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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超级大国的对峙，虽然主导着世界各地国与国的关系，有时甚而有助于稳定国际形势，却始终无法完全操纵全局。第三世界中即有两个地区，当地固有的紧张关系，基本上与冷战本身毫不相干，但是其压力不但演变成长期的冲突，并导致该地间歇性的战火。这两个地区即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北区（两地冲突都非偶然，均导源于帝国主义离去前故意将该区分割的安排）。印度北方的冲突局面，还比较容易独立于全球的冷战之外，虽然巴基斯坦一心一意想把美国卷进来——不过一直到80年代阿富汗的战争爆发，巴基斯坦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参见第八及第十六章）。因此，该地区先后爆发的三场地区性战争，西方所知甚微，记忆更少：1962年中印两国为未定边界掀起的战火（中方获胜），1965年印巴之战（印度轻松大胜），以及1971年印巴两国再次的冲突——起因是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在印方支持下独立。在这几场战争中，美苏双方都扮演着良性的中立调停角色。可是中东局势却无法如此隔离，因为其中直接关系着很多美国盟邦：以色列、土耳其，及国王治下的伊朗。而当地接连不断的革命——1952年的埃及、50和60年代的伊拉克和叙利亚、60和70年代的南部阿拉伯，以及1979年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的被推翻——不论是军事或文人政变，都证明该地区社会状况的不稳。
尽管如此，这些地区性的冲突，在基本上却与冷战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一批承认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的国家中便包括苏联，可是以色列日后却定位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盟友。而阿拉伯世界或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其国际路线不分左右，对内则一致联合打击共产党。造成该地区分裂的原因，是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比英方蓝图设计为大的犹太人国家（以方此举，使得70万名非犹太裔的巴勒斯坦居民被迫流离失所，这个人数，恐怕比1948年的犹太人口为多）（calvocoressi，1989，p．215）。以色列为达到开疆辟土的目的，每10年便打场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历史上与以色列强行建立国土的行动最接近的前例，便是18世纪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腓特烈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西里西亚（silesia），从此连番作战，以求取得各方承认他对该地的所有权。多年战争下来，以色列将自己建设成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同时也取得了核国家的地位。可是它却与邻国永远交恶，不但无法建立起稳定的邻居关系，居住于其延伸国境内或流亡于中东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更是心中疾愤，永难与其修好。苏联解体，虽使中东地区从此不再成为冷战前哨，可是其爆炸性的局势却一如从前。
另外三个次级的冲突中心，也使中东一地的冲突动力不断：即东地中海，波斯湾，以及土耳其、两伊、叙利亚四国的边境地带。三者中最后一个地区的冲突之源，是几度寻求独立未果的库尔德族（kurds）——1918年美国威尔逊总统曾经轻率提出此议，鼓励库尔德人争取国家独立。可是多年来库尔德族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国支持，结果只把自己跟该区各国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库尔德族人骁勇善战，向以山间游击作战能力闻名天下。它的邻人也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欲将其赶尽杀绝，包括80年代的毒气攻击。至于东地中海区的状况，由于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同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相比之下尚属宁静。不过希土两国也有冲突，导致土耳其人一度侵入1974年被划分的塞浦路斯（cyprus）。可西方强国、伊朗、伊拉克三方在波斯湾称雄争霸的结果（伊朗此时已由革命政权当政），却造成8年残忍的血战（1980…1988年）。并于冷战结束之后，依然掀起了美国及其盟邦在1991年与伊拉克的一场闪电大战。
第三世界中却有一块地面，即拉丁美洲，与国际间全球及地区性的冲突可称距离甚远，这隔离的局面一直到古巴闹起革命为止。拉丁美洲，除了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和南美大陆上几小片地带外——如圭亚那，以及当时仍叫英属洪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的伯利兹（belize）——一般脱离殖民的年代甚早。就文化和语言的层面而言，此地的居民属于西方人。甚至连其穷苦民众，也多为罗马天主教徒。除了安第斯山脉某些地区及中美一带，其居民也都能说或懂一种欧洲语言。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者手中，拉丁美洲社会沿续了一套复杂精细的种族等级制度；同时，却也因其以男性为主的征服历史，开始一段种族杂婚的传统。中南美洲大地之上，鲜有纯正的白种血统，只有在原住民稀少的南美南端一带（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南部），由于拥有大量的欧洲移民是例外。但是不论混血或纯种的社会，个人成就及社会地位的因素，都使种族区别不明显。早在1861年，墨西哥便选出了一位显然具有萨波特克印第安（zapotec）血统的胡亚雷斯为总统。就在笔者写作本书之际，阿根廷和秘鲁两国，也分别由黎巴嫩伊斯兰教移民和日本移民出任总统。相比之下，这种选择在美国却依然无法想象。到今日为止，在其他各大洲饱受种族政治和种族建国主义荼毒之下，拉丁美洲始终能免于这种恶性循环。
