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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现状。1920年右派发动的卡普叛变（kapp putsch），及1923年慕尼黑暴动即是二例——也就在慕尼黑的暴动中，希特勒头一回上了报纸的头条。然而一旦经济情况好转（1924年），国社党的势力立刻一落千丈，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残余小党。1928年的大选中，国社党敬陪末座，只得到2．5％～3％的选票，仅为共产党得票率的五分之一强，更不及社会民主党的十分之一。票数之低，甚至还比不上当时德国最小的党派——斯文温和的德国民主党（german democratic party），只有后者的半数多一点。然而两年之后，国社党却跃升为德国第二大党，一举攻下18％的选票。4年之后，1932年夏，更登上德国第一大党的宝座，席卷了全部选票的37％。但是在真正民主式选举进行的期间，国社党就没有这么威风了。希特勒现象之所以能从一种偏激的边缘政治，地位一再跃升，最终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显然都是大萧条所赐。
然而，尽管经济大萧条是促成法西斯得势的一大原因，若没有德国凑上一脚，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在30年代一发不可收拾，变成力量如此庞大，影响如此深重的狂潮。论面积、论经济、论军事潜力，更不要说其地理位置，德国都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国家，不管由哪一类型的政府执政，都不会影响其政治地位的重要。请看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却都不曾打垮德国深厚的实力，即可见一斑。20世纪即将结束，德意志毕竟仍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大国。德意志之于法西斯，正如苏联之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分子，为左派夺下了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足足占有全球六分之一的陆地”——共产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常常喜欢这么夸口），使得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扬眉吐气。即使共产党势力在苏联境外势消力弱之际，其重要性也一样不容忽视。同样地，希特勒夺得德国政权，足以证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成功，从此法西斯加足马力，一举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后的10年里，德意两国同样推行军事扩张，大逞其狼子野心（见第五章）——又有亚洲的日本隔洋助阵，声势更见强大——东西携手，共同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动向。如此一来水到渠成，其他一些条件合适的国家或运动，自然也深受法西斯主张的吸引，纷纷寻求德国和意大利的庇护——而德意两国野心勃勃，正中下怀，自然欣然接纳它们的投靠。
在欧洲地区，这一类投入法西斯怀抱的运动多属政治上的右派，其中道理自然不言而喻。在犹太复国运动的阵营里，有意大利法西斯倾向的一派，杰保汀斯基率领的“修正路线”，显然就自居为右派。对于复国运动组织中占绝大多数、主张社会主义和自由派的左翼团体，杰派采取对立的立场。不过，法西斯之所以能在30年代在国际社会甚嚣尘上，单靠德意两大强国推波助澜，就足见其功了。其实在欧洲地区以外，其他各国几乎不具备任何促使法西斯思想诞生的条件。因此，若连这些国家也出现法西斯分子，或出现受法西斯影响的运动风潮，其政治意义，不论就位置还是作用而言，法西斯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就更值得玩味了。
当然话说回来，欧式法西斯在海外，的确也有其回响存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首领穆夫提（mufti），以及其他各地反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有英方作后台），自然觉得希特勒的反犹太意识跟自己意气相投。虽然在传统上，伊斯兰教始终与各种异教徒并居并存。至于所谓“雅利安种”（aryans）的印度教（hindu）徒，则自以为血统高人一等，是真正原版的阿利安人，瞧不起同居印度次大陆的肤色较深的其他民族。这种心态，与现代斯里兰卡（sri lanka）岛上的僧伽罗（sinhalese）极端分子相同。而南非荷兰后裔的布尔人，二战期间曾被加入盟国的南非政府拘留。战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1948年），领导这项政策的一些人便是当年关在拘留营里的布尔人。他们的心态意识，自然与希特勒有几分渊源——一是对种族思想深信不移；二是受盛行于尼德兰低地一带的加尔文教义影响，具有超右派的气质。但若因此便说法西斯不同于共产党，根本不曾存在于亚非地区（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欧洲移民当中），因为它似乎与当地政治没关系。这种说法却不能成立。
