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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卡特牌戏——谁都知道，只能三个人玩——对于妈妈以及那两个男人来说，不仅是最合适的游戏，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避风港，每当生活想要引诱他们以这种或者那种搭配构成两人生存，玩两人玩的六十六点或下连珠棋这类愚蠢游戏时，他们就躲到那里去。
关于这三个人就谈到这里吧！把我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是他们，虽说他们什么也不缺。在谈我自己之前，先要提几笔格蕾欣·舍夫勒，妈妈的女友，还有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他，秃顶，她，露出一副马牙（一多半镶着金牙）哈哈大笑。他，短腿，坐在椅子上从来够不着地毯，她身穿自己编结的衣裳，花样翻新没完没了。后来，我的照相簿里又增添了舍夫勒夫妇的照片：在“力量来自欢乐”①的游艇“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躺椅上或救生艇前，在东普鲁士航运公司的“坦能贝格”号的散步甲板上。他们年年去旅游，从皮拉乌、瑞典、亚速尔群岛和意大利把纪念品完好无损地带回小锤路他们的家里。到了家，男的烤小圆面包，女的给枕头套加耗子牙齿花边。亚历山大·舍夫勒不讲话时，就不知疲倦地用舌尖舔湿他的上嘴唇，而马策拉特的朋友、住在我家斜对面的蔬菜商格雷夫因此很讨厌他，说这是不体面的庸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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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力量来自欢乐”，纳粹劳工阵线为工人安排业余或休假活动的组织，成立于1933年11月。
格雷夫虽已结婚，但不像是个有妇之夫，倒颇像是个童子军指导。有一张他的照片：肩宽，强壮，健康，短裤制服，童子军绳，童子军帽。他身边站着一个少年，一样的装束，金发，眼睛大得有点过头，大约十三岁，格雷夫左手按住他的肩膀，让他紧挨着自己，表示疼爱。我不认识这个少年，但日后通过格雷夫的妻子莉娜认识了格雷夫，并且对他有所了解。
我在“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者的快照与童子军温柔性爱的物证之间迷失了方向。我赶紧一连翻过几页，翻到了我的第一张被摄下的肖像。我是个俊美的婴孩。照片摄于一九三五年圣灵降临节①。当时我才八个月，比斯特凡·布朗斯基小两个月。下一页便是他的照片，尺寸同我的那张一样，相貌粗俗，非笔墨所能形容。一张明信片，四边切成波浪形，美观大方，背面有横格可写地址，印数较大，是专为家庭用的。在这张长方形的明信片上，贴着我的照片，剪成过分对称的蛋形。我，赤身裸体，象征着蛋黄，肚皮朝下，趴在一张白毛皮上，这必定是某一头北极熊捐赠给东欧某位专拍儿童照的职业摄影师的。同那时的许多照片一样，人家也为我的第一张照片选择了那种暖色，不易混淆的棕色，我想称之为合乎人性的，因为它跟当代不合人性的、光滑的黑白照片截然不同。黯淡模糊的、可能是画好的枝叶，构成了被若干光斑冲淡了的昏黑背景。我的光滑、健康的躯体以平稳的姿势呈对角线卧在毛皮上，感受着北极熊家乡特产的效果。同时，我使劲高高抬起滚圆的婴儿脑袋，用明亮的眼睛盯着来看我的裸体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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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读者会说，同所有的婴儿照片一样，不过是一张婴儿照片罢了。且慢，请看看这双手吧！诸君就会不得不承认，我的第一张照片同各式各样的照相簿上多不胜数的、始终表明为低级生命的花朵有明显的区别。可以看到我捏着拳头。没有一个香肠手指忘了自己，服从某种模糊的、由触觉反应产生的冲动，去玩弄北极熊皮上的毛。认真地握紧的小拳头在脑袋一侧晃动，时刻准备落下去，发出音响。什么音响？鼓的音响！
还没有鼓，当我在电灯泡下诞生时，曾有人答应我三岁生日时给我鼓；对于一个老练的照片剪辑师来说，相应地加上一面缩小尺寸的儿童鼓，本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不必修版来改动我的身体的位置。只需要把那头蠢极了的剥制动物的皮拿走就行了，它本来就引不起我的注意。拿走了这个毫不相干的躯壳，这张照片就是成功的创作。它的主题便是头一批乳齿正要长出来时感觉灵敏、目光锐利的年岁。后来，他们不再把我放在北极熊毛皮上了。我大约一岁半时，坐在一辆高轮子儿童车里。他们推着我走在一道木板栅栏前，栅栏的尖齿和横档被一层积雪清楚地勾勒出来。我可以据此推断，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二六年。栅栏式样粗笨，木板散发着沥青味。这使我在较长时间观察时联想到了郊区霍赫施特里斯，那里有个占地面积很大的营房，以前驻扎着马肯森轻骑兵，到了我的时代，成了自由邦保安警察的驻地。但我回忆不起有哪个熟人住在这个郊区，照片可能是我的父母去那里拜访什么人时拍摄的，但这些人后来再没有见过面，或者只是匆匆露过面。
妈妈和马策拉特把儿童车夹在中间，尽管在寒冬季节，他们却没有穿冬季大衣。妈妈穿一件俄罗斯式长袖短上装，上装的刺绣图案是一幅冬景图。它唤起这样的想象：在俄罗斯腹地，沙皇全家在照相，拉斯普庭①拿着照相机，我是小沙皇，栅栏后面埋伏着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制造了炸弹，决心消灭我这个专制君主家庭。不过，马策拉特所穿的地道的、中欧式的、孕育着未来的（这一点日后将会看到）小资产阶级服饰，缓和了隐伏在这张照片里的惨案的腾腾杀气。我们是在太平无事的霍赫施特里斯区，只是暂时离开主人的寓所，没有穿大衣，让主人给他们两个和按照别人的愿望做出滑稽样子瞧着的小奥斯卡拍一张照，接着马上回到屋里去享用又热又甜的咖啡、蛋糕和掼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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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里臭名昭著的所谓“圣人”和“神医”。本是一个半文盲的农民，鼓吹一种宗教狂热与性欲放纵相结合的所谓救世教义，得到女沙皇的宠信并影响沙皇。1916年被包括尤苏波夫亲王在内的保皇党军官所杀。
还有十几张快照，有躺着的、坐着的、爬着的、跑着的、一岁的、两岁的、两岁半的奥斯卡。照片有好有差，合起来构成了人家在我三岁生日时给我拍摄的那张全身照的准备阶段。
