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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加的速度更为惊人（world 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饥荒频仍，哀鸿遍野。代表着这饥荒的标准形象，也就是瘦骨磷峋的异国儿童，频频出现于西方家庭晚餐后的电视屏幕上。可是回到黄金年代，却没有这种集体大饥荒的现象出现。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战争及政治疯狂造成的悲惨后果。事实上当时人口数字倍增，平均寿命也延长7年——若将1960年的数字与1930年相比，更高达17年之多（morawetz，1977，p．48）。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胜过人口增长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及各个主要非工业地区均属事实。50年代，在每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平均国民粮食生产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为逊色，但亦呈增长之势，只不过速度不及他处辉煌而已。进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业地区的粮食生产依然保持增长，可是速度却异常缓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这一回它却一反落后姿态，领先其他各国）。总之，穷国于50和60年代的粮食生产总和，其增长均胜过发达国家。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属贫穷地区的国家之间，也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因此若再将这些国家的数字混为一谈，便失去意义。如今某些地区，如远东和拉丁美洲，生产力增长之速，远超过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区则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后之势。到80年代，在南亚和东亚以外的世界贫困地区，国民粮食生产完全停止增长（即使在以上这两个地区，增长率也比70年代为差，如孟加拉、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至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则比其70年代的水准减少甚多，甚至直线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亚洲近东为最（vander wee，1987 p．106；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 2，pp．113…15）。
同时，发达国家的问题却完全相反。它们的烦恼是粮食生产过剩，多到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们的对策有二：一是大量减少生产，二是（如欧洲组织的做法）将其“奶油成山”、“牛奶成河”的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穷国倾销。穷国的生产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荷兰乳酪的价钱比在荷兰本地更低。说也奇怪，一边是粮食过剩，一边是饥肠辘辘，这种景象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经引起世人多少愤慨，如今到了20世纪的后半时期，却少有人闻问。此中差异，衬托出60年代以来，贫富两世界之间差距日益加深。
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进行，这种现象，甚至包括了“第三世界”。在旧大陆的西方，西班牙和芬兰等地，发生了戏剧化的工业革命。而在“货真价实”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见第十三章），也开始建立了大规模的工业部门。至于第三世界，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newly industrialising countries，nig），虽然在黄金时代之后才出现，但是其中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却急速减少，至少也不再偏重农业作为换取其他进口品的手段。到80年代末期，只有15国仍靠农产品的出口换购半数的进口。除了新西兰之外，这些国家都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 11，pp．149－151）。
世界经济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着，进展之快，到60年代，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兴旺。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间，世界各地制造业的总产量一跃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业品的贸易额则更增长了10倍有余。而同一期间，全球的农产品总产量虽不及工业产品增幅惊人，竟也大量增加。这一回，农产量的增长，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积取得，而是由于现有耕地生产力的提高。每单位公顷的谷物收获量，在1950…1952和1980－1982年两个三年之间，增产达两倍——而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三地，则更激增两倍以上。同时，全球的渔业产量于再度萎缩之前，也跃增了三倍（worldresources，1986，pp．47，142）。
爆炸性增长的同时，却造成一项为当时众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却早已隐含着威胁之势，即地球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除了热心野生动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资源的保护者之外，这两项问题于黄金时间极少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观念作祟，认为衡量进步的尺度，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强，进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深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因此完全不顾生态后果，贸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就时代而言已属落后，以铁与烟为主的重型工业。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旧有19世纪工业家所持的座右铭，所谓“哪儿有垃圾，哪儿就发财”之说（就是“污染即金钱”），也依然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对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筑路建屋的房地产界为主，再度在土地投机上发现了暴利的机会。这条发财之路绝对不会出错，只要挑对了一块地，然后静坐守株待兔，土地价格自然就会直线上升，一发而达天价。只要地点好，地产投机商几乎无须任何成本，即可摇身一变而成百万富翁。因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来的建筑物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只要土地的价格持续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户或空屋），还可以一路继续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后，高筑的债台及泡沫堆积的幻象终有破灭的一天——于是跟以往出现过的繁荣时期一样，随着房地产界连带银行的倒台崩溃，黄金年代画上了句点——最后的终点来临之前，世界各地的都市中心，不论大小，都已因“开发殆尽”而告毁灭。旧有的中世纪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观，如英国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鲁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马（lima），都是被这股开发狂潮吞灭而毁坏。因为当时东西两方当局都同时发现了一个解决房荒的妙法，就是将大量生产的工厂手段，应用于平民住宅的兴建之上，不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于是各个都市的郊外，便充斥着这类面目呆板，缺乏变化，样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楼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将在人类都市化的历史上永远留下最具毁灭性十年的臭名。
