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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动去关心他。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他甚至不知道他拥有这种力量——如果他知道,就不会这样来对待大家了!”车尔尼霍夫斯基喝下一两杯白兰地后,情绪高涨起来。有时他会开始读自己创作的那些诗,诗中洋溢着欣喜与忧伤,使房间里的每个人与之一同伤心,或者为他伤心。他狂放不羁的举动、浓密的鬈发、杂乱的胡须,他所带着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并不都特别聪明,甚至不都是犹太人,但都很美丽,秋波荡漾,没少引起人们评头品足,刺激了作家们的羡慕之情——“作为女人我跟你说,”奶奶又发话了,“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错,比阿里克惯于坐在那里这样看他……看他带来的异族姑娘……倘若比阿里克能够像车尔尼霍夫斯基这样生活上一个星期,他情愿少活一年!”激烈争论涉及希伯来语言和文学的复兴、革新之局限、犹太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之关系、同盟会会员、意第绪主义者(约瑟夫伯伯,以争辩的语调,称意第绪语为“胡言乱语”,平静下来后称之为“犹太德语”)、朱迪亚和加利利地区的定居点、赫尔松或哈尔科夫犹太农民的老问题、克努特·哈姆孙和莫泊桑、强权与社会主义、女人和农业等诸多问题。
1921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四年后,敖德萨在红与白的血腥战争中历经数次权力交替,我爸爸也终于从女孩变成男孩有两三年之久,奶奶和爷爷以及两个儿子飞往维尔纳,当时维尔纳一部分领土归波兰所有(尚未属于立陶宛)。爷爷对共产主义者深恶痛绝。“别和我谈论布尔什维克,”他经常嘟哝,“咳,有什么呀,即使在他们掌权之前,在他们走进从人家那里抢来的房子之前,在他们梦想成为国家机器成员和人民委员之前,我对他们就了如指掌。我记得他们以前的模样,小阿飞、敖德萨港口地区的下等人、暴徒、恶霸、小偷、酒鬼和恶棍。咳,有什么呀,他们差不多都是犹太人,形形色色的犹太人,你有什么办法。但他们不过是出身于最纯朴家庭的犹太人——咳,有什么呀,市场上贩鱼的,我们一般称他们是紧紧粘在锅底上的沉渣。列宁和托洛斯基——什么托洛斯基,哪个托洛斯基,列夫·布隆施泰因,亚诺夫卡一个名叫多维多扒手的疯儿子——这群乌合之众披上了革命者的外衣,咳,有什么呀,穿皮靴,腰带上别着左轮手枪,像脏兮兮的大母猪穿丝绸裙。他们就这样走上大街,抓人,把财产充公,他们一喜欢上谁的房子或者女朋友,就把人家给杀了。咳,有什么呀,当然有一两个异族人跟他们干,也是底层出身,来自海港,渣滓,他们是群乌合之众,咳,有什么呀,一群穿臭袜子的乌合之众。”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年后,他对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这一态度也没有改变。以色列军队在“六日战争”中征服了耶路撒冷老城,几天后,爷爷建议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协助以色列,“非常尊敬,毛发无损,秋毫无犯”。让黎凡特阿拉伯人回归到他们的历史家园,他称之为“阿拉伯家园”:“就像我们犹太人回到咱们故乡一样,他们应该荣归故里,回到他们出生的阿拉伯家园。”简而言之,我询问,要是俄国人攻打我们,以使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免遭返回故里的艰难困苦,他认为该怎么办。他淡粉色的面庞气得通红,盛气凌人地吼道:“俄国!你说的是哪个俄国? 俄国已经不存在了,尿床的小东西!俄国不存在了!或许你在谈论布尔什维克?咳,有什么呀,从布尔什维克还在敖德萨港口地区,尚且无足轻重的时候,我就对他们了如指掌了。他们不过是一帮盗贼和群氓!锅底上的沉渣!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是大张旗鼓地虚张声势而已!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多么奇妙的希伯来人飞机,枪支,咳,有什么呀,我们应该派这些年轻小伙子和我们的飞机穿过彼得堡,大概来去各用两个星期,一枚利利索索的炸弹——我们以前就该对他们这样——一声巨响——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像脏棉毛,飞进了地狱!”“你认为以色列该轰炸列宁格勒吗,爷爷?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你听说过原子弹吗?听说过氢弹吗?”“都在犹太人的掌控之下,咳,有什么呀,美国人,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所有的新式武器都出自犹太科学家之手,他们必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和平呢?有实现和平的途径吗?”“有。我们得打败我们所有的敌人。我们得痛打他们,这样他们才会来向我们祈求和平——然后呢,咳,有什么呀,我们给他们和平。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毕竟,我们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诫,追求和平——咳,有什么呀,倘若需要,我们和巴格达讲和平,倘若需要,我们甚至和开罗讲和平。难道不应该吗?怎么会这样?”
