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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陌生；但作为法西斯头子他逾越了底线，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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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是什么
主持人许戈辉走了，换来了陈鲁豫。
许戈辉走前，与我有一次轻松的话别。因为对着镜头，也就成了一个节目。
我问许戈辉，这一个月来我们一起走了很多地方，你觉得最美丽的风景是在哪里？她想了一想回答，还是第一天见到的雅典苏尼翁角海衅，海天一色，千年石柱，又找到了拜伦的刻名。
她问我，一个月来，最震撼的景物是哪一处？我说，是埃及卢克索的太阳神庙。希腊的美比较容易亲近，埃及就不一样，一切都神秘。神秘到了伟大，便震撼。我问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里？她说，当然是耶路撒冷，把．几大宗教全捏在咫尺之间，成了世界的浓缩，几乎无法相信。
她问我，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哪一件？我说，在埃及，保护古迹和旅客… 居然成了一个大国的第一军事行动，连装甲车都出动了，实在匪夷所思。
我问她，你认为是哪一件？她说，在戈兰高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战士恨不得把枪送给我们，不可思议。她问我，最感动的地方在哪里？我说，穿泪团阵么多枪口炮门之后，突然见到拉宾倒下的那个街口。
但是，碍于电视拍摄，我们都遗漏了一个问题：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答案不可能有争议：吃饭。
我们这些人平日走南闯北，又经常出国，照理在饮食上己有很人的适应性，对西餐和阿拉伯饮食并不抵拒。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当巨大的劳动强度与基本上吃不到中餐这两件事碰在一起之后，恐惧很快出现。戈辉长相小巧却很能吃苦，为了拍一个西奈山的日出她通宵爬山，下来后两腿发额还右j 寸着镜头说话，任〕 寸着餐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有很多次，我在琳琅满目的自助餐柜台前转悠三遍，只能叹一口气，拿一片面包，扒拉一点生的黄瓜、西红柿、青菜叶，再也不想吃什么了。在我们一行中，吃得如此“收敛”的远不止我一个。有几位胃口很好，偶尔发现一根尚可下咽的酸黄少瓜就兴奋地奔走相告。
于是我们开始了寻找中餐馆的悲壮努力。
在希腊找到一家，十分低劣，收价甚高，我们在吃饭时拍了几啥唯竟头留念还要加收高昂的“拍摄费”，这种要求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用中国话提出来，实在有点让人反胃。开罗和特拉维夫各有一家勉强可以，放到国内什么也不是，叮怜我们一行刚喝半口番茄鸡蛋汤已满脸亲情地要以店为家了。
昨天陈鲁豫初到，又有点感冒，想让她吃一点好的，开车夕山口沙直奔特拉维夫，找那家勉强可以的中餐馆。谁料还没停车就看到狭小的店门外已有几十个中国人在排队，都是像我们一样眼巴巴饿馋了的同胞．多数是香港、台湾的旅行者，不知会等到什么时候，只好回耶路撒冷找。
回到耶路撒冷已经深夜，连找两家都已经人满为患，使决定忍痛放弃，到一家咖啡馆去吃点什么。但这时人家早已为一口饭奔走得疲惫不堪，饿劲已过，陈鲁豫一头斜在车上睡了，不肯下车。赵维叹了一口气：“要是能喝口热粥多好！”大家齐声嘴嘘：“太奢侈了！〃
陈鲁豫这次来的时候带了几包方便面，饿醒了想泡一碗，便打电话给客房部想借一个碗。外语里虽然也有“碗”这个词，但在很多地方看不到这种东西，只有大大小小的盘子。果然，客房部问：“碗是什么？”鲁豫用英语描述给他们听：“比盘子深一点，凹下去的，可以盛吃的东西… … ”他们终于懂了，过了一会儿敲门送来，鲁豫一看，居然是冲塑料花盆！就凭吃饭这一点，我想，人类的各个群落在生态文明上确实难于真正沟通。那些被我们适应了几千年的口舌习惯，似乎早已天经地义，谁知有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对它基本不清楚。值得深思的是，那个世界的人也过得很好。
由此可知，不同的生态文明不应导致互贬互损，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对大家都有不少困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那路撤冷，夜宿renalssance 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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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哭
…小……说。网
明天就要离开耶路撒冷，因此今天一大早又到老城转悠去了。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只想再细细地看它一眼，与它告别。
耶路撤冷风景太多太密，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最喜欢的一条路是从雅法门到锡安门，再经杜门进人其特伦山谷。这条路既有多种生态的反差对比，又有安静、清洁的社区，不必承担过重的宗教负担，却时时可见几千年前的古迹。漫步其间，有一种饱满的悠闲。
在耶路撒冷，不愁不饱满，就怕不悠闲。宗教激情、历史激情和民族激情全在这些小街中倾注，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者夕育点血脉责张。因此，寻找一个能够保持距离的视角，不太容易。
说实话，我看了那么多天，觉得犹太朋友们真是优点多多，遗憾是过于自我和狭隘，缺少通脱和悠闲。如果说，这儿的阿拉伯朋友对于自我生态太不在乎，那么，犹太朋友则太在乎、太紧张。