事实上回顾当时的心理，众人不但对生态和环境毫无担忧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成就感。岂不见19世纪污染的后果，如今已臣服于20世纪的科技进步及生态良心之下吗？1953年起伦敦市内禁燃煤炭，区区一举，岂不已将狄更斯小说中熟悉的雾都景象，那时不时席卷伦敦城的迷茫深雾，从此一扫而空？几年之后，岂不见鳟鱼又游于一度死去的泰晤士河上游？乡野四郊，过去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一排排大量吞吐着浓烟的巨大工厂，如今岂不也为轻巧安静的新型厂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飞机场取火车站而代之，成为人类运输的典型建筑。随着乡间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户开始迁入，多数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涌向弃置的村庄农场，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更接近于大自然。
尽管如此，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冲击极其深远，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只限于都市和工业；影响之深广，众人最后终于醒悟，即使连农业活动也深受冲击。而这股冲击的影响，自20世纪中叶以来，越发显得变本加厉。其中原因，主要是出于地层中石化能源的开发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纪开始，就有人为这些能源的开采耗尽而担忧。事实上新矿源却不断被发现，超过人类能够利用它们的速度。当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遽增加——1950－1973年间，美国一地的用量甚至一跃而为10倍（rostow，1978，p．256，table iii，p．58）。黄金时代之所以金光灿烂，其中一个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14年间，沙特阿拉伯所产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时间里，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趋走低之势。说来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员国终于决定提高油价，以反映汽车交通文化所能负荷的真正成本之后，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运输方式大量增长的后果，才开始受到生态观察家们的认真注意及对待。但是为时已晚，汽车文化大都会的天空已经漆黑一片，尤以美国的情况最为严重，首先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都市里混含着黑烟的浓雾。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也使大气层的温度在1950－1973年之间足足升高3倍，意味着这个气体在大气层中的密度以每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 ressources，table11．1，p．318；11．4，p．319；v smil，1990 p．4 fig．2）。至于破坏臭氧层（ozone）的化学物质氯氟碳（chlorofluocarbons）的产量，更以直线呈惊人增加之势。二战结束时，氯氟碳的使用几乎等于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万吨以上的单一化合物（one pound），以及40万吨以上的他种化合物被排入大气层（world resources，table 11．3，p．319）。制造这股污染的罪魁祸首，首推西方各个富国，然而苏联也不能够推掉它的一份。苏联的工业发展，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尤重，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污染，与美国旗鼓相当，1985年，几乎达到1950年的5倍（就每平均人口制造的污染而论，美国自然遥遥领先）。这段时间当中，只有英国一国，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平均每人二氧化碳的排出量（smil，1990，table i，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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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黄金年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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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黄金年代这股惊人的爆炸增长之势，似乎仅是过去增长的重复，只不过这一次幅度尤为巨大而已。1945年前的美国，即曾经历这股蓬勃的增长；如今则以美国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典范，再将这把火燎原般蔓延到全球各地。就某种层次而言，这个现象的确属于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比方汽车时代早已在北美降临，可是一直要到大战之后方在欧洲地区出现，并在更以后的时间，才以比较缓和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以及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在此同时，对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大地子民而言，卡车和公共汽车，则在低廉的油价之下成为大众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如果西方富裕社会的兴旺，可以以私有汽车的增长率衡量——以意大利为例，即由1938年的75万辆激增为1975年的1500万辆（rostow，1978，p．212；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table 175，p．960）——那么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尺码，则可由观察其卡车数量的增加速度而得。
世界经济的大繁荣，因此就美国而言，是继续以往的增长趋势，就其他国家地区而言，则是一路急起直追。亨利·福特提出的大量生产模式，跨洋越海，成为新兴汽车工业忠实遵循的不二法则。而在美国本土，福特式教条则延伸至其他生产和制造行业，从房屋兴建，以至垃圾食物，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麦当劳的兴起，可谓战后一大成功范例）。过去仅为少数特殊阶级生产服务的产品，如今开始大量产销，向广大的群众市场推出，带着大规模人潮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