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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冉森主义的思想已经遭遇危机。这时，他和当时的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人性学者戴巴鲁（des barreaux，1602—1673）、米东（miton）默雷（méré，1610—1684）等人交游，特别受默雷的影响；同时他又深入钻研从艾比克泰德（epictetus，50—135？）至蒙田（montaigne，1533—1
592）等人的著作。他在科学中、在哲学中、在沉思生活中又在世俗生活中，探求世界的真理问题和人生的幸福问题，并且往而不返地求之不倦。这一段时期的世俗生活使他有机会比较深入地观察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与人世现象，从而为后来的《思想录》提供了多方面的素材。世俗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赌博，则诱导了他着手研究概率论。
帕斯卡尔和费玛两人是概率论这一学科的创立人。据莱布尼茨说，十七世纪的数学家们是从计算赌博中的机遇而开始奠定概率论的。帕斯卡尔的友人而兼赌客的默雷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赌博进行到任何一定阶段而告中断时，其胜负的机遇应该如何计算？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学者中间曾轰动一时；帕斯卡尔就这样被引入概率论的研究。帕斯卡尔曾把自己的研究通知费玛，两人分别得出了自己的解答。莱布尼茨于1672—1676年侨居巴黎时读到帕斯卡尔的研究成果，深刻地意识到这一门“新逻辑学”的重要性，并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继帕斯卡尔、费玛和莱布尼茨之后，历代的数学家如惠更斯、雅贝努义、德麻福、拉卜拉司等人，都曾继续研究过并发展了概率论。由帕斯卡尔所开创的这一学科在近代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日愈获得广泛的应用，对于近代理论科学和哲学思想也有巨大的启发，它的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为后来的科学实践所证明。
帕斯卡尔的世俗生活时期也是他丰富的科学创作时期。
他的两篇著作《大气重力论》与《液体平衡论》均于1653年问世；次年他又完成了一系列数论和概率论的研究工作，代数学上沿用至今的有名的“帕斯卡尔三角形”（即二项式系数的三角形排列法）就是在这一年提出的。
1654年11月23日帕斯卡尔乘马车遇险，两匹马均坠死巴黎赛纳河中，而帕斯卡尔本人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这次事故刺激他经历了一番特殊的内心经验，这就是历来某些帕斯卡尔研究者所谓的“第二次皈依”。此后，帕斯卡尔即入居波－罗雅尔修道院，终其余生全心全意地追求宇宙与人生的真理，而且是在激烈的斗争与痛苦之中追求着的。
冉森派的风格是强调理智的，帕斯卡尔所遵循的基本路线也是理智的而非经院的，是哲学的、思考的，而非神学的、教条的。他短促一生的晚年所写的几部重要著作——1655
年的《与沙西先生的谈话》，1656—1657年的《致外省人信札》与1658年开始写作的《思想录》——都反映着这一思想特点。
自从投石党被镇压之后，耶稣会在法国的活动加强了。在十七世纪法国思想战线上的那场尖锐斗争中，即冉森派反抗耶稣会的理论斗争中，帕斯卡尔作为冉森派突出的辩护人，曾以俗人的身份前后写了十八封抨击耶稣会的信。这十八封信成为当时反耶稣会的教权思想统治的重要历史文献，对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起了鼓舞作用。这部《致外省人信札》和后来的《思想录》，以篇论战的锋芒和思想的深邃以及文笔的流畅隽永已经成为思想文化史上的古典著作，它们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在沉耽于哲学与宗教沉思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数学三角形论》经费玛修订后于1665年出版，书中第一次奠定了关于数学归纳法的证明方法。
他晚年研究得最多和贡献最大的科学问题是旋轮线的问题。旋轮线的研究提供了十七世纪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运动和辩证法便进入了数学”的光辉例证，并为后来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旋轮线是当时数学界最有名的曲线，笛卡尔、托利拆里、费玛等人都曾用心钻研过；他则解决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困难的求积问题。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他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其它问题向科学界挑战，惠更斯等人都参加应战，他也公布了他本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解法。这些研究直接促成了微分学的诞生。他的科学业迹曾被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的科学家达朗贝尔（d’alembert，1717—1783）誉之为阿基米得的工作与牛顿的工作两者的中间环节，这个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
晚年的帕斯卡尔又是反对耶稣会的坚决斗士。当波－罗雅尔几经统治当局的严厉打击已经濒于失败的关头，一些冉森派的代表人物都倾向于妥协，唯有他坚持要继续斗争。
