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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说些什么呢？他们找到了我们。他们拽开了门，喊着：“出来！”气流灌入，风吹进来，刮倒了纸牌房屋。对于这样的建筑术，他们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只相信水泥。他们只造永久性的建筑物。邮局秘书布朗斯基受了冒犯，怒容满面，但他们不屑一顾。他们把他拽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扬再次伸手从牌堆里拿了点什么。他们也没有看见我，奥斯卡，把自己新获得的鼓上的蜡烛头扫到地上，带走了鼓；蜡烛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们用许许多多的手电照着我们；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手电的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也找不到房门。他们在手电的光背后端着冲锋枪，只顾喊着：“出来！”扬和我已经站在过道里时，他们还一味地叫喊：“出来！”他们在叫科比埃拉，叫华沙来的康拉德，叫波贝克，叫生前在电报接收室工作的维施涅夫斯基。这些人竟然不听命令，这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厉声吼着：“出来！”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民军这才明白，他们在我和扬面前出了洋相，于是停止了吼叫，并说道：“原来如此！”民军把我和扬带到邮局院子里，同那三十个人站在一起。他们都举起胳臂，手抱着后脖子，口渴难忍，被摄进了新闻纪录片。
民军刚把我们从旁门里押出来，新闻片的拍摄者就转动固定在一辆小轿车上的摄影机，把我们拍进那部很短的影片里。后来，这部短片在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过。
他们把我从站在墙下的那批人里拉出来。此时，奥斯卡想起自己是个侏儒，想起三岁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无需负责，又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和四肢疼痛难当，并让自己抱着鼓跌倒在地上挣扎。这次发作，半是真的，半是装假，并且始终紧紧抱住了我的鼓。他们把我抬起来，塞进一辆党卫军民军部队的汽车里，准备把我送到市立医院去。汽车开时，奥斯卡见到扬，可怜的扬痴呆而幸福地独自在傻笑，举起的手里捏着几张牌，左手捏着一张牌——我相信，那是红心Ｑ——朝着乘车离去的儿子奥斯卡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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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萨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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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把最后一段又读了一遍。虽说我并不满意，但这反而更像是出自奥斯卡笔下的文字。为了写得简明扼要，他的笔有时根据有意写得简明扼要的文章的要求作一些夸张，如果不是撒谎的话。
不过，我想坚持真实性，给奥斯卡的笔来一个出其不意，因此还要在这里补充两点。其一，扬最后那一盘牌，也就是他非常遗憾地未能打完又可能会赢的那一盘，不是无主，而是缺两张王牌的方块。其二，奥斯卡在离开信件存放室时，不只是拿了那面新鼓，还拿了那面破裂的旧鼓。它是同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以及信件一起从篮子里倾倒出来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当时，民军一个劲地喊：“出来！”用手电照着，拿冲锋枪逼着，我和扬只好从信件存放室走出来。我们刚出门，奥斯卡便站到两名民军中间寻求保护。他觉得这两个倒像他的表舅似的，心肠很好，便假装悲泣，一边指着扬，他的父亲，打着手势控诉，把这个可怜人比划成一个凶恶的人，就是他，把一个无辜的孩子拖进波兰邮局，用波兰人那种不人道的做法，把这个孩子当做防弹的盾牌。
奥斯卡指望扮演犹大能保住他的好鼓和破鼓，而且果真如愿以偿。民军踢扬的腰背，用枪托杵他，却让我拿着两面鼓。一个中年民军，鼻子和嘴巴旁有一家之主担忧操心而留下的皱纹，他抚摩我的脸。另一个谈金色头发的小伙子，他一直笑得眯缝了眼睛，因此别人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他把我抱了起来，弄得我既难受又尴尬①。
……………………
①此处写奥斯卡同童话里的大拇指一样常同敌人合伙，甚至扮演出卖耶稣的犹大的角色。
今天，我不时为这种不体面的姿态感到羞愧，因此我总是说：扬当时不曾察觉到，他的心仍在牌上，后来也是如此，不论民军想出什么招数，取笑也罢，残酷对待也罢，都不能把他从施卡特牌上引开。当扬已经进入纸牌房屋的永恒王国，并幸福地居住在这样一所空中楼阁中时，我们，民军和我——因为奥斯卡是属于民军之列的——则站在砖墙间，站在门廊的石板地上，在镶有石膏上楣的天花板下。天花板与外墙及隔墙是互相咬住的，然而一想到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事件，就不免使人提心吊胆，因为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建筑的拼凑物，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是会失去它们的聚合力的。
当然，以上这种看法是日后才有的，它并不能开脱我的罪过。这尤其是因为，把纸牌房屋看做是唯一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这一信念，当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我一见到脚手架就会联想到拆除房屋。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扬的亲戚而受到牵连。那天下午，我坚信扬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我真正的父亲。这使扬一跃而居于领先地位，并永远同马策拉特区别开来，因为马策拉特要么是我的父亲，要么什么也不是。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假定读者在那个不幸的下午也已承认那个不幸的、玩纸牌的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在那一天，我犯下了第二桩大罪过。
