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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由派的民主思想，更扩大了这道“知易行难”的鸿沟（依照自由民主观念的定义，天生便与法西斯和极权思想格格不入）。民主自由的政体，不但减缓甚或阻止了政治上的决策过程——美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对于那些不受民意欢迎的理念方针，执行起来必然更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行。于是某些政府当局便以此为借口，掩饰自己的颟顸麻木。而美国的例子更进一步显示，甚至如罗斯福总统这般具有广大民意基础的总统，也无法违背选民意志，推行自己反法西斯的外交方针。因此要不是珍珠港事变，以及希特勒对美宣战，美国自始至终必将置身二战之外。因此除此二事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把美国投入这场战争。
可是，真正使西方重要的民主国家——如英法两国——抗敌意志削弱的症结所在，却不是民主政治的运作，而是上次大战的悲惨记忆。这段伤痛，不论是选民还是政府，上下众人都痛铭于心，永远不能忘怀。因为那场战争造成的冲击，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无人幸免。若以人命计（而非以物质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对英法两国来说，远比日后二战的牺牲为大（见第一章）。因此它们不计任何代价，务必防止这类战事的再起。只有在用尽一切政治手段，却依然无计可施之下，方可诉诸一战。
然而，各国这种“不愿开战”的心理，却不可与“拒绝作战”一事相混淆。不过法国身为上次大战交战国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此时军中的士气，确已因此大挫。参战各国，没有一个是兴致勃勃快快乐乐去的，即使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在另一方面，所谓完全无条件的和平绥靖论调，虽然曾于30年代在英国流行一时，却从来不曾成为一场普遍的群众运动；到1940年，更完全消失。二战期间，社会上对于“基于良知理由的反战人士”虽然相当容忍，但是事实上真正主张“拒绝作战”权利的人数却也少之又少（calvocoressi，1987，p．63）。
至于非共产党的左翼众人，自1918年后，对战争及军国主义的残酷更是深恶痛绝，比起1914年以前的厌战心理，其厌恶程度更甚（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是反战尽管反战，不计代价的和平理论仍是少数人的看法，即使在反战呼声最强的国家如法国也不例外。1931年在英国，主张和平主义的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由于一场意外的选举混乱，发现自己变成英国工党的头目。到1935年，却又被迅速无情地赶下党魁宝座。英国工党与1936－1938年间由社会主义领衔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不同，我们不能责其不够坚定，缺乏对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该责备的，却是其拒绝支持必要的军事手段，如重整军备、进行征兵等可以彻底发挥抗德作用的备战措施。同此，共产党人虽然从来不会为和平言论所诱，却与英国工党政府同样可以讨论。
左翼阵营在当时，其实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就一方面来说，众人虽颤栗于一战的阴影，并对未来一战怀有不可知的恐惧，如今却因反法西斯的声势浩大受到鼓舞，因而动员起来。法西斯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战争意味，足以使人起来与之决一死战。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对法西斯徒劳对抗，却不诉诸军事行动解决，分明难有成功之望。更进一步来说，若想空凭众人的坚定意志，以和平手法造成纳粹德国、甚至墨索里尼意大利的覆灭，这种想法等于妄想。不但对希特勒的本质太不了解，对德国境内的反对力量也寄予过多不实幻想。总而言之，凡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当时”便都很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最终不免一战。不论我们如何策划种种方案，以求避此一祸，大家也知道终属徒然。犹记得当时众人的内心深处——作为历史学家，作者也不得不求助自己的记忆——都料定战争一定会来，都知道自己必将走上战场，甚至为此送命。身为法西斯的反对者，我们知道，一旦大战爆发，别无选择，只有走进战斗队伍。
然而，左派人士在政治上两难的局面，并不能用来解释其政府失败的原因。因为有效的军备措施，并不在于政党政治中国会的决议（或不决）——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里政客们对选举的计较也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各国政府，尤其是英法两国，实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害得太重。法国经此一战，筋疲力尽，已到了失血地步，国力之弱小，可能比战败的德国还不如。自德国复兴之后，法国更瞠乎其后，若没有盟国撑腰，可说什么都不是。而其他唯一与法国有同等利害关系，可与之共携手的欧洲国家，只有波兰以及继承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各小国。但是这几个国家实在太弱小，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法国举全国财力，下全部赌注于区区一线防御工事——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这是以一名不久即为人所忘的部长之名而命名——希望借此可以像当年凡尔登（verdun）一役，以大量伤亡遏止住德军的攻击（见第一章）。除此之外，法国人唯一的指望只有英国；到1933年，更只有指望苏联。
而英国政府呢，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在根本上的虚弱。在财力上，实在打不起另一场战争。在战略上，英国也不复拥有一支可以同时在三大洋及地中海作战的强大海军。在此同时，真正让英国操心的倒不是欧洲。它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支不足的军力，挽回自家在地理上前所未有的庞大，但实质上却濒临解体的帝国残业。
