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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要往门外跑，却瞥到罩布下面有金色的脚。我又仔细看，发觉那些罩布盖的不是死人，却是些神像。我走上前去，把其中一座上面的罩布揭开。这是文曲星，峨冠高顶，一手执笔，一手捧着官帽。“你干吗把布揭开？”有个声音叫道。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小姑娘。
“为什么要盖起来？”
“老师说这是封建迷信，对我们没有好影响。我们不该信这些老神仙，只能信基督教的神。”
“你老师在哪？”
“你来找谁？”
“就是安排接收刘茹灵来育婴堂的人。”小姑娘跑开了。过了一会，两个女洋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那些美国的传教士没料到我要来，我也没料到他们竟然是美国人。我从来没跟洋人说过话，见了她们，我只是睁眼瞪着她们看，却不开口。她们俩都是短头发，一个白发苍苍，一个是红色卷发，两人都戴着眼镜，这么一来让我觉得她们俩都差不多年纪。
“很抱歉，没人安排接收你，”那个白头发的用中文跟我说。
“很抱歉，”另外一个又说：“大多数孤儿年纪都比你小得多。”
随后她们问我叫什么名字，可我还是说不出话，于是我就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写自己的名字。她们两个用英语说了一会。
“你认得那几个字吗？”其中一个指着一张中文标语问我。
“饱餐，切勿私屯，”我念道。
其中一位给了我一支铅笔还有一张纸。“你能把这几个字写出来吗？”我照做了。两人都惊叹：“她看也不用看就写出来了！”她们又问了好多问题：我能用毛笔写字吗？我都念过什么书？后来，她们又用外国话说了一阵，完了以后两人宣布说我可以留下来。
后来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我既可以当学生，又可以当老师。那里只有四个老师，都是学校里原来的学生，如今住在院里三十六间房屋里。潘老师教那些年纪大些的女孩，我给他当助教。五十年前他当学生的时候，这间学校只收男童。王老师教小一点的女孩，她有个寡居的姐姐，我们叫她王嬷嬷，负责照顾那些顶小顶小的小娃娃，她还指定几个大些的女孩帮她照应。还有个小个子于修女，她驼背，手又粗又硬，声音尖利。于修女负责管理清洁卫生和操守，平时吩咐我们按时洗澡，给我们布置一周任务，还喜欢支派厨子和他老婆，叫他们忙东忙西。
我渐渐发现两位女传教士其实年纪不一样大。那个卷头发的是格鲁托芙小姐，她三十二岁，另外那位年纪比她大一倍。格鲁托芙小姐是个护士，也是学校的教务长。道勒小姐是育婴堂的院长，她去找那些该当同情我们的人，请求他们捐款给我们。道勒小姐还带领我们每星期天做礼拜，编排我们演戏，演基督教的故事，教我们唱歌的时候还弹钢琴为我们伴奏，她总说我们“唱起歌来就像天使”。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天使是什么。我也不会唱歌。
传教士们管我们叫新命运女孩。每间教室里都有块很大的红色锦旗，用金字绣着这几个字。每天下午做操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中文和英文大唱新命运之歌。歌是道勒小姐写的：
我们学习，我们进步，
婚姻大事我们自己做主，
我们工作，自谋生路，
旧命运就把它抛到脑后。
因为我出身制墨世家，所以潘老师说，我是学校里有史以来书法最好的学生。他常常跟我们讲起大清朝的事情，说到朝廷如何腐败，连科举制度都败坏了。可是每当说起那些旧时候的事，他总是显得很伤感，有些怀念的口气。他对我说，“茹灵啊，你要是早些年，托生个男孩，肯定能成个名家大儒。”这些是他的原话。他还说我字写的比他亲自教出来的儿子开京还要好。
开京是个地质学家，他其实字写得很好，何况他小时候生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身体右半边比较弱。幸运的是，他生病以后，家里花了大笔的钱，用尽全部积蓄，请了最好的中西医大夫。于是开京得救了，只是脚有点跛，一边肩膀有点塌。传教士后来帮他谋了份奖学金，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里上学，他才成了个地质学家。母亲去世以后，他回家来照顾父亲，也正好跟考古坑里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育婴堂和考古坑之间，一直骑到父亲教室门口。潘老师经常侧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让儿子载他回院子另一头的房间去。他们骑车经过的时候，我们这帮老师同学都要大声叫喊：“小心啊，不要摔倒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没有重读宝姨临终前写给我的东西。之前我一直特地不去看，因为我知道再看到那些纸页我一定会哭的，于修女看到了肯定会责怪我当着小丁和别的小孩子的面自我放纵，自怜自伤。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找到一间废弃的储藏室，里面塞满了小神像，满是霉味。我找了个靠窗的地方，倚着墙坐下来，打开了包着纸页的蓝布包。我头一次注意到，原来宝姨还在布包里缝了一个小口袋。
