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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刻、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爵士乐在美国的发展，主要是受到南部黑人移往中西部及东北部大城市的冲击形成：就是专业演艺人员（多系黑人）独有的艺术性音乐。
不过，这些大众化创新及发展的力量，在本土之外往往有其限制；比起本世纪下半时期产生的革命性变化，当时的状况也有所不及。因为进入20世纪第二个50年，以最明显的例子为证，某个由美国黑人蓝调音乐直接承袭的名词——摇滚——竟然一举成为全球青少年文化的共同语言。不过回到20世纪上半期，大众媒体与通俗性的创造力——只有电影除外——虽然远不及后来的下半场热闹（后文将予讨论），其质量之高，却已足以令人咋舌，尤以美国为最。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在这些行业中执牛耳地位，具有无可挑战的优势。其中原因，自然多亏它高人一等的经济优势、对于商业及民主的投入，以及在大萧条后，罗斯福民粹政策的重大影响。在通俗文化的领域里，美国就是世界，不然就只有沦于地方性乡下地位。在这些娱乐业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发展出来的模式，可以获得如此尊崇的国际声势——不过，某些国家确实也拥有相当广泛的地区性影响（如埃及音乐在伊斯兰世界）；不时并偶有异国风情，进入国际商业通俗文化主流，造成一时流行（如拉丁美洲的伴舞音乐）。唯一特殊的例外是运动。在大众文化的这一方舞台之上——任谁欣赏过巴西足球队全盛时期的演出，能够否认运动也是一门艺术？——美国的影响力，始终仅限于华盛顿政治的支配范围之内。正如板球，只有在当年大英帝国米字旗飘扬过的地方，才是一门大众运动；同样地，在美国陆战队登陆以外的地方，棒球的势力始终极微。真正拥有世界性地位的运动，只有足球。这个在当年随着英国经济的足迹，携往其所到全球之处的竞技产物，就从北极冰区，到赤道热带，带给了球迷许多以英国公司，或海外英国人为队名的球队——如圣保罗运动俱乐部（sao pauloathletic club）。这个简单却极优雅的运动，没有复杂的规则与装备，可以在任何大小尺寸符合、并大致不失平坦的开放场地练习。它之所以走遍全球，完全是出于其作为运动本身的优点所致。随着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的揭幕（乌拉圭夺魁），足球，确已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运动。
不过依据我们当代的标准，此时的大众运动，虽然已经走上国际化之路，却仍然相当原始。它们的从业人员，尚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喙吞噬。伟大的运动明星，如网球名将，也依然还是业余运动员（也就是还具有传统的资产阶级地位）。即使身为职业运动员，收入也不比普通技术工人高出多少，如英国足球界即是。至于欣赏的方式，也依然得靠面对面亲临观看，因为连收音机的转播，也只能借着播音员的声音分贝，将赛况的紧张气氛传送而已。电视时代，以及运动员天文数字的高薪，有如电影明星身价一般的日子，离此时尚有几年时光。但是，我们在后文将会看见（第九至十一章），其实为时也不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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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帝国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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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18年投身恐怖分子的革命阵营。在他婚礼当天，他的革命导师也在场。自此开始一直到1928年他死亡之时为止，10年之问，他不曾与妻子共同生活一天。革命人的钢铁纪律，就是远离女生……他常常告诉我，印度若能效法爱尔兰的方式奋斗，必将获得自由。我就是在与他共事之时，开始读到丹·布伦（dan breen）所著的那本《我为爱尔兰自由而战》（my fight for irish freedom）。丹·布伦是玛斯特达（masterda）心目中的理想。他还依爱尔兰共和军的名字，把自己的组织也命名为印度“共和军吉大港支部（chittagong）。
——社特（kalpana dutt，1945，pp．16－17）
殖民地官员天生就有一种特性，他们不但容忍殖民当地贿赂贪污的恶质文化，并且还有意加以鼓励。因为这种现成的恶习，正方便他们控制那一群蠢蠢欲动，而且经常有异议的广大人口。在这种方式下，如果一个人有所企图（不论是想打赢官司、取得政府合同、获得英皇颁授勋爵名位，或是弄到一份公家工作），都可以借着向握有权利之人行贿而达到目的。至于所行之“贿”，倒不一定都以金钱（此举既露骨又粗鄙，在印度的欧洲人很少愿意用这种方式弄脏他们的手）。惠赠的方式，可能是交情或尊敬，热情地款待，或对某些“善事大义”的慷慨捐款。但是最被看重的方式，则是对英国统治的忠诚。
——卡里特（m．carritt，1985，pp．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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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帝国告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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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之际，曾有几个国家——多数是沿北大西洋岸边——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世界上其他非欧系的国家。在这几国的势力范围以内，它们倒不忙着占领并统治臣下之地。却靠政治经济的系统，加上其组织及科技，在各地建立了比直接统治更为优越的无上地位。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不但改变了世界，统治了世界，更成为一种模范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类唯一的模范，凡不愿被时代巨轮扫过或辗死之人，莫不以其为师。