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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布尔什维克——究其性质，实属工人政党——在俄国各大城市成为多数大党，在首都彼得格勒和大城市莫斯科两地，声势尤其浩大，在军中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张。在布尔什维克强大压力之下，临时政府的存在愈发暗淡。8月间，一位保皇派将军发起反革命政变，政府还得求助于首都的革命势力以对付，于是地位更显不保。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者，情绪愈发激动极端，夺权之势终不可免。最后的关头来临，与其说是夺权，倒不如说布尔什维克把现成权力捡起来更为贴切。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轻易地夺取冬宫（winterpalace），这就是十月革命。对于当天这段经过，有人曾说，日后俄国大导演爱森斯坦（eisenstein）拍名片《十月》（october）之时（1927年10月），拍摄现场的受伤人数，恐怕比真正十月革命的伤亡还要多。那时，临时政府仿佛一下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半个留守抵抗的人也没有。
从临时政府注定垮台的败迹出现开始，一直到今天，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始终争执不下，其实其中多数意见都具有误导的意味。反共派的历史学家往往认为，此事根本就是列宁一手策划的暴动或政变，以实行其反民主的基本立场。但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不在谁导演了临时政府的垮台；乃在临时政府下台之后，该由何方何人接替。或者说，何方何人有此能耐，可以胜任接手的工作。早在9月，列宁就不断地说服党内的犹疑分子，他表示，时机稍纵即逝，权力送上门时，若不好好把握，必将从此与我们党无缘——程度同样紧急的，是另外一
个问题，列宁问自己，也问大家：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有能力继续维持这份权力吗？”事实上，任谁想要统治这个火山爆发般的革命俄国，到底又能有什么妙计可施呢？除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一个党敢单独地正视这个重任——列宁在他撰写的宣传小册里指出，甚至连党内，也不是人人有他这番决心魄力。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北方军中，形势一片看好，到底该图一时之便，此时此刻立即夺权好呢；还是应该静观其变，视情势发展成熟再定？这实在是个举棋不定，难以回答的大问题。可是德军已经兵临城下，正逼近今日爱沙尼亚所在的北方边界，离俄国首都只有数里之遥。而那个临时政府，情急之际，肯定不会将政权交予苏维埃，反而极有可能向德军弃城投降。列宁行事，一向做最坏的打算，他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把握这一时机，“那真正无政府主义的声浪，可能会比本党的气势还要更旺。”列宁条分缕析，最后提出一个大道理，他的同志不能不服：作为一个革命党，如果不理睬群众与时机共同要求我们夺权的呼声，那么我们与不革命的人又有何不同呢？
因此，夺权一事，其本身无可辩论，问题则出在长期的展望上面。就算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两地的权力，能延伸到俄国全境，并得以在各地稳住政权，进而打击无政府及反革命势力，长期的做法，又该如何？列宁本人，一心以“转变俄罗斯共和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苏维埃新政府的第一任务（所谓苏维埃，主要就是指布尔什维克）。他这番打算，其实是一个赌注，希望可以利用俄国革命，进而在全世界，至少在欧洲地区，造成革命。他经常表示：“除非把俄国与欧洲的资产阶级完全毁灭……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能够到来？”现阶段，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其实也就是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将到手的权力好好掌下去。于是新政府呼吁工人，维持正常生产的进行；在此同时，除了宣称其施政目标是将银行收归国有，以及由“工人当家作主”，接收原有的管理阶级之外，新政权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实际动作。其实自革命以来，以上一切早已实行，现在只不过盖个章，加上官方认可使之正式化而已。除此之外，新政府对人民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而新政权也的确支撑了下来，它熬过了与德国签的《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约》的惩罚，几个月后，德国自己也战败。布…里之约将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ukraine）、俄国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以及外高加索区，统统从俄国版图中割离出来（其实当时外高加索已不在俄国治下。不过后来乌克兰及外高加索又重新成为俄国领土）。布尔什维克既然是世界造反的中心，西方协约各国自然不会对它太客气。在协约国财力支援之下，俄国境内出现了各种反革命的部队（即“白军”）和政权。英、法、美、日、波兰、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各国军队纷纷开上俄国土地。1918－1920年间，俄国内战打得不可开交，极其血腥残忍。战争到了最恶劣的地步，苏维埃俄罗斯除了伸入芬兰湾的列宁格勒小小一角之外，对外海口全部被封锁。只剩下乌拉尔山一带与现今波罗的海诸国之间的俄罗斯中部与西部，成为一个广大的封闭内陆地区。新政权空空如也，红军又匆匆组成，真正帮了共产党政府最大的忙的，其实是“白俄”本身的问题。白俄部队不但拙劣无能，内部又倾轧不和，与俄罗斯小农群众间的敌意也日益加深。而白军的忠诚是否可靠，西方列强也颇有疑问，如何调动那些反叛意识很强的士兵有效攻打新政权，实在令人担心。待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终于赢得内战的最后胜利。
于是，出乎众人意料地，苏维埃俄罗斯竟然百劫余生，从此存活了下来。布尔什维克党不但维持住了政权，其寿命甚至比1871年的巴黎公社（paris mune）还要长（巴黎公社昙花一现，只维持了两个多月。自己的党掌权之后两个月零十五天，列宁骄傲欣慰地指出，其政权已经比当年的巴黎公社还远长了）。其实，新政权的寿命，还不仅只此数。此后，它熬过了危机灾难不断的年月，德国的占领、国内各地的分离行动、反革命活动、内战、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以及大饥荒与经济崩溃。日复一日，它没有别的路好走，随时只面临着两项生死存亡的选择：一是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一是应付一时三刻的大难。许许多多的事情，都需要立刻作决定，谁又有工夫去考虑长远后果，去斟酌这些决定会为革命带来何等影响呢？眼前如果犹疑不决，恐怕连革命都将不保，又哪来长期后果好忧虑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革命新政权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来一件解决一件。待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从烦恼痛苦的灰烬中重新站起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和当初芬兰车站时代的列宁的想法越来越远了。