十月革命、内战和红色胜利后的困惑、贫困、审查和恐惧,使敖德萨的希伯来作家们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四处逃散。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和他们的许多朋友一道在1919年年底乘坐“鲁斯兰号”前往巴勒斯坦,他们抵达雅法港口宣告了第三代阿里亚的开端。其他人从敖德萨逃往柏林、洛桑和美国。亚历山大爷爷、施罗密特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没有移居巴勒斯坦——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于是他们去了立陶宛,那里是克劳斯纳一家,爷爷、约瑟夫伯伯和拜茨阿里勒的父母二十五年前离开的地方。维尔纳依旧在波兰的统治之下,激烈的反犹主义在那里从未间断,一年年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和恐外症在波兰、立陶宛一直起支配作用。庞大的犹太少数民族对于被征服得服服帖帖的立陶宛人来说,仿佛是压迫者体制的代言人。边境那边,德国正遍布着新的、冷酷凶残的仇犹纳粹。在维尔纳,爷爷也是个生意人。他期待不高,从这儿买点什么到那里去卖,这中间有时候会赚些钱。他把两个儿子首先送进希伯来学校,继之送进传统的中学。大卫和阿里耶兄弟,不然就是叫作兹尤兹亚或者是罗尼亚,从敖德萨带来了三种语言:他们在家里讲俄语和意第绪语,在街上讲俄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办的幼儿园不得不讲希伯来语。这里,在维尔纳传统的中学里,他们又加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波兰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在大学欧洲文学系,学习了英语和意大利语,在闪语哲学系我爸爸又学了阿拉伯语、阿拉米语和楔形文字。大卫伯伯不久找到了一份教文学的工作,而我爸爸耶胡达·阿里耶1932年在维尔纳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希望追随哥哥的脚步,但是这时的反犹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犹太学生不得不遭受屈辱、人身攻击、歧视和施虐狂虐待。“但确切地说,他们向你们做了什么?”我问我爸爸,什么是施虐狂虐待?他们打你们了吗?撕你们的练习本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申诉呢?”“你无法,”爸爸说,“理解这些。不理解更好。我高兴,尽管你也不能理解这个,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为你不理解那种情形而高兴。我当然不愿意让你了解。因为不需要了解。就是因为已经不需要了解了。因为它已经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也就是说,它在这里不会发生。现在我们谈谈别的,我们谈谈你的行星相册好吗?当然我们仍然有敌人,有战争,有围困,伤亡不小。那是肯定的,我不否认。但这不是迫害。这——不是。既不是迫害,也不是侮辱,也不是集体屠杀。不是我们在那里得要遭受的施虐虐待。那将一去不复返了。不是这里。要是他们袭击我们,我们就一报还一报。我觉得你把火星插在土星和木星中间了。错了。不,我不告诉你。你可以自己查一查看看什么地方错了,你也可以自己把位置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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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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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时期保存下一本已经磨损了的相册。这是爸爸,他的哥哥大卫,二人都在上学,神情都很严肃,苍白,尖顶帽下露出他们的两只大耳朵,二人都身穿西装,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这是亚历山大爷爷,开始有点谢顶,胡须浓密,装束整齐,样子有点像沙皇时代的一个小外交官。这是一些集体照,也许是毕业班。毕业的是爸爸还是大卫伯伯已难以知晓,他们的脸很是模糊。男孩子戴着帽子,女孩子戴着扁圆的贝雷帽。多数女孩都是一头黑发,一些露出蒙娜丽莎似的微笑,那微笑了解你极想知道的东西,但你不会知道,因为它注定不是对你的。那么是对谁的呢?几乎确定,这些集体照中的年轻人实际上都被剥光衣服,被迫奔跑,遭到鞭打,被恶犬追逐,挨饿受冻,进了波那森林大坑。除我爸爸之外,他们当中还有谁幸存?我对着强光细看集体照,试图在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某些狡猾或者果敢,某种内在的坚韧,这坚韧或许使第二排左边的男孩猜测出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不相信所有安慰性话语,在时犹未晚之时爬到隔离区下面的阴沟里,参加了森林游击队。不然就是,中间那个漂亮女孩怎么样了,她显得聪明而玩世不恭,不是我之所爱,不能欺骗我,我虽然比较年轻,但我已经什么都懂了,我甚至知道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大概她幸存下来了?她是逃出来参加鲁德尼克森林中的游击队了吗?她是由于外表像雅利安人,设法藏到隔离区外面的一个区了吗?她躲进修道院了吗?不然就是在时犹未晚之际设法躲开德国人及其立陶宛亲信,溜到了俄国境内?不然就是她在时犹未晚之际移民到了巴勒斯坦,过沉默寡言的拓荒者生活,一直活到七十六岁——在耶兹里尔峡谷的一个基布兹管理蜂箱或者鸡舍?这是我年轻的爸爸,长得很像我的儿子丹尼爱拉(中名是耶胡达·阿里耶,和爸爸名字一样),像得令人毛骨悚然,十七岁,又瘦又高,像根玉米棒子,打着蝶形领结,纯真的双眼透过圆圆的镜片在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骄傲,一个聊天大王,然而非常腼腆,这并不矛盾,黑油油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脸上露出一种欣喜的乐观:朋友,千万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战胜一切,把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发生什么,也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照片中的爸爸比我儿子年轻。如果可能,我会走进照片,向他和他快乐的朋友发出警告。我会试图向他们解释将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是不是在取笑我们呢?这又是我的爸爸,一副参加舞会的打扮,头戴裘皮无檐帽,一顶俄式帽子,在划一只小船,两个女孩子冲他微笑,有些卖弄风情。这张他穿的是有点滑稽可笑的灯笼裤,露着袜子,一个头发中分的女孩微笑着从身后拥抱他。女孩正要把一封信投进标有“邮政服务”字样(照片中的字迹清清楚楚)的信箱。这封信是寄给谁的?收信人怎么样了?照片里另一个女孩,那个身穿条纹长裙,胳膊上挎着黑色小手包,穿白鞋白袜的女孩又将命运如何? 照片拍过之后,女孩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继续微笑?这是我的爸爸,也在微笑,突然令人想起那个在年幼时被母亲打扮成的小姑娘,与之在一起的还有五个男孩,四个女孩。他们在森林里,但是却穿着他们在城里穿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