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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按那致命的按钮，反而愈发虚张声势，动不动便以核武器相威胁以达谈判目的，或借此在国内达其政治企图（此乃美国）。事实证明，这种十足把握的心理战效果果然不虚，但却把整代的百姓给害惨了，天天心惊肉跳，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便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一连数日，不但差点把全世界投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火，事实上也把双方的高层决策人士吓得清醒过来，一时之间，总算变得比较有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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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冷战年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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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40年间，两个阵营不断增强军备以相抗衡。可是这种长期武装对峙的形势，却建立在一项不切实际而且毫无事实基础可言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局极其不稳，随时可能爆发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只有永久地相互牵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战于万一。这种心理现象，究竟从何而来？首先，冷战之说纯系一种西方观点，如今回头看去固然可笑不堪，但是当年在二战余震之下，却属自然反应。当时众人都以为人类的灾难时期尚未完结，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的前途依然未卜。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前车之鉴，此次战后也必有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连美国也难幸免。某位在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便曾于1943年作此预测，警告美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量失业和工业失序的经济低潮”（samuelson，1943，p．51）。大战胜利以前，华盛顿当局分身之术，对经济事务自是无暇全神顾及。但是对于战后的国策方针，美国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场经济大萧条袭击所花费的心血，更胜于为防止另一场战争发生所作的努力（kolko，1969，pp．244－246）。
华盛顿之所以担心“战后将爆发大乱”，动摇“世界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三方面的安定”（dean acheson，cited inkolko，1969，p．485），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当时各交战国家，除了美国之外，战后一片废墟。而且在美国人眼里，各国人民饥寒交迫，很有可能铤而走险投入社会革命主张的怀抱，走上与提倡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投资的国际自由经济体系相反的道路。而美国及全世界的未来，却只有在贯彻自由精神的国际经济制度之下才有效。更有甚者，战前的国际社会，此时已全面瓦解，广大的欧洲大陆之上，以及欧洲以外的更大一片土地，只剩下美国独力面对着声势日益浩大的苏联。全球政局的未来难卜，唯一可以确定的却是在这个紊乱不安、随时可能爆炸的世界上，如果有任何情况发生，资本主义及美国一方只会更加衰弱，而以革命起家的强权却会更加甚嚣尘上。
至于那些重获解放的国家，战事刚停，对于各国中间派立场温和的政治人物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论在朝在野，这些人士都为共产党人的壮大而大伤脑筋，唯有向西方盟国可以求得一点支援。而共产党人却在战火中崛起，声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有时甚至一跃而为国内最大党派，拥有人数最多的选民。法国总理（社会党）便曾前往华盛顿提出警告，表示若无经济援助，他极有可能败于共产党之手。1946年全欧歉收，紧接着一场酷寒严冬，更令大洋两岸的欧美政坛同感心惊肉跳。
再意气相投的伙伴，战争一旦结束，往往也会分道扬镳。更难怪原本就只是一时勉强的结合，一边是领衔资本主义最大强国的美国，另一边是在本身势力范围之内俨然老大自居的苏联，面对战后种种情况，两方势非分手决裂不可。但是纵然如此，也无法充分解释美国政策之所以强烈恐共的理由——不过除了英国以外，美国其他友邦及羽翼对反共一事却没有这般热衷——美方的政策，至少在其公开的表示里，主要是针对莫斯科将发动全球征服行动这种最坏的打算而定。美国认为苏俄心怀不轨，意欲导演一场无神论的“共产世界阴谋”行动，随时准备推翻自由国度。但是在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当时被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称为“我们现代的自由社会——新形态的资本主义”（home，1989，vol．11，p．283），其实根本就不曾面对任何可以想见的危机。以此来观看肯尼迪（j．f．kennedy）的竞选言论，就更令人费解了。
