥．维卡略双目失明之后，这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这项生意先由彼得罗．维卡略开始经营，但是他去军队服役以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杀猪的本领。
一家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十分拥挤。因此，当知道婚礼的规模很大时，两个姐姐便打算借一所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她们想到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但是幸好我的父母坚持，两位老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女儿要么在我们的猪圈里结婚，要么不结婚。’”就这样，他们在原来米黄色的墙壁上又加刷了一层米黄色的墙粉，并整修了门窗。补平了地板，尽量使得它同那豪华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另外的地方，用生石灰把猪圈刷得干干净净，但是，即使如此，地方还是显得窄小。最后，巴亚多．圣．罗曼想出了主意，把院墙推倒，借用邻居的地方跳舞，搬出木匠的工作台让们坐枝叶茂密的罗望子树下用餐。
唯一料想不到的令人惊恐的事情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发生了，那是新郎引起的。他去找赫拉．维卡略时迟到了两个小时。而安赫拉．维卡略在新郎迎娶之前，拒绝穿结婚礼服。“你想想，”她对我说，“我甚至希望他不来，永远别让我穿新郎衣服。”她如此谨慎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讲，再没有比穿好结婚礼服站在众人面前等候新郎到来更难为情的了。可是，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却竟然蒙起了面纱，戴上桔花，这件事后来被人认为是对贞节象征的亵渎。唯有我母亲认为安赫拉．维卡略不惜一切将牌玩到最后是勇敢的举动。“在那个时候，”她对我说，“上帝是理解这类事的。”然而，至今谁也不知道巴亚多．圣．罗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出现，到他带着新娘从舞会上走掉时，一直是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圣地亚哥．纳赛尔玩得什么牌，也从来不得而知。从教堂到舞会，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兄弟路易斯．恩里盖，我们谁也没有看出他的举动有任何反常。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度假，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之间会存在什么秘密，更不必说那么大的秘密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最高兴的时刻是在他死之前，当时他在估算着婚礼花销的数目。在教堂里，他说单就装饰鲜花而言就相当于十四个第一流葬礼的花费。这一精确的估计，多年来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时常对我讲，在他看来，室内鲜花散发的香气是与死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天在走进教堂时，他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不要鲜花，”他对我说，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不得不为他操心废除鲜花。在从教堂去维卡略家的路上，他数着装饰街道的五彩缤纷的花环，估算着乐队的开销，鞭炮的支出，以及舞会上为欢迎我们而撒下的那么多米粒要花多少钱。在中午蒙眬的气氛中，新婚夫妇绕院子转了一圈。巴亚多．圣．罗曼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正如当时所说的，是酒肉朋友，他在我们的餐桌上，看上去非常高兴。安赫拉．维卡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穿着的缎子衣裳已被汗水湿透，竟这么快就呈现出了一副已婚女子的容貌。圣地亚哥．纳赛尔估计着，并且把自己计算的结果告诉了巴亚多．圣．罗曼，到那时为止，婚礼大约花了九千比索。显然，安赫拉．维卡略认为这样做是不礼貌的。“我母亲教育我决不能在别人提钱的事情，”她对我说。相反，巴亚多．圣．罗曼听了以后喜形于色，甚至有点自鸣得意。
“差不多，”他说，“但是我们的婚礼几乎是刚刚开始。到最后花的钱可能要翻一番。”
圣地亚哥．纳赛尔打算核实到一分钱不差，他的生命恰巧让他做完了这件事。果真，根据克里斯托．贝多亚第二天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死前四十五分钟在码头上向他提供的最后材料，证实了巴亚多．圣．罗曼的预言是精确的。
我决定根据别人的记忆把那次婚礼的情景一点一点地追记下来，因为我对当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家中多年来一直谈论着：为了向那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我父亲重新拉起了他年青时代的小提琴，我那修女妹妹穿着修道院看门人一样的教服跳了一个梅伦格舞，我妈妈的表兄弟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被人用官船带走了，免得第二天主教来时他在这里。在为这篇记事文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还附带得到了许多其他材料，其中包括对巴亚多．圣．罗曼的姐妹娇媚的回忆。她们穿着天鹅绒衣服，大蝴蝶翅膀样的东西用金丝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的羽冠和挂着战功奖章的胸甲更引人注目。许多人知道，在昏昏沉沉的欢闹中，我曾建议梅尔塞德斯．巴尔查和我结婚，而当时——正象十四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她刚刚读完小学。在那个令人厌恶的礼拜天，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老庞西奥．维卡略，他独自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方凳上。那是人们让他坐在那儿的，大概以为那是荣誉席，可来宾们碰到他时，都不知他的身份，因而要他换个地方，不要坐在那儿碍事。他把白发苍苍的脑袋摇得象个货郎鼓一般，由于刚刚失明不久，脸上露出变幻莫测的表情。他答非所问，人家没有向他表示问候，他也要回答一下。他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手握愈疮木手杖——那是为了婚礼特意给他买了，——虽然被人们遗忘了，但仍然感到幸福。
