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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古老、幼稚和机械的世界历史中，究竟是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如此启示性的奇迹，成为一种思想的力量——一种最无形的力量呢？有头脑的人只要认识及此就一定有所提高。我们倾向于对诱惑屈从而赞美这些世界范围里的骗子手们，他们成功地借助精神之力操纵着愚不可及的事务。那些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们一旦取得了胜利，几乎无一例外地立即被证明是恶劣的骗子手。权力促使他们攫取全世界的权力；胜利导致滥用胜利。这些征服者们，非但不庆幸自己已经劝服那么多的人接受他们特别讨厌的幻想；庆幸自己已经获得甘于为事业而生为事业而死的信徒，还利欲熏心地企图扩大权力。他们渴望把他们的教条强加于那些非自己宗派的人士。光是那些献媚者、仆从、灵魂奴隶、任何大运动的依附者，并不能使独裁者满足。除非那些自由人、绝无仅有的宗教独立派，也变成他的奉承者和奴仆。为了使他的教条世界化，他让政府勒石铭记：不墨守旧规即为犯罪。灾祸在于不断地加强宗教理论体系，伴之以政治理论体系。一旦建立了独裁政权，就使他们堕落蜕化为暴虐政治。但是，当一个教士或先知不再相信他所信仰的或讲授的内在力量，而去乞灵于用武力进行扩张，他就在向自由宣战了。不论支配思想是什么，一旦借助于恐怖统治作为工具，对不同的信仰强求一律，他所实行的就不复是理想主义而是野蛮行为了。即使是最纯洁的真理，当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时，就构成对圣灵的犯罪了。
这幽灵，这神灵，是一个神秘的要素。象空气一样，它摸不到看不到，但看来已所向无敌地进入了所有的观念和准则。它将性格暴虐的人误引入幻想，使他们以为能随心所欲地使这一幽灵顺从地处在瓶子里。但是每一压缩作用都因为相应的反压力而产生动态的反作用，当加以非常大的压力作用时，常会引起爆炸。因此，压制性措施往往导致反抗。聊可告慰的是，人类道德上的独立性，最终依然是破坏不了的。独裁统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因为这一幽灵常会从奴隶状态中逸出，拒绝按照事先规定的方式思想；拒绝在命令下成为肤浅和苟安；拒绝所强加的一致存在下来。试图把神圣的多样化的生存状态退化到一个共同的标准上，把人类专横地分为黑的和白的，好的和坏的，绵羊（指驯服者）和山羊（指胡闹者），真实信徒和异端，忠诚者和背叛者，这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枉费心机——这一切所根据的是一个“原则”，并以使用强硬手段为唯一的后盾。随时随地都会冒出独立自主的人，他们刚毅不屈地抵抗任何这种对人类自由的限制，成为所谓这样那样的予拒绝服役者”（为宗教原因）。任何时代都没有这样野蛮：任何暴政部没有这样系统化。但人民决心并有能力规避使大多数人屈服的高压统治，保卫他们确立个人信仰和真理的权利，反对权力狂者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真理”。
在十六世纪，虽然当时和现在一样，思想意识领域里的狂热行为十分猖獗，但仍有自由的和不受腐蚀的时代精神。从在那些日子里人道主义者留下来的著作看来，可以为黩武者的骚扰造成的极度痛苦提供证明。我们深为他们对“教条贩子”的憎恶所感动。那些贩子们在市场上叫卖：“我们教导的都是真的；我们不教导的都是假的。”作为开明的世界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被“改革者”的不人道吓坏了。在西方世界，自由思想的驰骋曾培养了对美好事物的信念。而现在，萨冯纳罗拉、加尔文和约翰·诺克斯之流，却想消灭美好的事物，并把全球转变为道德的神学院。他们口沫横溅地宣扬自己极端的正教经典。人道主义者以预言性的颖悟，早就远见到如此固执、如此自鸣得意的人会给欧洲带来灾难。在叫嚣中，武器的碰击声已铿锵可闻，已可大胆地预言：灾难性的战争正悄然来临。但是，人道主义者虽然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斗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个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实干的人；而一个实干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这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互通使人感伤的和令人钦佩的信件，还关起书斋的门诉苦。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公开去对抗基督教的敌人。伊拉兹马斯不时冒险射出几支冷箭；拉伯雷戴上小丑的帽子，穿上五颜六色的斑衣，用狂热的嘲笑作鞭答，蒙田，一个杰出的、聪明的哲学家，在他的随笔里，以雄辩的文笔议论时事。但他们中没有人企图以狠狠的一击，去制止不名誉的迫害和处决。他们由于老于世故而小心翼翼，他们说，圣人可以找到比驯疯狗更好的消遣。他们说，明哲之士的本分是闭户不出，否则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受害者。
然而，卡斯特利奥获得了不朽的人道主义者的名誉，因为他毫无畏惧地迎接他面临的灾难；他英勇地支持受迫害的同伴们的事业，而献出了他的生命。他虽然时刻受到盲信者的威胁，仍然冷静地、不带偏见地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把信念象旗帜般升起。他坚信没有人应屈从于武力，只因为他们对宇宙的性质持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他宣称，没有尘世的力量有资格对一个人的良心施加权威。因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而是一种发自对人类不朽精神的表现。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许多言词一样，能够永不磨灭。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思想，一旦被一个艺术家塑造后，就能永远保持新发于硎的敏锐。