有几个中国游客看到犹太．人在哭墙前令人感动的种种表现就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激情呢？似乎有点自惭，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在哭墙前对着凤凰卫视的摄影镜头说：犹太人两千年没有自己的国土，长期流浪，因此必须精细地盘算、严密地自卫，否则难议在异国他乡立足。中国一直拥有广阔的国上，很少迁徙流浪。对此，我们既不必自傲，也不必自惭。但今天站在哭墙前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文明与自己所拥有的空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又稍稍增加了一点群体自觉，那就是：映映大国给了我一种比较从容的心态，茫茫空间给了我一副比较放松的神经。中华民族灾难不少，但比之于犹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毕竟安逸得多了。我们没有哭墙，我们不哭。
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间走走停停，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以一个外来旅行者的眼光，什么是它今后最好的走向？
这个间题很尖锐。眼前，考古挖掘还在大规模地进行，我到考古现场一看大吃一惊，一座城门底下还压着一座城门，原来每次毁城都是洲种掩埋，以后的重建都是层层叠加。刀肠么，一个个圣殿挖掘出来．测定的年代者佼会令人咋舌，会不会给现实的纷争又带来新的依据？在我看来，一切古迹只有在消除了火气之后才有价值。如果每一个古迹都虎虎有生气地证明着什么，表白着什么，实在让今天的世界受不了。
妻子在旁边说：“耶路撒冷最好成为一个博物馆。”耶路撒冷太大，不可能整个成为一个博物馆，但它的种种遗址、古迹（包括圣迹），却有必要降低对峙意图，提升文化意蕴，使后人能够更加偷快地欣赏。这种说法面对冲突的旋涡好像很不切实际，但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别的走向呢？在这一点上，我突然怀念起佛罗伦萨。尽管罗马人很对不起犹太人，尽管这种对不起也曾经是他们穷兵续武的一部分，但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却有一种走向值得耶路撒冷参考。在那里，当人们不再痴迷战火，许多宗教题材（包括犹太教的题材）经由一代艺术大师的创造变成了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一下子就设定了全城的重心，其他重量从此不再重要。在佛罗伦萨一个洗礼堂的外墙雕塑上我发现，艺术家的群像置于上帝和天使之间。这种把历史融于艺术，把宗教融于美学的景象，我在罗马、梵蒂冈、巴黎还一再看到。由艺术和美学在前面辉耀，千年岁月也就化作了人性结构，城市、古迹、教堂也都随之变得轻松和疏朗。我想，如果耶路撒冷也出现了这个走向，那么，犹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群体合理结构，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顺便需要一记的是，历史学博士雅各布先生有点不高兴，这两天不理我们了。原因之一，他见我们无牌驾驶，一路担惊受怕，求我们严格限速，以防警察注意，而我们则认为，一个比路上任何车辆都开得慢的车队，最容易引起注意。原因之二，是他看上了我们一行中的一位未婚女子。先请示队长能不能赞美，获得许可后就动不动走到这位女子前赞美月亮，烦不胜烦。我们这位女子终于发火：； ’我也算中华烈女，饿死事小… … ”我说别，死了才算烈女，加一个字，叫烈女子吧。正由于烈女子的强硬态度，雅各布一阵伤心，不来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那路撒冷．夜宿renai ； artce 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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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笑意
，小，说'网
一条大河居然能从沙摸穿过，这无疑是一个壮举，但也迟早会带来麻烦。
它聚集文明的方式太集中了，它带给大地的绿色太狭窄了，因此对它的争夺一定远远超过它能提供的能量。就像～个艰苦创业的长辈，即使已卧病在床，也不知如何满足眼巴巴围在两旁的。
我说的是约旦河。
今天我们离开以色列去约旦，先是在约旦河西岸向北奔驰，过关后则在约旦河东岸向南奔驰，把整个河谷看了个遍。那么多岗楼的枪眼，逼视着几乎千涸的河水，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怜。
与几千年前文明初创时完全是同一个主题，只不过哪个时候河水远比现在旺盛，争夺也没有现在这么激烈。现在，逼视着它的枪眼背后，还躲藏着全世界的眼睛。过关很慢，六个小时，与从埃及进以色列时差不多，这是预料中的。以色列一方的关口，干干净净地设置了很多垃圾箱，每隔二十分钟，便有几个女警察出来，遗巡在垃圾箱间，以极快的速度逐一翻看一遍，她们是在查定时炸弹；约旦一方的关口，也干干净净，却没有一个垃圾箱，丢垃圾要进人他们的办公室，在众月睽睽之下塞进一个口子才良小的金属筒里，也是在提防定时炸弹。其实只是一河之渡、一桥之越，竟不得不如此紧张，河水的珍贵和险峻，可窥一斑。
自从我们进入埃及以来，一路都看到焦渴的恐沛、滴水的分量。尼罗河还大一点，你看以色列和约旦，不就是靠着约旦河谷的那点淡淡的湿润、浅浅的绿意，在做国计民生的大文章？以色列在地中海还算有几个比较大的港口，而约＿旦，百分之夕又l 一是不毛之地，只有南端有一个通红海的港口，全国的生命线就是沿着约旦河谷的单路一条，生存的又屁难可想而知。有时我们在路边见到一丛绿草便停步俯下身去，争论着它属于哪个种类，却没有人敢拔下一根来细看，因为它活得才良不容易。
我们站起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