口袋里有两样宝贝。第一件就是我小的时候她给我看过的那块甲骨片，她对我说，等我长大了，懂得记住事情的时候，她就把骨片给我。她曾经收着这块骨片，她父亲也曾收藏过，如今又传给了我。我把骨片贴在胸口。我又把第二件东西拿了出来。那是一张小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女子头上戴着刺绣抹额，身上穿件棉衣，衣领高高得竖着，直到脸颊边上。我举起相片对着光。难道这就是……？我看出来了，这的确是宝姨脸烧坏以前的相片。她生着一双梦幻般的眼睛，眉毛向上挑着，显出很大胆的样子，而她的嘴唇，那么丰满，微翘着，皮肤那么光滑。照片里的她非常美丽，却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很难过相片里不是她脸烧坏以后的样子，可是我越看，照片里的她就越熟悉。那时我才意识到：她的脸，她的希望，她的知识，她的悲哀，这一切的一切，如今都是属于我的。然后我哭了又哭，心里充满了喜悦与自怜。
我在育婴堂住了两年以后，有天下午，格鲁托芙小姐交给我一封信，我马上认出了信上的字迹。那是中午，大堂里闹哄哄的，可我却突然间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身旁的小姑娘们都吵着问是谁写来的信，信上都说些什么。可我却躲开她们，像饿狗护食一样，抱着自己的宝贝不给她们看。那封信我至今还留着。信上写道：
“我亲爱的姐姐，抱歉未能早写信给你。过去的每一天我都在想念你，可我不不能写信。老魏不肯告诉我他到底把你送到哪里去了。母亲也不肯说。一直到上礼拜我赶集的时候听到议论，说龙骨山那边的考古坑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中美科学家一起都住在个老庙里，跟育婴堂的学生住一块。后来我见到大婶，就说：‘不知道茹灵见没见到那些科学家，她住地那么近。’婶子回答说，‘我琢磨着也是。’因此我才知道了你的下落。
“母亲身体还好，可她总是抱怨，说整日操劳，手指永远乌黑。他们还在拼命干活，想弥补大火损失的墨。父亲和两个叔父为了重建北京的店面，只得跟棺材铺张老板借钱借木材。结果我们家的生意，大半竟落到张老板手里了。我跟张福男结婚的时候，他们家接收了我们家一部分生意，张福男就是张家老四，就是本来你要嫁的那个儿子。
“母亲说张家还肯娶我们家的女儿已经算我们运气了。可我不觉得幸运，我倒觉得你没嫁到这家里来才算运气。每天每日，我每吃一口饭，人家都要提醒我他们家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欠他们家木材，欠的债利滚利翻了又翻，我们辛苦个一百年，刘家人还是得为他们张家干活。我们家的墨也不像从前价钱卖得高，卖得那么好了。说实在的，质量也没有先前好了，如今材质不如从前，又没了宝姨雕花刻字。为了我们家欠人家的债务，我每个月也没有零用的月钱。为了买邮票寄这封信，我还得当掉一根簪子。
“我得告诉你，这张家根本不像我们小的时候以为的那样有钱。他们家大部分的财富都被鸦片耗光了。一个妯娌告诉我说福男打小落下的毛病，小时候肩膀脱臼，母亲就喂他吃鸦片。后来他母亲去世了，有些人说是被打死的，可张老板说她是不小心从房顶上掉下来摔死的。张老板后来续弦娶的这位，是一个军阀的下堂妾，这个军阀先前跟张老板作生意，用鸦片换棺材。这位续弦也好这一口。那军阀对张老板说，他要是胆敢伤害她，他就骟了他，让他当太监。张老板也知道，军阀不是说着玩的，因为他也曾见到过有人因为还不清欠军阀的鸦片债，丢了胳膊腿的。
“这个家就是个苦难之屋，整日价发疯，叫喊，永远都在弄钱买鸦片。若是福男能把我拆成块卖了换鸦片，他准会这么干。他留着我纯粹是因为他相信我知道哪里有更多的龙骨。他整天跟我絮叨，让我告诉他龙骨藏在哪里，说我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发财。但凡我真知道，我就把龙骨卖了，早日逃出这个家。把我自己卖了都行。可我又能去哪里呢？
“姐姐啊，我的信若是教你难过，或者担心，我很抱歉。我写这些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去找你，还有就是相比之下你很幸运。千万不要给我回信，那只会给我找麻烦。如今我知道你在哪里，我就会再写信给你。同时，祝你健康安心。你的妹妹，刘高灵。”
读完以后，信还在我手中颤抖。我还记得自己曾经嫉妒过高灵。如今她的命运竟连我还不如。于修女说只要我们想到还有人生活地比我们悲惨，我们就该感到幸福。可我却丝毫不觉得高兴。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我渐渐没那么不开心了。我接受了自己的生活。也许正是因为记忆力差才让我不那么痛苦。也许纯粹是我生命力在逐渐旺盛。我只知道，自己跟当初刚来到育婴堂的时候，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到那时候，我也变成了正式的老师，不再是从前那个孤单的小姑娘，我爱上了潘老师的儿子。
我们是这样开始的。
每年打从小年夜开始，我们的学生就开始写春联拿到周口店庙会去卖。有一天，我和潘老师还有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写春联，满桌满地都铺着长长的红纸。
跟往常一样，开京骑自行车来接父亲回房间。当时龙骨山的地面都冻硬了，无法在野外作业，因此开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划图表，写报告，铸骨头发掘地的模型等等。那天开京来的特别早，潘老师还没准备走呢。因此开京提出要帮我们写春联。他站在我身旁桌边。多个人手帮忙，我很高兴。
可我很快留意到他的做法很不寻常。我写什么字，他也跟着写。我写“富”，他也写“富”，我也“裕”，他也写“裕”。我写“万事如意”，他也跟着写“万事如意”，一笔一划，都跟着我写，节奏也跟我保持一致。这样一来，我们两人倒好像是在表演舞蹈一样。我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一起转折，一起画点，随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