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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以及70年代的非洲，不过基本上到1950年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地盘已经大致划定。而且，多亏中国人口众多，第二世界一下子便拥有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如果不算中国、苏联、越南三国（越南人口也有5800万），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算不上人口多的国家，从蒙古的180万到波兰的3600万不等。
以上各国于60年代实行的社会主义，套用苏式意识形态的术语，属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有点含混不清，好像意味着另外应该还有着别种较好的社会主义，只因固于事实，目前真正在实行的只有这么一种。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欧洲在告别80年代进入90年代之际，其社会经济系统及政权纷纷崩溃离析的国家。至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目前仍在进行改革，其中以中国为最。
社会主义地区第一件值得我们观察的事，便是终其之世，基本上都自成格局，单独存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一个自足自存的自我天地，与外界的资本主义，或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世界经济往来甚少。即使在黄金时期的大景气里，国际贸易高峰的年代，已开发市场的出口货物中，也只有4％输往所谓的“中央计划型经济”地区。甚至到了80年代，由第三世界输往该地区的比例也不过如此。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出口数额虽然有限，它们向外界输出的比例，倒比后者送进来的为高。不过论其60年代的国际贸易额度（1965年），还是以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相互交易为多，约占三分之二（un international trade，1983，voll．p．1046）。
60年代起，东欧国家虽有鼓励旅游事业的政策，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的人口流向却依然甚低，其中原因显而易见。至于向“非社会主义”的移民及短期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有时甚至完全不可能。论起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体制，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师，其独特之处可说举世难匹。它们是建立在绝对的一党统治之上，阶级严格，层次分明——经济事务由中央计划，统一支配号令；政治意识由马克思列宁思想主导，全民一体通行。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借用1940年起苏联的用语）的隔离或自我隔离状态，在70和80年代开始解体，但是两大世界之间隔膜的程度，仍令人惊诧不已——更何况这还是一个传播及旅行发生革命性进展的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这些国家的消息几乎完全对外封锁，对内也同样严密封锁外面的世界动态。如此的封闭隔离，甚至使得第一世界中有知识水准的居民，对这些国家的事物也感到隔膜困惑。因为这些国家的过去及现在，它们的语言与行动，跟自己的距离实在太远，太没有办法了解了。
两大“阵营”的隔绝，根本原因自然出于政治理由。自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视世界资本主义为其对头，一旦世界革命实际可行，务必灭绝铲除。但是梦想中的革命并未实现，苏维埃俄罗斯反遭隔离，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所包围。后者中最为强大的几家政府，也多致力于防止苏联这个全球造反中心，日后且心欲去之而后快。苏联政权直至1933年才为美国正式承认，足证明它在后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更有甚者，当一向作风实际的列宁，在事实上已经紧急到准备大让步，以求国外资金帮助俄罗斯重建经济之际，这番努力却全告惘然，因此年轻的苏联，事实上非走上自足式的发展之路，与其余的世界经济体制隔绝不可。矛盾的是，经济隔绝的事实，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它的与世隔绝，使得它幸免于1929年华尔街崩溃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大灾难。
到了30年代，政治再度影响经济，强化了苏联经济的隔绝性。更有甚者，1945年后连苏联翼下的世界，也被卷入这同样的孤立形势。冷战开始，东西两大阵营的政经关系宣告冻结。事实上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除了最微不足道（或不可告人）的事情之外，事无巨细，均需经过彼此政府的严密控制，因此两边贸易全为政治关系所左右。一直到70和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才与外界更广的经济世界有所结合。如今回望，从前与外隔绝的经济天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变化正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结束的开始。然而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当年历经革命洗礼及内战重生的苏联经济，其实并非没有理由与另一世界经济体系产生较事实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纵观全球，就有芬兰的实例证明，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与西式经济作业密切联系的共存可能——芬兰从苏联进口的比例，一度即曾高达其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并以同样比例输往苏联。然而史家在此所关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可能”“或许”的理论假设，却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俄罗斯的新主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初从不认为自己可以在孤立隔绝之中求生，更不曾将自己设想为任何一种自足性集体经济的核心。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各项条件之中，在这个硕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碉堡里面一样也没有，反而成了欧洲“社会经济落后”区的代名词。马克思学说的创导人往往以为，俄国革命，势必引发先进工业国家的革命之火，因为后者已经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如本书前面所述，1917…1918年，这种形势似乎的确蓄势待发。而列宁当时惹人争议的举措——至少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曾为此争论不休——看来也不无几分道理。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路上，莫斯科只是暂时的指挥中心，一旦时机成熟，其永久总部应该迁往柏林。同理，难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参谋总部——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并不是俄语而是德语了。