更有甚者，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虽然了然于自己身处所谓“新殖民”的依赖地位，但是其所依赖的唯一帝国主子美国，毕竟识时务，不曾以船坚炮利对付拉丁美洲的几个大国——不过对其他国微势弱的小国，美国大爷却毫不犹豫立即动武，丝毫不曾假以辞色。而从美国南部边境的格兰特河开始，一直到南美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止，中南美洲各国也都相当识相，深谙向华盛顿看齐靠拢，方为立国上策的真谛。成立于1948年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american states，oas），总部即设在华盛顿，向来对美国言听计从。于是当古巴竟敢起来革命时，美洲国家组织便连忙将它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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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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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第三世界及基于其理念起家的各种思想意识正如日中天之际，第三世界这个观念本身却开始破碎瓦解。各国分野差距之大之巨，到了70年代愈加明显。事到如今，已经不是一名一词所能涵盖包括。虽说第三世界之名依然相当好用，足可以区分世界上众多穷国与富国。当时被称为“南”与“北”两大区域之间的贫富鸿沟，显然仍在日渐深阔之中，区别差异自不可免。“发达”世界（即“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诸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与落后国家（“低度”和“中度”经济开发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1970年，前者为后者的14．5倍；到1990年，更扩大到高于24倍（world tables，1991，table 1）。但是尽管如此，第三世界的成员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单一同种的属性了。
造成这种“一种尺码”不再符合各家身量的最大原因，来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价格战中获得胜利，使得世界上首次冒出了一批以前不管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属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它们却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超级百万富翁国；其中更以那些人烟稀少，由酋长苏丹（多为伊斯兰教）统治的沙漠或丛林小国为最。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0万名国民为例（1975年），在理论上，他们每人都拥有13000美元以上的国民生产总额——几乎为同一时期美国的两倍（world tables，1991，pp．595，604）。像这样一类国家，如何再与——比方说——巴基斯坦——那种鸽子笼式的国家继续相提并论？穷困的巴基斯坦，国民平均生产总额仅有可怜的130美元。至于其他人口较多的产油国，自然无法达到如此暴富的程度。可是石油致富毕竟证明了一个新现象：这些只靠单宗出口的国家，即使其他方面再落后不足，却可以因此变为极富。就算这些得来容易之财，千篇一律都被任意挥霍，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来得容易去得快，到90年代初期，沙特阿拉伯已经把自己搞成债务国了）。
其次，众所共睹，第三世界中某些国家已经快速地转变成为工业国家，加入第一世界阵营——虽然相比之下，其财力依然逊色许多。以韩国为例，该国工业建设的成果虽然惊人，其国民平均生产总额（1989年），却仅比欧共体最贫穷的成员葡萄牙稍高而已（world bank atlas，1990，p．7）。但是，即使不论质的差异，韩国也不可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提并论。两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于1969年完全相同，到70年代中期，依然相去不远，同属一个等级；但如今双方差距则已有5倍之遥（world tables，pp．352，456）。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于是一个类别，所谓“新兴工业国”的称号于此时诞生，上了国际术语的名册。这张榜，并没有一定的版本及定义，可是入榜者一定都包括了“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第三世界工业化突飞猛进，因此马来西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巴基斯坦、泰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也曾经榜上有名。事实上这一类快速兴起的工业力量，跨越了三大世界的界限，因为若严格而论，原有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即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和芬兰，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包括在新兴工业国的行列之内。至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自然更不在话下。
事实上在70年代，观察家开始注意到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也就是以世界性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生产，开始由前此独霸此业的第一代老工业经济地带，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转移，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精打细算，刻意将其生产及供给的作业，由旧有工业中心转向第二和第三世界所致。而转移的结果，最终连高科技工业中一些极为精密的高级技术作业，如研究发展的工作，也随之外流。现代交通传输上产生的革命性进步，更促成全球性生产作业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也用心良苦，不断以征服出口市场的手段，以达到本国工业化的目的。有时甚至宁可放弃对本国市场的固有保护，也在所不惜。
有心人只要往北美任何一个购物中心，勘查一个其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原产地，即可见经济全球化现象之一斑。这股趋势，自60年代起慢慢展开，1973年后，在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的20年中开始突飞猛进。其进展程度之快，可以再次以韩国为例佐证。50年代末期，该国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农业，而其四分之三的国家总收入，也由农业收入而来（rado，1962，pp．740，742－743）。1962年，韩国开始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到8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在其国内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至此，韩国已经一跃而为非共产党国家当中第八大工业经济力量。
对于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统计数字的排行榜上却敬陪末座（有些甚至一落千丈，沉沦至此），其无可救药的程度，甚至连国际盛行的委婉掩饰，所谓“开发中”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