下午六点钟，正式仪式结束，贵宾们告辞而去。轮船上灯火通明，启航后，自动钢琴奏出动听的华尔兹舞曲还不断地传来。一时我们陷入犹豫不决的深渊之中，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我们重新互相认识对方，一齐投入那欢乐的人群之中时，才摆脱了这种犹豫不决的感觉。片刻之后，新郎新娘出现在敞篷汽车上，汽车艰难地在人群中边开路边前进。巴亚多．圣．罗曼燃放了鞭炮，喝了人群中递给他的一杯杯烧酒，并且和安赫拉．维卡略一起从车上下来加入狂舞的人群。最后吩咐由他出钱，让我们继续跳下去，能跳多久就跳多久，而后他带上恐慌不安的妻子到他日夜盼望的新居去了，也就是鳏夫希乌斯在其中幸福生活过的那幢房子。
众人大约在狂欢到半夜方才三三两两地散去，那时只有位于广场一侧的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铺子还开着。我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还有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去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去那儿的还有许多人，维卡略兄弟也去了。在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五个小时之前，两兄弟还在同我们一起喝酒，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唱歌。那时，这一独特的婚礼的余热尚未消失，因为从四面八方还传来一阵阵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直到主教乘坐在轮船汽笛长鸣之前的一刹那，那些声音还依稀可辨，只是越来越凄婉了。
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婚礼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在大女儿们帮助她稍稍收拾了一下以后，她才上床就寝，那时已是夜里十一时。大概十点钟的时候，还有些醉鬼在院子里唱着，安赫拉．维卡略派人来要放在卧室衣柜中盛私人衣物的那只小箱子，她母亲想给女儿一只盛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但是来人等不及了。当有人敲门时，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已经睡熟了。“门敲了三下，敲得很慢，”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令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不是好兆头。”她说她开门时没有开灯，免得吵醒别人。她看到巴亚多．圣．罗曼站在街灯下，身上的丝衬衣没系扣子，考究的裤子只是系了松紧吊带。“他脸色很难看，象是缺觉的样子，”普拉．维卡略对我母亲说。安赫拉．维卡略站在阴影中，因此，只是在巴亚多．圣．罗曼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拉到灯光下时母亲才看到她。她穿得劣质薄纱缎子衣服，浴巾一直裹到腰部。普拉．维卡略以为他们的汽车坠进悬崖，他们已经葬身于深涧了。
“天哪！”她吓坏了，“请告诉我你们真的还活着吗？”
巴亚多．圣．罗曼没有进屋，只是把妻子轻轻地推进门口，什么也没有说。随后，他在岳母普拉．维卡略的面颊上吻了一下，用一种低沉无力然而却是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她讲了话。
“谢谢您作的一切，妈妈，”他对她说，“您是个大好人。”
只有普拉．维卡略知道自己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可是直到死去她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我只记得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手没命地打我。她是那样的怒不可遏，我真以为她要把我打死，”安赫拉．维卡略这样告诉我。但是，这件事普拉．维卡略是偷偷做的，直到黎明来临，这场灾难结束之前，睡在另外屋子里的丈夫和大女儿们还一无所知。
孪生兄弟接近三点时回到家中，他们是被母亲紧急召回的。两个人看到安赫拉．维卡略趴在饭厅的一张沙发上，一脸伤痕，但是已经不再哭泣了。“我那时并不害怕，”她对我说。“相反，我感到象是完全甩掉了死神的纠缠，当时我唯一希望的是这一切赶快过去，以便躺下去大睡一场。”两兄弟中最果断者彼得罗．维卡略拦腰将她举起，让她坐在饭厅的餐桌上。
“喂，不要脸的，”他说，浑身气得发抖。“告诉我们也是谁。”
她没有拖延时间，几乎马上说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寻找着，第一眼就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那么多混杂的名字中找到了那个名字，并且用她那百发百中的标枪将它象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那样钉牢在墙壁上，对它的判决就这拉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