1917年后，苏维埃共产主义虽然提供了另一条路，但是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同种性质的典范，不同之处仅在于共产党扬弃了私有企业与自由主义的制度。因此，少数几个国家，在19世纪臣服了世界上众多国家，成为人类共主。而对非西方国家来说，甚至更精确一点，对西方世界北部以外的国家而言，它们在20世纪的一页历史，根本上就决定于其与作为时代共主的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如此依存主调之下，史学家若想从国际角度观察短促二十世纪演变之势，笔下的地理重心，难免出现不对称的情况。然而除此处理方式之外，另无他途。这种做法，绝非认同任何民族甚或种族优越的心态，也不表示史学家赞同那些国家至今不去的自满意识。事实上，本人在此声明，坚决反对汤普森（e．p．thompson）所称，一些先进国家对落后贫穷地区持有的“无比恩惠”的优越态度。可是事实俱在，在短促二十世纪的年代里，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是属于被动的他处衍生（derived），而非主动性的原生自发（original）。各处非资产阶级性质社会中的优秀分子，纷纷模仿西方先进国家开拓的榜样。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视为代表着开创进步的社会。其形式，体现于财富与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于经济及科技的“开发”；而其组织，则立于资本或社会主义的各式变体。除了“西化”、“现代化”，或随便你爱怎么称呼它的名称之外，世界上其实并没有第二个可供实际参考的模式。反之，也只有政治上为了好听，才出现把“落后现象”细分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委婉说法（列宁就曾经迫不及待地将他自己的祖国，与其他“殖民落后国家”划清界限）。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国际外交上便充盈着这一类虚饰的名词（如“未开发”、“发展中”等等）。
达到“发展”目的的实际作业模式，可以与多种不同的信仰意识并行不悖，只要后者不妨碍前者的实行即可。比方发展中国家，如信仰伊斯兰教，不因为《古兰经》未曾认可；或尊奉基督，不由于《圣经》从未允许；更不因为与中古骑士风格相违，或不合于斯拉夫精神，便因此禁止机场的兴建。反之，一国的信仰基调，若不单单在理论上，并且在实际上与“开发”过程大唱反调，其开发结果便注定失败。不怕刀枪入，可令弹头反转去；不管众人对奇门遁甲的神术信得多么人迷多么虔诚，不幸的是，法术神技却从来也没有灵验过。电报电话，可比通灵大师的感应术来得有效多了。
然而如此说法，并非看轻各个社会本身特有的传统、信仰，与意识观念。旧社会在接触“开发”之际，原有的观念或许修正，也可能始终一成不变，但是必将以此为依据对新世界做出价值判断。比方说，不论是传统主义或社会主义，两方都同时看出，在资本式自由主义经济高呼胜利之余——包括政治层面在内——人生道德却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全失，唯一的关系，只剩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的人类“交易性格”（propensity to barter），人人只顾追求个人的满足与利益。就维系道德体系、重整人生秩序而言，就确认“开发”、“进步”造成的毁坏而言，随着船坚炮利、教士商人，以及殖民官吏而带来的新观念，往往不如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或非资本主义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系统来得有价值。因此，后者便动员传统社会的群众，起来对抗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代表的现代化——或者更确切一点，一同对抗将资本或社会主义文化输入的外来侵略者。不过，传统思想的力量有时虽然颇为成功，但是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凡在落后世界发动的自由解放运动，很少有受传统或新派传统意识激起或由其完成者。唯一的例外，只有基拉（khilafat）运动在英属印度发起的保王运动（编注：1920－1922年间的伊斯兰教区域性叛乱，旨在反对塞尔夫条约中排除土耳其苏丹一事）。他们要求保留土耳其苏丹的名号，作为世界各地信徒的哈里发（caliph），伊斯兰教国王之意，并主张维持原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的疆界，以及由伊斯兰教徒取得伊斯兰圣地的控制权（holy placesof islam），包括巴勒斯坦地区。运动为时虽短，却可能是迫使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采取大规模不合作平民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mlilault，1982）。然而在宗教名义下发起的群众动员——“教会”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力，毕竟仍大于世俗“国王”——多属防守姿态。不过偶尔也有宗教大军冲锋陷阵，领头顽强抗敌的情况出现。比如墨西哥的农民，即曾在“基督国王”的大旗之下，奋起抗拒墨西哥革命政教分离的运动（1926－1932年）。在其史官的笔下，农民的壮举化作史诗般的浩荡“基督精兵”（meyer，1973—1979）。除此之外，以原教旨主义者为主力的大规模动员力量，一直到20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方才出现成功的事例——在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间，甚至产生一股回归传统的奇异现象。矛盾的是，新一代所要回归的，若在当年他们有学问的祖父、父亲眼里，却恐怕都是务必扫除的迷信野蛮呢。
与本土传统两相映照，这一切的改革计划，甚至包括其中的政治组织与形态——使依赖他人生存者追求解放，令落后贫穷者奋力进取——所有的灵感理念，全部来自西方：自由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世俗的政教分离主义（secularist）、教权主义（clericalism），还有资产阶级社会用以进行公共生活事务的种种形式——报界、公共会议、党派、群众活动。种种新思想、新制度，虽然有时不得不假借社会大众信服的宗教口吻推行，根本上却都出于西方。这种现象，意味着本世纪在第三世界发动改造之人，事实上只限于当地居于少数的优秀人物，有时甚至少到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