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
可是，在那些日子里，一种罪责感在我心中纠缠不休，怎么也驱不走。它毫不客气地逼得我把头埋在医院病床的枕头里，于是，我也就像每个人一样，原谅了自己蒙昧无知。那时节，蒙昧无知是一种时髦，直到今天，它还像一顶时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头上。奥斯卡，狡猾的无知者，波兰人的暴行的无辜牺牲品，发高烧，神经发炎，被送进了市立医院。他们通知了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已向警察局报告我丢失了，虽说我是不是他的私产还始终没有定论哩。
那三十个人，外加扬·布朗斯基，举着双臂，两手抱着后脖子，在拍完新闻片之后，先被带到撤空了的维克托里亚学校，随后关进席斯施坦格监狱，末了，在十月初，把他们移交给废弃了的萨斯佩旧坟场围墙后面松软的沙土。
奥斯卡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我从舒格尔·莱奥那儿得悉的。官方自然不会公布在哪儿的沙土地上，在哪儿的墙下，枪毙了这三十一个男人，又如何把他们埋在怎样的沙土地里。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先接到一份通知，要她搬出环行路的寓所，让给一个级别较高的空军军官的家眷居住。她在斯特凡的帮助下收拾箱笼什物，准备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里有几公顷土地和森林，佃户的住房也是她的。正在这当口，当局又给这位寡妇寄来一纸公文。她的眼睛虽然反映出了这个世界的痛苦，但却不能理解这种痛苦。她在儿子斯特凡的帮助下才慢慢搞清楚白纸上黑字的含义。
通知如下：
军事法庭办公室，埃贝哈特·st·l·小组41／39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太太：
布朗斯基，扬，因参加游击队活动，被军事法庭判
处死刑，并已被处决，特此通知。
军法总监
策勒夫斯基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于索波特
读者自会看到，通知中对萨斯佩只字未提。他们体恤家属，免去他们修坟墓的费用。那是一座合葬坟，墓穴极大，需要扔下无数鲜花。安葬费，也许连运输费，都由当局自己包了。他们填平了萨斯佩的沙土地，拣走了子弹壳——只有一颗除外，它一直留在地里——因为遍地子弹壳会破坏一所体面的公墓的外观，虽说这座公墓早已废弃了。
但是，这一颗始终留在那里并与我们大有关系的子弹壳，却被舒格尔·莱奥找到了。不论什么葬礼，纵使严加保密，都瞒不过他。此人是在安葬我可怜的妈妈，安葬我那位满身伤疤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时认识我的。他肯定也知道，他们把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埋在哪里，可是我从未向他打听过。十一月底，人家刚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他遇见了我。由于能够把这颗泄露天机的子弹壳交给我，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
在我拿着那颗子弹壳（它的铅子儿也许就是扬挨上的），跟随着舒格尔·莱奥，并引领您，读者诸君，去萨斯佩公墓之前，我不得不先请诸君将但泽市立医院儿科病房的金属床同此地疗养与护理院的金属床作一番比较。这两张床都漆上白瓷漆，然而仍有区别。若用折尺去量的话，儿科病房的床比较短，床栏杆却比较高。虽说我宁愿睡一九三九年那种短而高的笼子，但是，我在今天这张为成年人用的床上仍然达到了清静无为的境地。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要求换一张栏杆更高而照旧是白瓷漆的金属床，但是同意与否，我则听凭疗养院领导去决定。
今天，我与来访者之间几乎无屏障可言。可是，当年在儿科病房时，每逢探望日，那高耸的栅栏便将我同来访者马策拉特，同来访者格雷夫和舍夫勒夫妇隔离开来。到我快出院时，我的床栏杆还把那座以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命名的、活动的、四条裙子的大山分割成若干块。她来了，焦虑，叹息，呼吸困难，时而举起她那双多皱纹的大手，展开粉红色的皲裂的手掌，随后又胆怯地放下她的手掌，垂下她的手，啪的一声打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一声响今天犹在我耳边回响，不过，我只能在鼓上模仿出一个大概来。
她初次来探望，就把自己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也带来了。文岑特抓住床栏杆，无休止地或讲或唱或边唱边讲波兰女王，童贞女马利亚，声音虽小，却咄咄逼人。奥斯卡真希望有名护士留在这两位老人身边。因为他们两个指摘我，用布朗斯基家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不顾我正苦于在波兰邮局打施卡特而引起的头痛和发烧，期待我作出表示，说出一句使他们宽慰的话，告诉他们，扬在最后几个小时里一直在玩施卡特牌并且胆怯害怕。他们要我作证，说明扬是无罪的，似乎我能够洗清扬的罪，似乎我的证词会有什么分量和说服力。
如果我给埃贝哈特小组的军事法庭打这样一份报告的话，该怎么写呢？我，奥斯卡·马策拉特承认，在九月一日前夕曾守候过回家途中的扬·布朗斯基，用一面急需修理的鼓把他引诱到那个波兰邮局里去，扬·布朗斯基本来已经离开了那个邮局，因为他不想守卫它。
奥斯卡没有写这样的证词来为他假想的父亲开脱罪责。当他决心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这两位老人时，他就开始痉挛，弄得护士长只好缩短探望时间，并禁止他的外祖母安娜和他假想的祖父文岑特再来医院。
这两位老人——他们从比绍步行到这里，还给我带来了苹果——离开了儿科病房。他们真是乡下佬，走起路来小心翼翼，手足无措。外祖母飘荡着的四条裙子和她哥哥散发着牛粪味的星期日服装越去越远，我的罪责，我的极大的罪责，越来越大。
这么多的事情一下子同时发生了。当马策拉特、格雷夫夫妇和舍夫勒夫妇捧着水果和点心拥到我的床前时，当我外祖母和她哥哥文岑特由于从卡特豪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