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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没有自己的家了。我苦恼不堪，也弄得她苦恼不堪。难道还要照这样再生活一两个月吗？难道真要这样？可不是，这大有可能呢！”
“那你就找她谈一谈，”彼卡尔斯基说。
“我试过，可是谈不下去。对一个独立自主和通情达理的人，那是随便什么实话都可以大胆地直说的，可是，眼前跟我打交道的却是一个缺乏意志、没有个性、不明事理的人。我受不了眼泪，眼泪一来，我就没办法招架。她一哭，我就甘愿赌咒，说我永远爱她，我自己也会哭起来。”
彼卡尔斯基不明白，沉思地搔着他那宽阔的前额，说：“真的，你该给她另租一所房子才是。这很简单嘛！”
“她需要的是我，而不是房子。不过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奥尔洛夫叹了口气，说。“我只听到无穷无尽的谈话，却看不见我这种处境有什么出路。这才叫无辜受罪！我不是菌子，却硬叫我钻进筐子里去①。我生平对英雄这种角色避之惟恐不及，素来受不了屠格涅夫的小说，不料忽然间，仿佛开我的玩笑似的，我给看成真正的英雄了。我凭人格对她担保说，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举出种种不容反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可是她不相信我的话。为什么不相信呢？大概我这副相貌确实有点英雄的味道吧。”
“那您就去外省视察工作吧，”库库希金笑着说。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这次谈话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奥尔洛夫宣布说，他又奉命陪一个枢密官出差，当天傍晚带着皮箱到彼卡尔斯基家去了。
「注释」
①俄国有一句谚语：“你既叫做菌子，就该钻进筐子里去。”意思是：“你既然着手干一件事，就得承担责任。”
．。
《匿名的故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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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人，穿一件长到拖地的皮大衣，戴一顶海龙皮帽，站在门口。
“盖奥尔季·伊凡内奇在家吗？”他问。
起初我以为他是放高利贷的，是格鲁津的债主，这种人有时候到奥尔洛夫家里来讨一点零星的债款。可是等到他走进前厅，解开皮大衣，我才见到我在照片上已经看熟的那两道浓眉和那两片很有特色的闭紧的嘴唇，以及他制服上挂着的两排星章 。我认出他来了，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政府要人，奥尔洛夫的父亲。
我回答他说，盖奥尔季·伊凡内奇不在家。老人使劲闭紧嘴唇，沉思地瞧着一旁，让我看到他那干瘦而没牙的侧面像。
“我留个字条吧，”他说。“你领我进去。”
他把套鞋留在前厅，却没脱掉沉重的长皮大衣，往书房走去。到了书房，他在书桌前面一把圈椅上坐下，拿起钢笔以前先沉思三分钟光景，而且用手遮住眼睛，象挡开阳光似的，简直跟他儿子心绪不好时的神态一模一样。他脸容忧郁，沉静，现出只有在老人和笃信宗教的人的脸上才会见到的那种温顺的神情。我站在他身后，瞧着他的秃顶和后脑勺上的一个小窝。对我来说，有一件事象白昼那么明白，那就是这个衰弱多病的老人如今落在我的手中了。是啊，整个住所里除了我和我的敌人以外，一个人也没有。只要我稍稍用一点力就能大功告成，然后我可以拿走他的怀表来掩盖我的目的，从后门溜掉，那我的收获就比我来当听差的时候所能指望的大得没法比了。我暗想，我未必会找到比这再幸运的机会了。然而我非但没有采取行动，反而十分冷淡地看一眼他的秃顶，又看一眼他的皮大衣，心平气和地思考这个人跟他的独生子的关系，想到这种享尽荣华富贵的人多半不愿意死吧。……“你在我儿子这儿干活有多久了？”他在纸上写着很大的字，问道。
“两个多月了，大人。”
他写完字，站起来。我还有下手的时间。我催促自己，捏紧拳头，极力从我的灵魂里挤出哪怕一点点旧日的仇恨。我想起，不久以前我还是一个多么激烈、顽强、不屈不挠的敌人啊。……可是要在一块易碎的石头上擦燃火柴，却是困难的。那张苍老而忧郁的脸和那些星章的冷光在我心里只引起一些庸俗的、没有价值的、不必要的思想，例如尘世万物的短暂，死亡的迫近。……“再见，老弟！”老人说着，戴上帽子，走出去了。
事情已经很清楚：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我变成另一个人了。为了考察自己，我就开始回想往事，可是我立刻毛骨悚然，仿佛无意间看到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我想起我的同志和熟人，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现在我遇见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的脸会涨得多么红，我会多么慌张。现在我成了什么人？我该怎样想，该怎么办？我到哪儿去才好？我为了什么目的再活下去呢？
我什么也弄不明白，只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应该赶快收拾行李，离开此地。在老人来访以前，我的听差生活还有意义，现在却变得荒唐可笑了。眼泪滴在我打开的皮箱里，我难过得不得了，可是我多么想生活啊！我乐于在我短促的一生中拥抱和容纳人们所能经历的一切。我想谈话，想看书，想到大工厂里去抡大锤，想在兵舰上站岗，想耕田。我想望涅瓦大街，想望原野，想望海洋，总之，凡是我的幻想驰骋到的地方，我都想去。临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回来，我就跑过去给她开门，带着特别的温情给她脱掉皮大衣。这是最后一回了！