就广义而言，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战期间，日本与德意联盟，在一条阵线上共同作战。日本国内的政治，更全为右派把持。东西之间，轴心国家真是心神交会，意气相投。日本人种族意识之强，举世无出其右，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最优秀的民族。为了维护种族的纯正及优越，在军事上，日本人深信自我牺牲、绝对服从、禁欲自制是必要的美德。武士道的精神，也必然衷心信服希特勒亲卫队（ss）的精神标语（‘meineehre ist treue’最贴切的翻译，恐怕就是“荣誉，即盲目的服从”）。当时的日本社会阶级制度谨严分明，个人则全然奉献于国家和天皇，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更是绝对的排斥。瓦格纳歌剧里蛮族世界的众神，神圣纯洁的中古骑士，尤其是日耳曼山林的自然风光，充斥着德国民族主义（volkisch）的梦幻，种种神话传说，日本人心领神会，接纳吸收毫无困难。日德两民族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可以在野蛮的行为里揉进纤细精致的美感：集中营里残忍的屠夫刽子手，却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译为禅家偈语，日本人八成也会趋之若鹜，迎之唯恐不及吧。但是他们自家的“精神粮食”已经够用，不需要法西斯再来锦上添花。不过，却也有部分日本人士看出东西法西斯精神的共同点，大力鼓吹日本加强与欧洲法西斯的认同。这些人士包括日本驻欧洲法西斯国家的驻外人员。但主张最卖力者，则是专门暗杀政坛人物的超国家主义恐怖团体，谁若被它们认为爱国不力，势必难逃毒手。此外，尚有声名狼藉的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但是，欧洲法西斯运动风潮涵义重大，并非区区东方式封建思想外带帝国式国家使命所可包含。法西斯兴起于民主的时代，属于黎民百姓出头的世纪。单单就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形成一股“运动”潮流，众人从自己中间选出领袖，进而以前所未有的革命为目标的意义而言，对裕仁天皇治下的日本，根本就是匪夷所思格格不入的观念。日本相中的德国事物，是普鲁士的陆军及传统，只有这两样事物，才正合日人的胃口。简单地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虽然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貌似神近，骨子里面日本人却绝对不能算作真正的法西斯。至于日本人跟意大利人之间的精神接攘，其间的距离，就更为遥远了。
再论其他那些希冀德意援手的国家。尤其在二战初期，一时之间，轴心势力似乎胜券在握，那阵纷纷来投奔法西斯的诸国，思想意识的认同，更不是它们主要的动机。虽然在表面上，如克罗地亚乌斯达莎等奉行国家主义的小国，由于其一线生存完全靠德国，因此毫不踌躇地便大肆脸上贴金，吹捧自己比希特勒的亲卫军还要纳粹。此外，两次大战之中，争取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军，以及以柏林为基地的印度国家主义分子，也都有人向德国谋求合作，我们若因此便将它们当作“法西斯”，那可是大错特错。因为它们的动机乃是建立在“敌人之敌，便是吾友”负负得正的原则之上。事实上，当年爱尔兰共和军的首领芮恩（frank ryan），就曾经与德方有过合作协议。可是芮恩其人，却是法西斯思想的反对者。反对之强烈，甚至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入国际旅（internationalbrigade），大战佛朗哥，最后被佛朗哥军俘获送交德国。像这样一类的例子，应该不至于影响我们的判断。
看过欧亚非三洲之后，还剩下另一大洲。在这片大陆之上，不可否认的，欧洲法西斯的思想确曾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冲击力。那就是美洲大陆。
在北美地区，欧洲风云激起的反响，主要局限在特定的移民群内。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带着故国旧有的思想移居新大陆，比方迁自北欧及犹太的移民，就具有一股亲社会主义的气质。另外有一些人，则不忘故国之恩，对别去的母国多少留有几分依恋，因此在德国情愫影响之下——意大利也包括在内，不过程度淡得多——美国的孤立主义自有来由。虽然在实际上，并没有足够证明显示大量的美国人转为法西斯派。德国国民军部队的那一套行头、迷彩军装、振臂高呼向元首敬礼的形象，与北美本地的右派组织及种族歧视活动（最著名的有美国三k党），可并不是一家人。当时美国境内，反犹太的情绪自然极为强烈，不过此时反犹太的右派化身——如库格林神父（coughlin）从底特律向外播出的广播讲道节目即是一例——其灵感来源，其实跟欧洲天主教右派统合主义的比较接近。30年代美国最典型的意识现象，以美国人眼光来看，显然属于极端激进的左派传统。10年之间，这一类民粹派煽动的行为中，成就最大的人要数夺得路易斯安那州长席位，以独裁手法治理该州的朗格（huey long）。美国左派以民主之名大肆削弱民主，以平等主义为要求，大大赢得贫苦民众的欢心。至于小资产阶级之徒，以及天生直觉就具有反革命自卫本能的富贵人家，自然对之恨之入骨。可是美式的政治风潮，不论左右，都不属种族主义。因为不管哪一种派系的运动，只要呼喊着“人人是王”（every man a king）的口号，怎么也不可能与法西斯传统沾亲带故。
法西斯思想在美洲大陆的势力，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方才开了张。不但有政坛人士深受影响，如哥伦比亚的盖坦（jorge eliezer gaitan，1898－1948）以及阿根廷的庇隆（juandomingo peron，1895－1974）。也有国家政权正式以法西斯名号成立，如1937－1945年间，瓦加斯在巴西成立的“新国度”（estado novo，new state）。当时美国政府深恐法西斯风气煽动之下，纳粹势力在南美增大，会向北美形成包抄之势。其实这种担忧根本是过虑，因为法西斯对拉丁美洲诸国的影响，多半仅限于本国政治。除了阿根廷明显地倾向轴心力量之外——不过只有在庇隆当政前后方才如此（1943年）——二战中，西半球的政府一律加入美国阵线作战，起码在名义上属于盟国一方。但另有一个事实也不可否认：当时某些南美国家的军队制度，均师法德国；有的还由德国、甚至纳粹教官负责训练。
格兰特河以南的美洲地区（rio grande，译注：格兰特河是美墨边界河流，其南即指整个拉丁美洲），之所以深受法西斯的影响，理由其实很简单。在这些国家看来，1914年之后的美国，已不复当年反帝先锋的形象。19世纪的美国，是追求进步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朋友，在外交上，曾帮助他们对抗英法西班牙3国的帝国或前帝国势力。可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译注：此战美方获胜，美国帝国主义从西班牙帝国主义手里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继之而来的墨西哥革命（1910年），更不要说石油和香蕉工业的兴起，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