但是形势急转直下，一时之间，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得胜地盘就只有苏俄一处了（不过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显然也不短命）。全球革命大业既不可期，眼下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努力目标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尽快将其落后贫穷的祖国改造成一个进步的经济社会。为完成这项使命，第一的任务便是打破迷信，扫除文盲，加快进行科技及工业的现代化革命。于是乎，一个由苏维埃制度出发的共产主义，基本上便成为一个改造落后国家的大业。如此全力集中，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手段，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眼里，也颇有几分吸引力。当时，后者正陷于莫大的灾难，惶惶然寻找重振雄风之路，苏联对于西欧北美以外地区的问题而言，更有直接意义；因为苏俄落后的农业社会，正是这些国家的影子。苏联提出的经济发展方案——国家统筹、中央计划之下，超高速发展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各项基础工业及基本建设——似乎正是针对其难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仅在本质上比底特律或曼彻斯特模式为佳（因为它正代表着反帝国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也更为合宜，尤其适合那些缺乏私有资本及大量私人企业的国家。于是“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发挥，大大鼓舞了二战后许多才脱离殖民地位的新国家，其政府排斥共产主义之余，却拥抱社会主义（见第十二章）。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除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东德，以及匈牙利（匈牙利的开发层次，较前二者稍低），一般属落后的农业经济，因此苏联这一张经济处方，看来也很合用。于是各国领导人物纷纷行动，真心实意，热情地投入这场经济建设的时代重任。同时，苏联的处方似乎也颇为有效——两战之间的年代，尤其在3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之迅速，胜过日本以外的所有国家。而二战后的第一个15年间，“社会主义阵营”的增长速度，也远较西方为快。其势之盛，使得苏联赫鲁晓夫得意之余，以为只要自家增长曲线继续以同等比率上扬，社会主义生产领先资本主义之时，指日可待——甚至连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也不得不如此相信。回到50年代，持相同看法的人其实不止一位，很多人相信这种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有趣的是，遍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却从不见两位导师在任何一处，提及日后成为社会主义中心指导原则的“中央计划”，以及以重工业为第一优先的超高速工业发展。当然“计划”，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里原属当然的内在属性，此事自不讳言。不过回到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门各路英雄正忙着大斗资本主义之际，大家忙碌热烈已极，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自己虽然已经一脚踏进社会主义的深潭，却并不急于冒险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处。只因紧接着内战烽起，形势骤然逆转，大势所趋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国工业国有化，以及接下来的“战时共产主义”（war munism），而布尔什维克政府才得以筹措资源，指挥成军，与反革命和外国势力进行一场生死决斗。凡是战时经济——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国家的计划与控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列宁的计划灵感，得自德国在1914…1918年间的战时经济榜样（不过我们也已看见，德国模式恐怕并不是当时这一类经济模式的最佳案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政策，自然在原则上便倾向公共财产及公共管理的手段，并废除市场及价格的经济机制。更何况一场全国性的战事骤来，在毫无准备之下，资本主义特征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完全不具备仓促应战的能力。再加上当时共产党内，的确也有几名理想派的人士存在。如布哈林（nikolaibukharin），便认为内战是建立共产乌托邦基本架构的绝佳时机。危机时期经济的严重衰微，普遍性的物资短缺，基本生活所需物资——面包、衣服、车票——的限额配给。种种斯巴达式的一面，也都成为社会主义式理想的先兆。事实上，待苏维埃政权在内战（1918…1920年）战火中得胜再生之际，不管眼前的战时经济一时之间多么管用，再往前继续走去，这条路子显然就行不通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民反抗军队征用粮食（枪杆子是战时经济之本），以及工人反抗生活的艰难。另外部分原因，则在于战时经济的手段，根本无法使这个等于已经毁灭的经济复苏：几年的兵荒马乱，苏联钢铁产量从1913年的420万吨，跌为20万吨。
列宁其人，行事作风一向实际，于是从1921年他宣布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等于重新引入市场原则。事实上——套用他自己的话——从“战时经济”退却，进入“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阶段。然而这个时候，俄罗斯本不如人的经济再受重挫，规模一落为其战前十分之一（见第二章）。大规模工业化，以及由“政府计划”达到这一目标的双重需要，自然便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首要重任。“新经济政策”虽然解散了“战时共产主义”，但是由政府强行控制一切的手段，却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第一家主持计划的机构，“俄罗斯电气化国家委员会”（statemission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即于1920年开张，其任务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