在这张全身照上，我得到了它，鼓。它刚刚挂到我的肚皮前头，崭新的，红白两色锯齿图案。我面部表情严肃、坚定，自信地把两根木头鼓棒交叉在铁皮上。我身穿条纹毛线衣，脚登锃亮漆皮鞋。头发直竖在脑袋上，像一把蠢蠢欲动的刷子。我的蓝眼睛里反映出不需要追随者便能夺得权力的意志①。当时我已经成功地处在一种我没有理由放弃的地位之上。我说了，我下了决心，我决定了无论如何不当政客②，不当殖民地商品店老板，而是画上一个句号，就这样保持不变，保持现有的身高，保持这副装束，就这样许多年内不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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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影射尼采的《权力意志》，此书由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斯特尔—尼采根据遗稿所编，出版于1901年。
②套用希特勒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说的一句话：“我决心当政客。”
小人和大人，小贝尔特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小汉斯和卡尔大帝，大卫和歌利亚，能击败强手的小人和巨人；而我呢，我是三岁孩子，神话里的侏儒，童话里的大拇指①，再也不长个儿的大人气的小孩，这样一来，就无需读完小孩的教义问答手册再去读成年人的了。那个对着镜子刮胡子、自称是我父亲的人，也就得不到一个身高一米七二的所谓的成年人去接管他的店铺了。根据马策拉特的愿望，这爿殖民地商品店，对于年满二十一岁的奥斯卡来说将意味着成年人的世界。为了不去摆弄现金收入记录器，我抱住了这面鼓。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连一指宽的高度都不再长，保持三岁孩子的状态，却又是个三倍聪明的人。所有的成年人身材都比他高，而他在智慧方面却远胜过所有的成年人。他不想去同他们比谁的影子长。他无论内部外部均已完善，而那些人直到老态龙钟时还在胡思乱想什么发育成长。那些人历尽艰辛，常常还要饱尝辛酸痛苦方能取得经验，而他已经证明自己统统掌握。他没有必要逐年更换大一号的鞋子和裤子，仅仅为了证实自己长了那么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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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拇指，《格林童话》中的人物。
在这里，奥斯卡必须承认有那么一种发展，有什么东西在成长——但并不总是对我有利的——并且最终获得了救世主式的伟大意义；但是，在我那个时代，有哪个成年人有眼力和听力认得出总是保持三岁孩子模样的鼓手奥斯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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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玻璃，小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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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才把奥斯卡身背铁皮鼓、手执小鼓棒的全身照片描述了一番，同时又透露了奥斯卡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在拍照的时候，当着前来祝寿、围着插有三支蜡烛的生日蛋糕的客人们的面，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照相簿已经合上，默默地躺在我的身旁。现在，我要谈谈那些虽然不能说明我为什么到了三岁就不再长个儿、但毕竟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何况这些事情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成年人是不会理解你的，如果他们的肉眼再也看不见你在长个儿，他们就会说你发育停滞了，还会花不少钱，领你去看医生，走访几十上百个医生，即使无法治疗，也得让他们说明病因。因此，为了使医生们不至于作出不着边际的诊断，我不得不在他们说明病因以前，自己先制造出一个似乎还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再长个儿的原因来。九月里阳光明媚的一天，我的三岁生日。晚夏的气氛，催人遗想，甚至格蕾欣·舍夫勒也压低了她的笑声。我妈妈坐在钢琴旁，哼着《吉普赛男爵》①里的一支歌，扬站在她和琴凳背后，用手抚摩她的肩头，像是在仔细看乐谱。马策拉特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外祖母安娜以及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和亚历山大·舍夫勒都把椅子挪到蔬菜商格雷夫身边，因为格雷夫总有故事可讲，当然是那些证明童子军既忠诚又勇敢的故事。还有一个落地钟，每隔一刻钟报时一次，使这九月的日子就像一根细纺的线。由于大家都像那口钟似的各忙各的事情，又由于有一根线，从吉普赛男爵的匈牙利，经过格雷夫的童子军攀登的孚日山，绕道马策拉特的厨房（那里，卡舒只鸡油菌加煎鸡蛋和肚子肉在平底锅里劈啪爆响），穿过走廊，延伸到店铺，我便溜之大吉，信手敲着我的鼓，走到店铺里柜台后面，远离了钢琴、童子军和孚日山，发现通往地窖的活板门开着；方才马策拉特下去拿一个什锦水果罐头当餐后小吃，他上来后，忘记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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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普赛男爵》，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的一部轻歌剧（1885）。
我想了有一分钟的时间，才明白通往地窖的活板门要我干些什么。上帝明鉴，不是要我自杀。如果是这样的要求，那也太简单了。可是，要我干的事很难、很痛苦，并且还要我作出牺牲，正如每当要我作出牺牲的时候那样，我额头已经冒汗了。最要紧的是不能损坏我的鼓，必须对它妥善保护，所以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