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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界的确已经因此改观。也许改变的方向,不完全如列宁,以及那些深受十月革命精神感召者所期望的一般。离开西半球,世上几乎找不出几个国家,不曾经过某种程度的革命、内战、抗敌活动,或从外国占领下光复、或从殖民帝国手下挣脱出来。而老大帝国见到大势已去,为防后患,也纷纷主动退出各地的殖民地。(至于欧洲地区,唯一不曾经历这些动乱的国家,只有英国、瑞典、瑞士而已,或许冰岛也可以包括在内。)甚至在西半球地区,除去一律被当地挂上“革命”头衔的政府剧烈更迭之外,几场大型的社会革命(包括墨西哥、玻利维亚、古巴等国的革命及后续者),也完全改变了拉丁美洲的面貌。
到如今,真正以共产主义之名出师的革命气数已尽。不过只要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依然由共产党领导,为其奏起挽歌就还为时尚早。然而同样地,世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旧制度、旧社会了:就好像法国一旦经历了大革命及拿破仑,就再也不可能回头一般。同理,各处的前殖民地也证明,想要重返被外人殖民以前的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对现在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前共产党国家来说,他们的现在,以及他们的可以想见的未来,也将必永远带着当年取代了真正革命精神的反革命特别印记。我们绝不可能设想苏联时代不曾发生,任意将它从俄罗斯,或世界的历史里一笔抹杀。圣彼得堡,再也不可能恢复1914年以前的面貌了。
除了深远的直接影响之外,1917年以后发生的世界动荡,还带来许多影响同样重大的间接后果。俄国革命之后,世界开始了一连串殖民地解放自治的过程。在政治上,则一方面有残酷的反革命势力出现(其形式包括法西斯主义及其他近似的运动,见第四章),另一方面,也为欧洲国家带来社会民主党派的参政。一般都已忘记,其实一直到1917年以前,所有的劳工及社会主义党派(除了近乎边缘地带的大洋洲地区以外),都情愿留在长期性的反对党的地位,一直等待社会主义全面执政一刻的到来。第一批(非太平洋区)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联合性的政府,成立于1917-1919年间(计有瑞典、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几年之内,又有英国、丹麦、挪威等国跟进。我们也太健忘了,其实这些社会民主党派的立场之所以温和,一多半是针对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反应所致。另一个原因,也出在原有的老政治体系急于收编它们之故。
简单地说,1914-1991年这77年的短促20世纪,少不了俄国革命及它带来的直接间接影响。它还成了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救星:资本主义因有苏联帮助,方才打败希特勒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因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对自己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最矛盾的是,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苏联竟然完全免疫。这个现象,促使西方社会放弃了对传统派自由市场正宗学说的信仰。我们在下一章即可对此一窥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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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自美国建国以来,历届国会审度国势,莫有本届所见之兴旺繁荣……我国企业所造财富之盛,我国经济所储实力之雄,不但我国之民均享其利,域外世人也同受其惠。但现今日生存之必要条件,已由生活所需,进入美衣美食豪奢之境地。生产不断扩大,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我国今日之成就,实足快慰。我国未来之前途,实很乐观。
——美国总统柯立芝国情咨文,1928年12月4日
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
——伦敦《泰晤士报》社论,194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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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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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战祸,世界的经济与文明,原本相当稳固,大战的灾难虽然深重,却只造成一时的中断。战争一过,只需将瓦砾颓垣清除干净,便可以若无其事地一切重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继续一路走下去。就好像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日人掩埋了30万名死难者,清除了使得二三百万人无家可归的废墟,便重新再造起一个跟过去一模一样,但是抗震力可比以前高出许多的城市。如果历史真能如此,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面貌又将如何?这个答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像这种不曾发生,而且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凭空揣测,自然毫无意义。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白问。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大崩溃,到底对20世纪历史有何等深刻的影响?透过前面这项假定,我们才能获得真知灼见。