为什么有人把“美国国务院专家”对局势的展望视作替天行道的“天启洞见”（hughes，1969，p．28）？为什么冷静镇定的英国驻苏外交人员，在拒绝将苏联与纳粹德国作任何比较之余，却也在报告中指出，世界“正面对着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版的16世纪宗教危机。在这场现代宗教战争中，苏联的共产主义正与西方的社会民主政治以及美国版的资本主义为敌，共争世界霸权”（jensen，1991，pp．41，53－54，roberts，1991）？如今回溯起来——事实上也极有可能——苏联在1945－1947年间显然毫无扩张之意，也不打算扩大它在1943－1945年间高峰会议为共产集团定下的地盘。事实上在莫斯科控制的国家及共产运动里面，各个政权往往刻意“不去”依苏联的模式建国，反而在多党制国会民主之下，实行混合性的经济制度。这种做法，不但跟“无产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却“更趋于”一党专政的事实。在共产党内部文件里面，甚至将无产阶级专政称为“既无用处又无意义的举措”（spriano，1983，p．265）。（事实上唯一拒绝遵从这项新路线的共产党，却是如南斯拉夫一类脱离莫斯科的控制，并为斯大林极想搞垮的革命政权。）更有甚者，虽说苏联部队是其最大军事资产，可是苏联复员之速却不下于美国，红军人数由1945年最盛时期的1200万名，到1948年，已经骤降为300万人。这一点甚为外界所忽略《纽约时报》，1946年10月24日；1948年10月24日）。
因此就任何理性的层面探讨，当时的苏联，其实对红军占领范围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眼前的威胁。当时，筋疲力尽的苏联正力图从战争的灰烬中振作起来，它的平时经济一片凋敝，政府的信用除了在大俄罗斯以外，完全扫地，完全失去了向心力。至于西部边陲一带，更与乌克兰，及其他各种民族主义的游击武力多年龃龉不断。它由斯大林独揽大权，而他对外是力避冒险添乱，对内则残酷无情（见第十三章）。苏联对外援是求之若渴的；因此在短时间之内去冒犯唯一有能力向它伸出援手的超级强权美国，自然无利可图。身为一名共产党人，斯大林当然相信共产主义最终必将取资本主义而代之，这一点毋庸置疑；从这个信仰出发，两大制度之间任何形式的共存必难长久。不过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斯大林手下的计划专家，却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危机。他们显然相信，在美国霸权撑腰之下，资本主义还有好长一段路可走，因为当时美国财富及势力的增幅之大，实在太明显（loth1988，pp 36－37）。这一点，其实正是苏联担心的要害。苏方在战后采取的姿态，与其说成野心勃勃的攻势，倒不如说是但求自保的守势更为贴切。
总之，尽管苏联自顾不暇，但是形势使然，双方却不得不都采取对抗的政策。一方是苏联，对自己朝不保夕的地位心知肚明；另一方则是世界超级强国的美国，对中欧和西欧瞬息万变的局势，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扑朔迷离的政局也同样不安。就算没有意识形态牵涉其中，对峙局面恐怕也难避免。1946年初，美国外交官凯南（george kennan）首先提出并为华盛顿当局积极采纳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凯南本人，便不相信俄国真的在为共产主义圣战卖力，而他自己，更不属于任何意识战争的十字军先锋——从其日后职业生涯中可见一斑（唯一的例外，是他对民主政治的评价甚低，因此大加反对）。凯南其人，其实只不过是一名由旧式权力政治学派出身的俄国问题专家——美国驻欧人员之中不乏这号人物——在此类人眼中，俄罗斯沙皇派，或是布尔什维克派，都属于一个落后野蛮的社会。而俄罗斯人向来便有一种“缺乏安全感的传统直觉”，其统治者更是一群充满了这种恐外心理的白痴。这个国家，老是自绝于外面的世界，一向为独裁者所统治，总是处心积虑地从事死亡斗争，很有耐性地等着对手彻底毁灭。既不合作也不让步，判断和行动，从不诉诸理性，只能听凭武力，硬碰硬地解决。在凯南眼里，共产主义无疑火上加油，更大大地增高了旧俄帝国的危险性，因为它标榜着举世最最无情的乌托邦思想——即垄断全球的思想意识——为这个举世最最凶残的势力添翼。因此依照凯南这套理论实行起来，便意味着唯一能与俄国抗衡的强国——美国——绝对不能有半分妥协。无论俄罗斯是否信仰共产主义，都得将之“遏制”，以防其毒素影响渗透。
这是美方的观点。反之，从莫斯科的角度看来，为了保全进而利用本身在国际上刚建立却不堪一击的庞大势力，唯一的途径就是跟美方的做法完全一样：绝不妥协。谁都没有斯大林本人清楚，自己玩的这一手其实力量有多单薄。1943－1945年间，当初苏联还是对付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也被看作将是打退日本的主力——罗斯福和丘吉尔即曾在数次高峰会中，尤其是雅尔塔会议，许下诺言，答应给苏联许多好处。这些在苏联眼中经由历次会议讲定的地区，比方1945－1946年间议定的伊朗与土耳其国界，斯大林一口咬定，绝不松口。除了这些要塞地区之外，苏联也许可以考虑撤离，但若妄想重开雅尔塔，门都没有。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斯大林的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无论出席大小国际会议，有名地专会祭出“不”字真诀。当时美国已拥有核武器，虽然才刚起步。直到1947年12月，虽然制成了12颗原子弹，却没有飞机可以运送，军中也没有够格的装配人员（moisi，1981，pp．78－79）。至于苏联，却仍两手空空。除非苏方先让步，美方绝不会赐给任何经济援助。然而这一点却正中莫斯科的要害，就算是为了最迫切需要的经济援助，它也不能有半点示弱让步的表示。而美国呢，本来就不打算给苏联任何好处。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曾请求美国战后予以借款，可是美国声称这份文件已经“误置”，再也找不着了。
简单地说，正当美国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苏联世界霸权而担忧的同时，莫斯科却为了眼前的现象，美国在全球除了红军占领区以外的各个地区显示威风的事实而难以安枕。当时国力远比各国全加起来还要强大的美国，轻而易举便可以将国疲民乏的苏联收入麾下。面对这种态势，坚持到底绝不妥协，自然是最合逻辑的对应之术。我们不妨姑称之为莫斯科的纸老虎计吧。
话虽如此，就算两强势不两立，长期对抗不肯妥协，也并不表示战争的危险便迫在眉睫。即使在19世纪，英国外交人员虽然同样认为防止帝俄向外扩张的唯一途径，便是凯南式的“遏制”之法；但在事实上他们也都非常清楚，公开对抗的机会甚少，至于开战的危险更微乎其微。相互之间的非妥协性，也不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政治殊死斗争，或宗教性质的大决战。不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