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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人有这样的说法：“何必去区别仁义与否，已经受利的就是有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为可耻，竟饿死在首阳山；而文王和武王却没有因此而损害王者的声誉。盗跖和庄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徒却歌颂他们道义无穷。由此可见，“偷盗衣带钩的要杀头，窃取国家政权的却被封侯，受封为侯的人家就有仁义了”，这话并非虚假不实之言。
现在拘泥于偏面见闻的学者，有的死守着狭隘的道理，长久地孤立于世人之外，哪能比得上以低下的观点迁就世俗，随世俗的沉浮而猎取荣耀和名声的人呢？而平民百姓之人，看重取予皆符合道义、应允能实现的美德，千里之外去追随道义，为道义而死却不顾世俗的责难，这也是他们的长处，并非随便就可做到的。所以读书人处在穷困窘迫的情况下，愿意托身于他，这难道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贤能豪侠中间的人吗？如果真能让民间游侠者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和力量，比对当今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总之，从事情的显现和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么可以缺少呢！
古代的平民侠客，没有听说过。近代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因为是君王的亲属，依仗封国及卿相的雄厚财富，招揽天下的贤才，在各诸侯国中名声显赫，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这就比如顺风呼喊，声音并非更加宏亮，而听的人感到清楚，这是风势激荡的结果。至于闾巷的布衣侠客，修行品行，磨砺名节，好的名望传布天下，无人不称赞他的贤德，这是难以做到的。然而儒家和墨家都排斥扬弃他们，不在他们的文献中加以记载。从秦朝以前，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被埋没而不能见到，我很感遗憾。据我听到的情况来看，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时常违犯汉朝的法律禁令，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声并非虚假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没有根据地附和他们的。至于那些结成帮派的豪强，互相勾结，依仗财势奴役穷人，凭借豪强暴力欺凌孤独势弱的人，放纵欲望，自己满足取乐，这也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我哀伤世俗之人不能明察这其中的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和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流的人视为同类，一样地加以嘲笑。
鲁国的朱家与高祖是同一时代的人。鲁国人都喜欢搞儒家思想的教育，而朱家却因为是侠士而闻名。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其余普通人被救的说也说不完。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自我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施舍的人，唯恐再见到他们。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贱的开始。他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得连完整的采色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牛拉的车子。他一心救援别人的危难，超过为自己办私事。他曾经暗中使季布将军摆脱了被杀的厄运，待到季布将军地位尊贵之后，他却终身不肯与季布相见。从函谷关往东，人们莫不伸长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
楚地的田仲因为是侠客而闻名，他喜欢剑术，象服侍父亲那样对待朱家，他认为自己的操行赶不上朱家。田仲死后，洛阳出了个剧孟。洛阳人靠经商为生，而剧孟因为行侠显名于诸侯。吴、楚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当太尉，乘坐着驿站的车子，将到洛阳时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求剧孟相助，我知道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天下动乱，太尉得到他就像得到了一个相等的国家一样。剧孟的行为大致类似朱家，却喜欢博棋，他所做的多半是少年人的游戏。但是剧孟的母亲死了，从远方来送丧的，大概有上千辆车子。等到剧孟死时，家中连十金的钱财也没有。这时符离人王孟也因为行侠闻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
这时，济南姓的人家，陈地的周庸也因为豪侠而闻名。汉景帝听说后，派使者把这类人全都杀死了。这以后，代郡姓白的、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地的韩孺，又纷纷出现了。
郭解是轵（ｚǐ，指）县人，字翁伯。他是善于给人相面的许负的外孙子。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杀。郭解为人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他小时候残忍狠毒，心中愤慨不快时，亲手杀的人很多。他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停下来就私铸钱币，盗挖坟墓，他的不法活动数也数不清。但却能遇到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时常常脱身，或者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年令大了，就改变行为，检点自己，用恩惠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地施舍别人，而且对别人怨恨很少。但他自己喜欢行侠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已经救了别人的生命，却不自夸功劳，但其内心仍然残忍狠毒，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然如故。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如果人家的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却强行灌酒。那人发怒，拔刀剌死了郭解姐姐的儿子，就逃跑了。郭解姐姐发怒说道：“以弟弟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却捉不到。”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知凶手的去处。凶手窘迫，自动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本来应该，我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把罪责归于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到这消息，都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躲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着他，郭解派人去问他的姓名。门客中有人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住在乡里之中，竟至于不被人尊敬，这是我自己道德修养得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就暗中嘱托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以后每到服役时，有好多次，县中官吏都没找这位对郭解不礼貌的人。他感到奇怪，问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人免除了他的差役。于是，他就袒露身体，去找郭解谢罪。少年们听到这消息，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人有相互结仇的，城中有数以十计的贤人豪杰从中调解，两方面始终不听劝解。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郭解晚上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委屈心意地听从了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多半不肯接受。如今你们幸而听从了我的劝告，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人家城中贤豪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当夜离去，不让人知道，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让洛阳豪杰从中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
郭解保持着恭敬待人的态度，不敢乘车走进县衙门。他到旁的郡国去替人办事，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有关方面都满意，然后才敢去吃人家酒饭。因此大家都特别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半夜上门拜访郭解的常常有十多辆车子，请求把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供养。
待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轵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椽，是他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椽的头。从此杨家于郭家结了仇。
郭解迁移到关中，关中的贤人豪杰无论从前是否知道郭解，如今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为好朋友。郭解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不乘马。后来又杀死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在宫门下给杀了。皇上听到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解逃跑，把他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籍少公平素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会见他，顺便要求他帮助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转移到太原，他所到之处，常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逐郭解，追踪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无奈自杀，口供断绝了。过了很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发现一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赦令公布之前。一次，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他说：“郭解专爱做奸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门客听到这话，就杀了这个儒生，割下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杀人的人始终没查出来，不知道是谁。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翁伯的家族。
从此以后，行侠的人特别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值得称道的。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兒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能有谦虚退让的君子风度。至于象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流，这些都是处在民间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一提呢！这都是从前朱家那样的人引以为耻的。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状貌赶不上中等人材，语言也无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的人们，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无论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仰慕他的名声，谈论游侠的都标榜郭解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谚语说：‘人可用光荣的名声作容貌，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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佞幸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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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努力种田，不如遇到丰年。好好为官，不如碰到赏识自己的君王。”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不但是女子用美色谄媚取宠，就是士人和宦者也有这种情况。
从前用美色取得宠幸的人很多。到汉朝建国时，高祖为人极暴猛刚直，但却有籍孺以谄媚得宠。孝惠帝时有个闳孺也是这样。这两个人并没有才能，只是靠婉顺和谄媚得到了显贵和宠爱，竟同皇上同起同卧，连公卿大臣都要通过他们去向皇上沟通自己的说词。所以汉惠帝时，郎官和侍中都戴着用鵕鸟毛装饰的帽子，系着饰有贝壳的衣带，涂脂抹粉，这是受了闳孺和籍孺之流感染影响的结果。后来，闳孺和籍孺都把家搬到了安陵。
汉文帝时的宫中宠臣，士人有邓通，宦官有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因为是仁爱的长者而受到宠幸；赵同因善于观察星象和望气而受到宠幸，常常做文帝的陪乘；邓通没有技能。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