这一天，除了老人以外，还有两个人到我们这儿来过。傍晚，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格鲁津却出人意外地来了，是来替奥尔洛夫取文件的。他拉开书桌抽屉，拿到他需要的文件，把它们卷起来，叫我放到前厅里他的帽子旁边，他自己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那儿去了。她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躺着，手枕在脑后。自从奥尔洛夫出外视察以后，已经过去五六天，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可是她不再派人出去打电报，也不再等电报了。虽然波丽雅仍旧住在我们这里，她也似乎不理会这个使女了。“随她去吧！”我在她那张缺乏热情而且十 分苍白的脸上看出这样的意思。她象奥尔洛夫一样，使出犟脾气，一心想做个不幸的人。她故意跟自己，跟人间万物闹别扭，一连几天躺在沙发上，动也不动，心里只巴望着、等候着她的灾难。大概她暗想奥尔洛夫回来以后，免不了要跟她吵起来，然后他就会对她冷淡，变心，然后他们就分手。这些痛苦的想法也许反而使她感到痛快。可是，万一她忽然知道了真相，她会怎么说呢？
“我喜欢您，干亲家，”格鲁津说，向她问好，吻她的手。
“您这么好！可是若尔日走掉了，”他撒谎说。“他走掉了，这个坏包！”
他叹口气，坐下来，温柔地摩挲她的手。
“亲爱的，请您允许我在您这儿坐个把钟头，”他说。“我不想回家，至于到比尔肖夫家去，又嫌太早。今天比尔肖夫家给他们的卡嘉做生日。一个挺好的小姑娘！”
我给他端来一杯茶和一瓶白兰地。他慢腾腾，而且显然很勉强地喝着茶。他把杯子还给我，胆怯地问道：“朋友，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还没吃午饭呢。”
我们这儿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就到饭馆去，给他买来一 卢布一客的便餐。
“祝您健康，亲爱的！”他对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喝下一杯酒。“我的小女儿，也就是您那教女，问您好。可怜的孩子，她得了瘰疬病！唉，孩子呀，孩子！”他叹道。“不管您怎么说，干亲家，做父亲总是愉快的，若尔日不了解这种感情。”
他又喝了一杯。他长得消瘦，脸色苍白，胸前挂一块食巾，象是挂着一个围嘴儿。他狼吞虎咽地吃着，扬起眉毛，时而惭愧地望望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时而望望我，象是小孩子。看样子，如果我不给他端松鸡或者肉冻来，他就会哭一场似的。他吃饱以后，兴致好起来，笑着讲起比尔肖夫家一件什么事，可是他发觉这件事乏味，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没有笑，就停住了。不知怎的，屋里忽然变得冷清了。吃过饭后，他们俩坐在只点着一盏灯的客厅里，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说谎，她想问他一件什么事，却下不了决心。照这样过了半个钟头。格鲁津看一眼钟。
“我看，我该走了。”
“不，您再坐一忽儿。……我们得谈一谈。”
他们又沉默了。他在钢琴旁边坐下，按一下琴键，然后弹起来，轻声喝道，“未来的日子给我准备了什么？”不过他照例立刻站起来，摇一下头。
“干亲家，您弹点什么吧，”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要求说。
“弹什么好呢？”他说，耸一下肩膀。“我全忘光了。我早就不弹琴了。”
他瞧着天花板，仿佛在回想似的，然后脸上带着美妙的神情，弹了柴可夫斯基的两个曲子，弹得那么热情，那么传神！他的脸容象往常那样，既不聪明也不愚蠢。这样一个人，我习常看见他处在最卑下、最肮脏的环境里，却能够迸发这样一种纯洁、高尚、我所达不到的感情，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奇迹。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脸红起来，开始兴奋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您等一等，干亲家，要是我想得起来，我还能再给您弹个曲子，”他说。“我听见人家用大提琴演奏过这个曲子。”
他起初胆怯地试着弹，后来却有了信心，就把圣－桑的《天鹅曲》弹下去。他弹完以后又弹一遍。
“挺好听吧？”他说。
激动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在他的身旁站住，问道：“干亲家，请您象朋友那样诚恳地告诉我：您对我有什么看法？”
“怎么说好呢？”他说，扬起眉毛。“我喜欢您，只觉得您好。不过，假如您要我一般地谈谈您发生兴趣的问题，”他接着说，擦了擦胳膊肘那儿的衣袖，皱起眉头，“那么亲爱的，您要知道，……自由自在，完全按自己的心意办事，不见得会永远使好人幸福。为了要使自己感到自由，同时又感到幸福，我觉得，千万不能对自己隐瞒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为了坚持它的保守性，是残忍、粗暴、无情的，那就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人追求自由，也应当跟生活同样地粗暴无情。我是这样想的。”
“我哪儿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苦笑着，说。“我已经筋疲力尽，干亲家。我是那么疲乏，连为拯救自己而动一 动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就去进修道院吧，干亲家。”
这话他原是当做玩笑来说的，然而等他说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眼睛里闪现出泪光，随后他自己也眼泪汪汪了。
“好，”他说，“坐了老半天，也该走了。再见，亲爱的干亲家。求上帝赐给您健康。”
他吻她的两只手，温柔地抚摸那两只手，说是过几天一 定再来。他在前厅穿上他那件好象儿童外套的大衣，在口袋里摸了很久，想赏给我几个茶钱，却一个钱也没找到。
“再见，好朋友！”他忧郁地说着，走出去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人留下的印象。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仍旧心情激动，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她不躺下来，一个劲儿地走来走去，这倒是个好机会。我想利用眼前这种情绪，跟她开诚布公地谈一下，然后立刻走掉；可是我刚把格鲁津送走，又响起了门铃声。这是库库希金来了。
“盖奥尔季·伊凡内奇在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