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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好这份工，这就是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在构建“商量”社会之外，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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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无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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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联队的主教练弗格森准备买下坎通纳，想试一试他的雄心，就问他说，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支伟大的球队吗？坎氏傲然回答说，问题可不在于我是否配得上这球队，而在于它是不是配得上我！此君在其后几年里果然表现得像一个前场的神，他竖起球衫领子，进球之后顾盼自雄，成了体育史上的一位经典赢家。虽然我不是曼联队的支持者，却对这个故事心向往之。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有个谁来问我，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世界吗？我就会回答说，孙子，你错啦，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配得上我。可惜妾心如水呀，良人不来——就没人搭理这茬儿。
如果你认为这么说太过傲慢，那么我想你忽视了这个世界可以有多么糟糕。比如说你知道，从黑龙江到四川，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那么几个地方的领导决定掀起一场打狗运动，于是文件一发，城管队员们就手持大棒，把狗们的天灵盖敲得粉碎。读到这些新闻时你会想些什么呢？
至少我会想，这个世界配不上一条狗。程颢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是有人看见什么都看不见仁。这个“看不见”实在是可怕。汉娜·阿伦特说过残忍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某些世界里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有些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或者有施虐癖，或者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正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脑袋空空如也。
我们常常误以为残忍的根源在于仇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平庸。在高一上学的第一天，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被叫去参加公审大会，被审判的有二十多人，一多半人的罪行是杀人。其中一个男人的岳父家有4口人，都被他倒栽葱仍进了水缸溺毙。如今对比想想，美国人那些关于凶杀的名著，比如《冷血》和《刽子手之歌》，跟这个比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从何而来——如今令我们沾沾自喜的现代文明的绿洲，其实还建立在爱的荒漠之上。如果拿一只试管解析一下此间的冷漠有多少，自私又有多少，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如今会有人超速驾驶一辆名车，把行人撞死在斑马线上。
踢过球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其实跟蜻蜓的差不多，更能注意到活动的目标而不是静止的，因此你倾向于传球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的队友，却不是一早就聪明地站在空当里的那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因为你更容易注意到变化的部分。
作家徐星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时期他目睹过一次枪决，枪响之后，一个验尸官负责检查被行刑者是否“死透”，他的办法是拿着一根铁棍，挨个儿枪眼儿捅一下。铁棍上有个环，从一具尸体走向另一具尸体的时候，他就把它套在手指上绕圈儿玩，吹着口哨。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因为周围的人震惊而感到得意。我倒并不震惊，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关于麻木不仁的的故事而已。
这往往就是那些令人恐惧的事情的起点：平庸无奇、麻木不仁和乏味。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不得已跟一些自认为有点儿权势的人坐到一个酒桌上，他们总会端起一杯酒说：“来吧，加大力度！”这意思就是该干杯了。我发誓没有任何事会比这个更令我厌憎。我烦得屁股都要爆炸了。他们的话语方式是如此程式化，幽默感是如此贫乏，主人翁的姿态是如此自在，其背后潜藏的灵魂是如此平庸和自鸣得意，让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不得不应付的令人惊惧的生活真相的缩影。
你知道，一个配不上你的世界的最简单标志就是一些配不上你的人总想跟你共饮一杯啤酒。
我像讨厌尿一样讨厌啤酒。我也讨厌一个既无梦想也无悲悯的世界。这可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关于如何形塑一个国家，形塑我们的生活。这也可以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话题。有人会说，就你们这些愤青啰嗦，这个世界配不上你们，你们死去呀！这正是我之所愿。我保证我不会永远活着。而且拿我自己来说，躯壳里就藏着一个小达摩，随时准备找个洞藏起来。我只是在一个像木星那么巨大而沉静的地方同情着那些没有洞可去却沾沾自喜的家伙们的人间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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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家能做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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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记者采访“花花太岁”丹尼斯·罗德曼，大意说，你瞅瞅你长得跟被卡车碾过几百遍似的，凭什么那个抢到最多篮板球的人就是你呢？他回答说：“因为我拼命想抢到那个该死的球！”看到这话我就想，嘿，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诀呀。由此我想起，小时候有天晚上家里高朋满座，我姥爷隔着人群，远远地呼喊我：“大鹏哎——”我回应：“哎——”他问：“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呐？”要是我读过了罗德曼的格言，就会回答他，长得难看怎么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抢到点儿什么，那么即便当不上花花太岁也能当上个中产阶级！可是我那会儿哪懂得这个呀，于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说：“兴许长大了就好看啦——”
如今我揽镜自照，终于知道了人生没有“兴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童话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反正在漫漫岁月当中，我就像没被公主吻过的青蛙一样一点儿都没变样儿。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既不会抢篮板球，也不想抢篮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压根就什么都不想抢。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是罗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于梦想家而不是行动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间。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儿落到自己头上，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就买了一艘游轮，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儿，咱上北极逮企鹅去！”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会有一点儿上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更好一点儿呢？
人类生活的奇妙之处之一就在于，空无的幻想与实际的行动可以同等珍贵。除掉一些最极端的个案之外，一般来说，梦想家们可以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们都干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别这人世间何为sb。《红楼梦》指出了家长制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个龌龊东西，《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出了战争中的崇高精神是个愚蠢的玩意，更现代一些的小说不愿意有太明显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别sb方面更胜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揽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种人性的污点。有时候新闻记者也干类似的事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能力的人也许会说：我管理的这个世界多好啊，小说家添什么乱，都给我死去！可是事实却是，尔曹身与名俱裂，小说家们还不朽着呢。
与新闻记者的入世倾向相对应，小说家们总是幻想家。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们以一种美好的尺度苛责着一切，而书中那可谴责的世界与你我置身其间的这一个并无分别。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按博弈论的说法，这是“纳什均衡”，孩子出生时都是乖宝宝，可是在成长道路上，别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话就没活路了，他又能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令我们这里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国民性”的直接由来。
可是，疾不可为也？其实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的奖励机制就行了。一个社会总是奖励坑蒙拐骗偷怎么行呢？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蛮壮丽的，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这个就相当于“治国”了。不过治国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个国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当然之事。
梦想家们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不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还创造美好的世界。比方说可以像海明威一样，描述雪白的群山，讲述一场冬天的冷雨，省思失败与死亡，后世的读者读到了，就会心驰神往，如沐君子之风。如果什么能耐都没有，也还可以做一点儿更朴素的事情，那就是独善其身，至少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丢人现眼。起码你可以缩成一团，做自己的白日梦，没事儿待在家里照照镜子。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真是又一个可以告慰我姥爷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变好看，却能等到别人变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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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波将金村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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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门的世界》是部有趣的电影，那个主角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片场之中，一举一动都被无数摄影机跟随，而身边围绕的所有人其实都是演员。这哥们渐渐发觉了真相，准备离开这个虚假的世界，于是一走就走到了海天分界处——原来那也是布景。后来此人终于跑掉了。我自己也有相似的有趣经历，不过从来没能跑掉。小时候，有一天，我想：父母好像并不怎么爱我，那么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是假扮的呢？书上可没说父母应该把孩子锁到装煤球的仓库里嘛！当时烈日炎炎，我独自走在街上，突然想，如果我眼见的所有人都是假扮的，怎么办呢？我爸可能是假的，我妈可能是假的，姥姥也可能是假的，路边那个正盯着我看的警察叔叔则分明是个恶霸，然后问题就来了：他们丫这么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