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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奇：我从来没有不景气过，所以我才不在乎它怎样呢。
罗伊：照我们听的那一套，你不会喜欢活在那个时代的。
巴奇：反正，我又不活在那个时候。
——美国广播名人暨作家特尔克（studsterkel，hard times，1970，pp．22…23）
（戴高乐将军）上台之际，全法国共有100万台电视机……到他退隐时，全法国已有1000万台电视机了。法国这个国家就好像在做娱乐事业一般；可是昨天的戏院之国，与今日的电视之国，却完全是两码子事。
——德布雷（regis debray debray 1994，p．34）
。。！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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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类遇到从未经验过的新事物时，虽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来，却往往搜索枯肠，想要为这未知的现象找出一个名目。就在本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词当中，都少不了一个“后”（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义宇“后”（post）字出之。几代以来，用以厘定20世纪人类生活精神领域的各式各样名词，便纷纷被冠上了一个“后”字。于是这个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关层面，成为后工业（post－industrial）、后帝国（post－imperial）、后现代（ post－modern）、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后谷登堡（post－gutenberg），后这后那，凡事皆后。这些加在字首的前缀，就像葬礼一般，正式承认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对于死后来生的性质，人们却不但缺乏共识，甚至根本不能确定。人类历史上变化最最富戏剧性、最迅速、也最为普遍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进入了身历其境的当代思维者的意识深处。这场变革转型的记录，即是本章的主旨。
综观这场社会转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与普遍性。诚然，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就实际意义而言即中西欧和北美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俨然世界骄子的少数富贵中人——长久以来，便已生活在经常的变化之中，在他们的世界里，科技不断蜕变，文化不断更新。对这一类人而言，进一步的全球性大变革，不过加速并加强他们原已熟悉的变化罢了。说起来，30年代中期的纽约客，不是已仰首瞻望着那座高度傲视全球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empire statebuilding，1934）？帝国大厦稳坐世界第一楼的宝座，直到70年代才被取而代之——而挑战者的高度，也不过多出仅仅三十几米而已。因此，物质增长的量变，到底对生活造成何等质变？这个问题不但要经过好一段时间方引起世人注意，更别说如何去有效测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种迷茫现象，即使在前述的优越地区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层次上，这番变动却突如其来，宛如地震似地排山倒海。因为在50年代，80％人类突然结束了中古时代的生活。更确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开始感受到中古时代的确寿终正寝了。
就许多层面看，亲身经历这种种蜕变的人，往往无法掌握其中变化的全部意义。因为这些经验对他们本身而言，仅仅属于渐进式片断性的变化，正如同在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但在变化发生的当时，却很少将其视为影响整个人生的大变革。一个乡下人决定进城找工作了，此事在他的心灵里，比起从军，或与两次大战中战时经济生活对英德两国男女的影响比较，在变化上又有什么更持久的意义呢？他们进城时，不曾打算从此永远改变生活方式，虽然在事实上却是如此结果。当局者迷，只有局外人每隔一段时间重返前者生活的场景时，才能感受出其中变化的巨大。即以西班牙东岸大城巴伦西亚（valencia）为例，笔者上一次见到此地是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这方地面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想想看西西里一名50年代的农民流氓，服刑数十年后出狱，重返巴勒莫。只见当年的乡间，已在都市房地产开发之下变得面目全非，真有着恍如隔世之感。“以前的葡萄园，现在全都变成堂皇的大建筑了”。这位老兄满脸迷茫，不敢相信地对我大摇其头。世界变化之快，连历史的时间长河，也得用更短的间隔来量度了。不到10年（1962…1971年），远离城市的库斯科（cuzco，位于秘鲁）地区已经变成两个世界：10年前，那里的印第安人原本都穿着传统服饰，10年后却都已改穿欧式洋服。70年代末期，墨西哥某小镇市场上的众家摊贩，纷纷使用日本造的小型计算机为客人结账，10年之前，根本还没有半个当地人听说过这个东西呢。
于是1950年以来，世人便生活在如此高速的历史变化之中。各位读者只要年纪不太大，并在各处经常有一定程度的走动，便可以感到此中经验的独特。自60年代之后，西方年轻人更发现如今前往第三世界旅行，不但变为可行，更成为一种时尚。此时若欲观察全球的蜕变，只需睁大一双眼睛即可。然而作为史家，却不可以片段的印象及零星的见闻为满足——不管这些印象见闻的意义多么重大——必须一一深入记录，并予厘清方可。