无论如何，这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毕竟熬了下来。革命存活的原因有三：其一，党员达60余万的共产党，权力集中，组织严密，为革命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有力的建国工具。不管当初共产党在革命之中的角色如何，1902年以来，列宁不遗余力，一手发展维护的这个组织模型，最终毕竟有了自己的特色和地位。短促20世纪涵盖的这几十年当中，世界各地不论大小革命政权，几乎多少都有一点苏联的影子。其次，共产党是唯一有心并且有力将俄国巩固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权。正因为共产党有这份心力，那些与它政治立场敌对的爱国军官，才愿意加入红军，为其出力效命，否则哪来红军队伍可言。对这些爱国的俄罗斯军官而言，当时的抉择，不在于你是要一个自由民主、但不是社会主义的俄国，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维护一个完整的俄罗斯，使其不致沦入其他战败帝国分崩离析的下场。前车之鉴不远，眼前就有奥匈帝国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做例子，而史家抚今追昔，同样赞成他们的想法。因为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出现，沙俄的领土才不致步前两个帝国的后尘，总算保持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长达74年之久。其三，革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是农业俄国的核心，也是新成立的部队的主力——紧要关头之际，俄罗斯的农民认为，如果让土绅阶级回来掌权，好不容易分得的土地恐将不保，倒不如留在红军统治下比较保险。1918－1920年的俄国内战，因有农民相助，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后来的事实证明，俄国农民当初还是太乐观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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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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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列宁的心目中，俄国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达到世界革命——可是这场世界革命，始终没有发生。可怜的苏维埃俄国，却因此走上一代贫穷落后的孤立；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在当时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狭窄地限定了（见第十三章与第十六章）。不过十月革命之后，紧接的两年之间，革命浪潮的确席卷了全球。对随时准备作战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们对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并非不切实际。德文国际歌中的第一句，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听到了信号声。”而这个号声，便响自彼得格勒——自1918年俄国迁都，移到战略地点比较安全的莫斯科之后，又从莫斯科传来。革命的号声，洪亮清晰，声声可闻。不论何处，只要有劳工及社会主义的运动，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号角。而且号声所传到之处，无论远近，不只限于劳工及社会主义的阵营，如古巴的烟草工人，也成立了“苏维埃”式的会议，虽然在古巴境内，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俄罗斯在海角天涯的哪一方。至于1917年以后的两年时光，在西班牙史上素有“布尔什维克二年时期”之名，其实当地闹事的左派分子，属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的主张南辕北辙。1919年在中国北京，1918年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ordoba），也分别爆发了学生革命运动。革命的大风，不久便漫及整个拉丁美洲，当地各类马克思主义者及党派在这时诞生。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旋风横扫之下，主张印第安民族运动的墨西哥强硬好战人士洛伊（m．n．roy）的声势大跌，因为1917年，当地革命正值最为激烈时，自然不谈民族感情，反而与革命俄国认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开始与本土阿兹提克帝国（aztec）的皇帝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墨西哥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式各样印第安族人的像并列，变成当地革命分子崇拜的肖像。这些人物画像，至今仍可在官方画家所绘的大型壁画上见到。其后不出数月，洛伊来到莫斯科，为新成立的共产国际（munist international）策划，在其解放殖民地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中主要的群众组织——回教联盟（sarekat islam），也立即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当地的荷兰社会主义者史尼维勒特（henksneevliet）引介之故。土耳其一家地方报纸则写道：“俄国人民的壮举，有朝一日，必将成为灿烂的太阳照耀全人类。”居住在澳大利亚遥远内陆的那些剪羊毛的工人（多数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政治理论显然毫无兴趣，却也为苏维埃成为工人国家而欢呼。在美国，长久以来强烈坚持社会主义的芬兰移民（finns），也成批地皈依为共产主义信徒。这些芬兰裔的工人，在明尼苏达凄清萧瑟的矿区小镇频频聚会，会中往往充满宗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