因此之故，他几乎与他的波－罗雅尔的朋友们决裂，并且终于在痛苦与疾病之中结束了他天才而又短促的一生。1662年8月19日帕斯卡尔死于巴黎，享年三十九岁。冉森派与耶稣会的这场论战，作为一场狭隘的神学理论的争论，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是他在这场论战的过程中所酝酿的某些光辉的近代思想内容和近代思想方法，却超出神学范围之外而为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值得重视的遗产。关于他的生平活动，他的姐姐吉尔贝特（gilberte，即比里埃夫人）曾为波罗雅尔版的《思想录》写过一篇帕斯卡尔传略，读者可以参看。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观点和思想方法论总是根据当时的科学成就和政治斗争总结出来的。十七、八世纪的思想家，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形成几乎无一不是和他们的科学工作（而在这一历史阶段里，主要地是数理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除了与他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相制约而外，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和他们的时代特征和政治特性相制约的。帕斯卡尔生于神学思想统治行将崩溃但还没有崩溃的时代，所以他的理论体系里往往采用神学的思想资料；他的社会地位又是属于近代早其中等阶级的市民反对派，所以其中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量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在肯定他的历史贡献的同时，所应该注意并加以分析和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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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版本和译文的一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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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尔身后的影响虽大，但《思想录》一书却长期未曾被人很好地整理过，显得杂乱无章；以致十七、十八两个世纪里，无论是赞成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没有可能很好地阅读和理解《思想录》的内容和思想。一直要到十九世纪的中叶，这位十七世纪中叶思想家的遗著才逐步恢复它原来的面貌而呈现于读者的面前。
他死后不久，他的外甥女艾基纳比里埃（etienne perier）就整理这部未完成的大书的片断草稿。整理过的草稿复经冉森派中心波罗雅尔（port royal）修道院删订，特别是剔除了其中一些异端色彩过于浓烈、锋芒过于外露的部分，于1670年出版；这是《思想录》最早的一个版本，通称波罗雅尔本。事实上，这一最早的版本与著者原作的本来面貌大有出入，并且简牍错乱，难以卒读。
自波罗雅尔本问世后，历代都有人研究帕斯卡尔，包括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夏多白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
48）等著名人物在内。历代也有过不同的版本问世，如1776年的孔多塞本、1779年的鲍絮（bo－ssut）本、1819年的勒斐弗尔（le eevre）本，但没有一种是接近原貌的。
要到1835年的法兰丹（erantin）和1842年的库赞（cousin）才开始企图按照作者本人的原来设想来恢复本书的次序；1844年的弗热（faugère）本，是第一个大体上符合原书手稿状态的版本。此后的各家版本都在弗热本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订正，它们是：
1851年阿韦（havet）本，1854年卢安德（louandre）本，1857年阿斯吉（astie）
本，1858年拉于尔（lahure）本，1873年罗歇（rocher）本，1877年莫利尼埃（mollinier）本，1881年德雷乌（drioux）本，1883年冉南（jeannin）本，1895年维拉尔（vialard）本，1896年米肖（michaud）本，1897年狄狄奥（didiot）本，1904年布伦士维格（brunschvicg）本，1907年迦齐埃（gazier）本，1911年马吉瓦（margival）本，1
925年马昔斯（massis）本，1931年斯特罗斯基（strowski）本，1933年苏瑞（souriau）
本，1937年狄德（dedieu）本，1949年谢瓦里埃（chevalier）本，1950年斯图尔特（stewart）本，1957年谢瓦里埃《帕斯卡尔全集》本。
弗热、阿韦、莫利尼埃、米肖、布伦士维格各家均对帕斯卡尔做过专门的研究与注释；其中布伦士维格本较为晚出，一般公认是最好的版本。此外，圣柏甫（sainte－beuve，1888）、斯特罗斯基、索尔铎（soltau）、布特鲁（boutroux）、克里昂（criand）诸家也都以研究帕斯卡尔著称。关于帕斯卡尔的生平，他的姐姐比里埃夫人为波罗雅尔本所写的“帕斯卡尔传”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原始材料。关于波罗雅尔的历史，圣柏甫的《波罗雅尔史》（1842—1848年）一书迄今仍不失为一部详尽的研究，其中对帕斯卡尔的评论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虽则作者标榜客观主义。有关帕斯卡尔的详尽书目，可参看梅尔（a．maire）编《帕斯卡尔书籍总目》和吉罗德（j．giraud）编《十六、七、八世纪法国文学书目》（页148—161）。至于较简明的书目，可参看梅纳（j．mesnard）
《帕斯卡尔的生平与著作》一书的附录（英译本。纽约，1952。页202—208）。
译文是根据布伦士维格编《帕斯卡尔思想录与著作选集》修订第六版（巴黎hachette 版1912年）的原文译出的。布伦士维格本虽然号称精审，但也有错误，甚至于是非常明显的错误，尤以注释及引文部分较多，正文部分也有一些；译文中已就个人所知加以改正，不再一一注明。译文及注释还参考过谢瓦里埃编订的《帕斯卡尔全集》（巴黎，gallih mard版1957）。这个本子的编次与布伦士维格本颇有不同，有些地方吸取了较近的研究成果。帕斯卡尔这部书本来就是一部未完成的草稿的残简，因此行文每嫌过于简略，许多地方甚至于不是完整的句子，从而使得历来的研究者莫衷一是；自己由于水平所限，错误更为难免，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参考过特罗特（w．trotter）的英译本，部分地参考过黑塞（h．hesse）的德译本（莱比锡，p．reclam 版）。英译本有特罗特、罗林斯（g．b．rawlings）
与沃灵顿（j．warrington）三种，“人人丛书”本、“现代丛书”本及“哈佛古典丛书”
本中的三种《思想集》都用的是特罗特的英译本。这个英译本虽然也不无可取，但错讹甚多，并且出现有整段整句的遗漏，次序上的颠倒混乱更是屡见不鲜。凡是布伦士维格本错误的地方，无论是正文还是注释，特罗特英译本大都承继下来以讹传讹；布伦士维格本原来不错的地方，特罗特英译本也弄出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可笑的错误，例如把帕斯卡尔的友人米东（miton）弄成了英国诗人弥尔敦（milton，见《人人丛书第874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