英法两国都深知本身的国力太弱，实不足维持于1919年建立的国际政治现状，以期配合自己的需要。它们也都知道，目前这种局势极其不稳，继续维持实在难上加难。再战一场，非但无益，徒招更大损失。因此眼前现实的上上之策，便是与再度兴起的德国磋商，以求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欧洲秩序。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便意味着向日渐强大的德国让步。不幸的是，新复兴的德意志帝国，却掌握在黩武独夫希特勒的手中。
所谓“绥靖”政策，自1939年以来即被报界口诛笔伐，可以说声名狼藉。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其实这种做法，在当时许多西方政客眼中看来极有道理。这些人心里并不十分反对德国，在原则上也没有强烈反对法西斯的热情。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欧洲大陆的版图更迭，特别是在那些“我们极不熟悉的遥远国度”（张伯伦语，1938年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里发生的变换，可不是什么令英国人血压升高的大事。（法国人可就不同了。可以想象，任何有利于德国的举动，都使得法国人神经紧张。德国人迟早会跟法国作对，可是法国弱得很，哪里禁得起。）但是如果再来一场世界大战，定会使英国经济倾家荡产，大英帝国必也解散大半。后来事实证明，果如所料。虽然从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殖民地解放运动，以及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观点来看，只要能够打倒法西斯，随时愿意付出这笔代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对讲究理性与实际的大英帝国主义者来说，如此牺牲实在太过分，绝无必要可言。
然而事实发展显示，希特勒德国的国家主义根本不讲道理，其政策目标既无理性又无止境，与之妥协谈判，无异与虎谋皮。扩张侵略，先天就是希特勒这套系统的基本质素。除非众人趁早认命，接受德国必然取得支配霸权的局面——也就是打定主意，不去抵抗纳粹挺进的行动——否则除此一途，战争必不可免，只是迟早而已。因此在30年代，意识思想便在政策形成上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如果纳粹德国的意图是由意识思想挂帅，那么讲求现实政治的做法就完全失去可能；有识之士于是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希特勒之间完全没有妥协余地。不过，前者对现实状况的评估虽然相当正确，其结论却建在极不实际的理由之上。他们之中，有人认为法西斯在原则及先验上难以容忍而反法西斯；有人则站在同属先验性质的立场上持另外一种理由反对法西斯——他们以为，我的国家“代表的理念正主之所在”，岂可妄言牺牲低头（丘吉尔即为第二类人士之代表）。丘吉尔的矛盾是：这一套浪漫伟大的念头应用在政治判断之上，自1914年以来已经证明一错再错——包括他自己一向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明的军事对策在内——可是面对德国问题，这一宝却竟然给他押中了，再合乎实际不过。
反之，主张姑息手段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当时状况的看法却一点也不实际。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可看出要与希特勒达成任何协议是难于登天之时，那群姑息主义者仍不死心，抱着他们莫名的和平幻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会发生1939年3月到9月间那场黑色荒谬的悲喜剧。可笑的一幕，终于以一场大战宣告结束——这却是一场其时其地，没有一个人想打的战争（甚至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英法两国，则被莫名其妙地投入这场战事，一直到1940年德人发动闪击战将它们摧枯拉朽扫到角落之际，才弄清楚自己作为交战国家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大势所趋，英法虽然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却始终无法面对现实，从而认真考虑与苏联洽谈合作一事。然而若没有苏联参与，盟国既不可能延后，更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事。若没有苏联相助，张伯伦提出的承诺——保证助东欧各国抵挡德国的突击攻势——无异一张废纸。伦敦、巴黎当局其实并不想打仗，充其量只愿意显示一下制止战争的实力。当此时刻，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认为不动武简直不切实际。斯大林并一再遣使与西方协商，建议双方在波罗的海共同布阵，奈何对方置之不理。德军铁蹄开进波兰，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还意存观望，打算与希特勒重开谈判。事实上，希特勒也盘算张伯伦会有此想法（watt，1989，p．215）。
结果，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却意外地落了空。西方各国向德宣战。宣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各国政治人物想要一战，却出在希特勒自己身上。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的东进政策太过分，使得姑息派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原本对反抗法西斯一事无所谓的广大群众，现在一举动员，起而相抗，这种形势都是希特勒本人一手造成。根本上来说，1939年3月德国正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民意，舆论一反过去妥协的语气，转而支持抵抗法西斯。民心向背既定，政府虽不情愿，也只有被迫从之。英国政府的政策既转了方向，法国政府别无他计，也只有立即跟进，追随自己这个唯一还算有点办法的盟友。于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英国国民同仇敌忾，决意与希特勒作殊死战，不再分歧不合——可是为时已晚，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德军铁蹄迅速无情，踏进波兰，并与斯大林瓜分该国。斯大林退居中立，不知自己后患已定。一场德国大唱独脚戏，英法只能虚张声势的“假战”（phony war），便在西方世界妄求和平的假象后到来。
其实在慕尼黑会议以后，不管哪一种现实政治的言词，都无法再解释姑息者的做法了。一旦大局明朗，开战之势不可避免——而在1939年，又有谁能否认这个形势？——唯一可做的事，应该只有加紧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