一篇有助于促进世界统一的声明，将比分裂的、侵略的和教条主义的言论，流传得更为久远。这位被遗忘的杰出人物非凡的勇气，将成为后世的楷模，特别是在道德圈子里。卡斯特利奥蔑视神学家，把加尔文的受害者塞维特斯命名为“一个被谋杀的无辜者”，当驳斥加尔文的诡辩时，卡斯特利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只是杀死一个人”。在他的《为宗教宽容宣言》里（远在洛克、休姆、服尔泰之前，并比他们更为灿烂夺目），他一劳永逸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权利——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信念而冒生命危险的，读者切勿认为卡斯特利奥抗议审判谋杀米圭尔·塞维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服尔泰抗议琼·卡拉斯案、左拉抗议特赖弗斯事件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当然一点也不贬低卡斯特利奥行为上和道德上的崇高。但服尔泰为卡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服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他知道在他为人道的斗争中，他不幸的头脑要全神贯注于他生活着的、残酷的世纪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得为他的英雄主义付出十足的代价，罄其精力的代价。这位非暴力的辩护士希望只使用精神武器，却被野蛮的武力扼杀了。在这里，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仪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加尔文从来不想严肃地回答卡斯特利奥的挑战，他压制后者对他的批评。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审查删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发现就加以销毁。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瑞士邻近的国家，在其境内禁止卡斯特利奥发表言论的自由。这样，一旦卡斯特利奥抗议和批评的力量遭到破坏，他就甚至不能报道对他采取的措施。加尔文的仆从诬蔑他，攻击他。这不是一场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斗争，而是一个被解除武装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残酷的迫害。加尔文控制了印刷、出版、布道讲台、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卡斯特利奥受到追踪；窃听者偷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书信受到拦截。这样一个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那孤独的人道主义者。不是别的，只是由于卡斯特利奥过早的死亡，才使他免于流放或火刑。对于这些我们还会奇怪吗？凯旋而归的教条主义者和他的继任者，还肆无忌惮地对敌手的尸体泄愤报复。猜忌和卑鄙的毒骂在死后传播，象用生石灰销毁尸体一样，在他的名字上扬灰。这位孤独的人，不仅反抗加尔文的独裁，而且对精神事务进行独裁的基本准则也进行了抨击，却同狂热者所希望的那样，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
这强有力激烈措施的最后一招，几乎获得了成功。卡斯特里奥不仅被解除武装、被抑制、在他有生之年被监禁，而且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被有计划地迫害，使他在死后许多年之后几乎湮没无闻。时至今日，一个学者如果从来没听说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之名，也不必汗颜。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学者们怎么会知道他呢？在加尔文势力范围所及，营业的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当那些书终于出现时，要依靠它们来确立他作为先驱的声誉已经为时太迟了。当其时，已有人采纳了他的思想。他所发动的并为之倾跌的战役，已由尾随而来的其它旗手们继续进行。很多人，诸如乡巴佬汉普顿们和默默无闻的哑叭密尔顿们是注定在阴暗中生活、在黑暗中死去的。那些跟着卡斯特利奥脚步走的人们，收获和开辟他的声誉。在教科书里，我们依然会读到那些错误，说洛克和休姆是宗教宽容的倡导人。这一错误再三出现，不被人注意，就好象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写过和出版过《论异端》一样。作者道德上的英勇被忘却了；他为塞维特斯的战斗被忘却了；他反对加尔文的战争（“苍蝇撼大象”）被忘却了；他的著作被忘却了——它们只零零星星地散在荷兰译本的选集中。我们在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图书馆里找到了少量的原稿，了解到一些怀感激之心的学生们对卡斯特利奥的看法——这些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全部“遗物”了。其人在当代几乎被一致公认为那个世纪最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最高尚的人。对这被忘却了的战役，人们至今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并要求把不公正纠正过来。
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人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不会被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