本世纪下半期中变化最巨大，影响最深刻的社会变革，首推传统小农经济的死亡，这一变化，永远切断了我们与过去血脉的连接。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绝大多数人类都依土地或水面为生，地上的禽畜，水里的鱼虾，供应了人类。即使在工业化的国家里，甚至进入20世纪，农牧人口仍然在就业人数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只有英国一地除外。记得在笔者的学生时代，也就是30年代，小农阶级迟迟不去的现象，往往被人用来反驳马克思的预言——他认为小农必将从地上消逝。即使到了二战前夕，农渔业人口低于总人口20％的国家，英国除外，全球也只找得出一个比利时而已。甚至连美国与德国这两大经济强国——当时世界上工业化最彻底的两个国家——其农业人口虽然已呈稳定性的下降，此时却仍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国、瑞典、奥地利三国的比例，更在35％…40％之间。至于其他落后的农业地区——以欧洲国家为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每5名居民里，就约有4名依然靠土地为生。
现在再来看看20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的年代，情况全然改观了。80年代初期，每100名英国人或比利时人当中，只有不到3名仍然从事农业方面的生产。因此对一名普通的英国佬而言，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碰上一位一度在印度或巴基斯坦务农之人的机会，远比碰上曾在英国本土务农者的比率为高。这种情况实在不足为奇。而美国境内农牧人口的数目，也不断下降至相同的比例。不过由于长久以来，美国务农的人数本来就在急遽减少，此刻的超低数字自然也就无甚惊人。相形之下，在劳动人口中占有如此稀少比例的美国农人，却能够生产出难以估计的粮食，流往美国本土及世界各地，才是最令人惊诧不已的事实。回到40年代，没有人能预想到待到80年代初期，凡是在“铁幕”边界以西的国家，已经没有一国仍有10％以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只有爱尔兰共和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葡两国除外（爱尔兰的比例也只比这个数字稍高而已）。但是即使在1950年农业人口约为半数的西班牙、葡萄牙，30年后的此刻，也分别降为14．5％和17．6％。此中意义，不言可喻。西班牙的农民人数，在1950年后的20年间减半；葡萄牙则在1960年后的20年间走上同一途径（ilo，1990，table 2a；fao，1989）。
种种数字比率，实在令人咋舌。以日本为例，农业人口从1947年的52．4％，急速降为1985年的9％。换句话说，这段时间等于一名年轻士兵由二战的战场归来，到他由平民就业生涯上退休时的长度。再看看芬兰的一位小姑娘——这是笔者亲闻的一个真实人生故事——生下来是农家之女，第一次婚姻也嫁作农人之妇；但是在她中年岁月开始时，却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变成一名世界都会性的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回到1940年间，当她父亲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对俄作战不幸牺牲，留下孤儿寡妇无所依靠时，全芬兰还有57％的人口从事农林牧工作。待到她45岁时，这个比例却已经不到10％了。个人生涯与国家走向，两相对照，芬兰人由农牧始，终而却进入一个完全相异的生活环境，也就实在不足为奇了。
于是在这些干工业化大道上一路往前猛冲的国家里，马克思的预言似乎终于实现了；也就是工业化的结果，果然使得小农阶级一扫而空。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发展，却发生在其他显然远远落后的国家里面，因为它们的农业人口，也同样出现空前的下降趋势——这些国家贫穷落后，联合国不得不千方百计想出种种名目称呼，用以粉饰它们贫穷落后的状态。就在那些“前途光明远大”的左派年轻人，口口声声引用毛泽东的策略，大事庆祝广大农民百姓，终于围剿都市安于现状死硬派的革命成功之际，这些广大的农民百姓，却一个个静悄悄地抛弃了他们的家园村里，前往城市谋生去了。在拉丁美洲一地，20年间，哥伦比亚（1951－1973年）、墨西哥（1960－1980年）——甚至包括巴西在内——农民总数急速减半。而多米尼加共和国（1960－1981年）、委内瑞拉（1961－1981年）、牙买加（1953－1981年）3国更烈，突减了三分之二。这些国家在二战结束之际，除了委内瑞拉外，其小农人数都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半数，甚或绝大多数。但是很快地到了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全境除了中美一带的小国和海地外，没有一国的小农没有变成少数。西半球伊斯兰世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30年间，阿尔及利亚的农民由75％锐减为20％，突尼斯从68％降为23％。摩洛哥的例子虽然没有如此戏剧性，其农业人口却也于10年（1971－1982年）内失去原本的多数地位。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50年代中期仍有半数人口在土地上胼手胝足；可是20年间，前者的比例却已减半，后者也降为不到三分之一。伊朗则从50年代中期的55％左右，进入80年代中期降为29％。
与此同时，欧洲的农业地区自然也早已停止耕耘土地了。到80年代，甚至连东部及东南欧历史最古老最悠久的小农农业根据地里（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农民人口也减到不足全部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有的比例甚至更低，如保加利亚便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1985年际只占16．5％）。欧洲及中东一带，只剩下土耳其一个国家仍旧坚守着农业文化不放——土耳其的农业人口虽然也呈下降之势，可是进入1980年，却依然占有绝对多数的地位。
如此一来，全球只有三大地区的地面，依旧被村庄和田地所占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以及中国。只有在这些地区，才可以找到那些不曾为耕耘人口下降之势的裙角掠过的国家——这些地方，纵然在举世风云变幻的几十年间，从事种植庄稼及饲养牲畜的人口，仍旧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例。尼泊尔为90％，利比里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