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十之八九,也绝对不会有罗斯福这号人物。至于苏维埃式的经济体系,就更不可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匹敌,对后者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欧洲以外,或说西方以外的地区,因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程度之大,更令人注目。本书另有篇章讨论。简单地说,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我们一定得对经济危机有所了解,才会有认识。而世界经济大崩溃,正是本章的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造成的主要破坏多半在欧洲,并没有将旧世界全部毁坏。可是世界革命的浪潮,也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衰落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却席卷了更为广大的地区:西起墨西哥,向东一直到中国。而殖民地解放独立的声浪,也由西北非的马格里布(译注:maghrdb,包括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及摩洛哥等地),一直到印度尼西亚。不过,此时世界上也有很大一片地方的人民,跟大战的炮火与革命的巨浪距离极为遥远,丝毫未受波及,其中最显著的国家地区,便是自成天地的美国,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殖民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危机,却是道道地地的全球大灾难,至少在全然依赖非个人性市场交易制度的地区,人人无法逃避这场风暴。事实上,多年来自以为天之骄子,远离那些倒霉地带的美利坚合众国,却在这场经济狂飙中首当其冲。因为人类经济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大地震——发生于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其震中就在一向自诩为全球安全港的美国。一言以蔽之: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看来似乎崩溃了。如何才能恢复旧貌?没有半个人知道。
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向来不曾风浪平静。每隔一段时间,长短不定,或大或小,总会有某种程度的波动。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纪以来的实业家,对所谓涨跌更迭的“景气循环”都很熟悉。通常每隔7~11年,景气萧条的轮回就会大同小异地重复一次。但到了19世纪末叶,这个周期忽然拉长许多,引起众人的注意。大家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原本的周期长度有了异常的改变。大约1850年起,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全球呈现一股前所未有的景气趋势。可是接下来,经济形势却又陷入不稳定,时间长达20多年之久(有些经济学家将这段时期也称作经济大衰退,不过此说多少有点误导作用)。可是20多年的不稳定过去之后,世界经济又持续繁荣了很长一段时期(见《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第二章)。本世纪20年代初期,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v)发现,由18世纪末期开始,经济发展遵循着一种“长周期”(long wave)模式循环,周期长度涵盖五六十年。康氏长周期理论,从此成为经济专著里经常出现的名词。(斯大林专政初期,康氏不幸成为其专政的第一批牺牲者。)不过康氏本人及其他学者,都无法为此现象作出满意的解说;某些统计学者甚至怀疑其正确性,根本否认长周期现象的存在。然而根据长周期理论,当时为时已久的世界景气,又该到走下坡路的时刻了。康氏的推测不幸言中。
在过去,不管是波动还是循环,也不论其周期是长或短,实业界及经济界的人士,都将之当作一定的现象,正如同农家习惯于季节的变化,接受天气的好坏一般。景气来或去,任谁也没有办法:好时节就是机会来临,坏年头问题重重。个人或企业,可以大获巨利,也可以不幸破产。只有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社会学家,跟马克思持同一想法,认为一次又一次的循环,都是由资本主义本身衍生的过程,最终将证明其内部不可克服的冲突性。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历次的波动循环,已经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但是,除了这一批人之外,一般都以为世界经济只会更好,就像上个世纪一般,不断地成长进步下去,其间偶或出现一些循环性的短期突变。可是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可能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济波动似乎对体制本身产生了莫大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方面,长时间持续成长的曲线,似乎就要裂了。
从工业革命开始,一部世界经济史,根本上就是一部科技不断加速进步的历史。其间的经济,虽不平衡却呈持续增长,企业活动呈快速地“全球化”扩张联合。总之,世界性的分工日益精细复杂,流动交换的网络日趋密集。世界经济的每一部分,都和全球性的组织体系密不可分。即使在大动乱的岁月,科技进展的脚步也不曾稍停片刻,一方面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时间,一方面也因大战而产生变化。虽然对那个时代的男男女女而言,当时的生活体验以1929-1933年间的经济激变为最高点,事实上,在那几十年中,经济的成长并未停止,只不过缓慢下来而已。当时,全球最强的经济力量首推美国,但是从1913-1938年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区区8%。至于世界的总工业生产,在1913年后的25年之间,增长一共只有80%左右,约为前四分之一世纪增长率的一半(w.w.rostow,1978,p.662)。这个数字,我们在本书第九章也将会看到。若和1945年之后的增长相比,差异更为惊人。不过,如果火星上有人在遥遥观察地球的话,人类经济活动曲线上的曲曲折折,都将隐而不现。从这个遥远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显然一直在持续扩大增长。
然而,换由另一个层面来看,此说显然又不成立。到了两战之间的年代,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趋势,似乎开始停顿。当时不管用什么方式度量,世界经济都陷入停滞萧条,甚至有倒退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可说是自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大量移民潮规模最庞大的时期;可是现在这股洪流却干涸了,或换句话说,被战争和政治上的限制阻止了。1914年以前,15年间,几乎有1500万人踏上美国的领土。然而在之后的15年里,这股人潮却缩减了三分之二,总数只有550万。到了30年代,以及往后战争的年月里,更成涓涓细流,几乎完全停止,一共只有75万人进入美国(historical statisticsi,p。105,table c89-101)。至于伊比利亚半岛向外的移民,一向以拉丁美洲为最大目的地,也由1911-1920年10年间的175万,降到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