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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会儿曹。
这样的对联，是曾国藩本性的写照。对于生活本身，曾国藩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求，对于荣华富贵，也没有什么兴趣。他的生活简单而苛刻，甚至，都有点苦行僧的成分了。曾国藩每餐几乎只吃一个菜，即使是多上几个菜，他也只拣靠自己最近的那盘吃，至于其他菜，基本不动筷子。对于生活，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能一味迎合，相反，还应该有意识地控制和压抑，应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提升。这一点，程朱理学和佛教有着相同点，它们走的都是“戒、定、慧”之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能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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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悟山村（2）
日子过得很快，很快，湖南的雨季到了，原本清新明朗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阴郁、空荡、冷湿，天空也愈发变得灰暗。雨一直下个不停，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像开了头却忘了结尾似的。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突然变得莫名忧郁起来。一个重要的征兆就是，每天晚上上床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休息不好神经衰弱，曾国藩的脾气变得很大，开始变得莫名焦躁，看不进书，也不想练字，有时候，曾国藩会莫名其妙地因为一些小事呵斥弟弟们，甚至，竟没有风度地责怪弟媳。家里人都被曾国藩搞得神情紧张，唯恐这位长兄会突然不高兴发脾气。每次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都会觉得很内疚，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自己提前进入老年了？或者，是内心深处因为愿望没有满足而感到失落吗？
战争让曾国藩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对战争的胜负或者结果，而就是对战争本身。湘军出道以来，把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洱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曾国藩把战争比作“血肉磨坊”，它的残酷让曾国藩触目惊心。尤其是对人性在战争中的扭曲和丑陋，曾国藩更感绝望。在和平环境里，人性，至少还有边缘和底线吧，轻易之间，是不突破底线的；但在战争中，人性之中的凶残与丑陋几乎无法控制。平日里曾国藩孜孜追求的清明和理性，在战争的环境中，更是无从谈起？人，还应该是动物吧，要不在身上，怎么会残留那么多兽性呢！在战争中，兽性就如洪水一样，以一种不可扭转的势头铺天盖地。如此的凶残和暴戾，想起来，就让曾国藩心惊肉跳。
战争让曾国藩失望，也使其充满痛苦。痛苦在于，曾国藩不得不改变自己；而自己，又不满意，甚至厌恶这种改变。多年来理学的熏陶，已让曾国藩习惯于用荣辱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标准来判断问题，对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范围之内，争取做到中庸完美。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甚至算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但战争让曾国藩的经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屈从战斗本身，以胜败来约束自己的行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全力争胜，在这样的根本面前，曾国藩不得不让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扭曲，不得不让道德和荣誉妥协，不得不向那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场妥协。对于腐朽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先前一直是很厌恶的，但现在，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败坏的大大小小官员的支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自己的手下尽量地少牺牲，他必须得委屈自己。曾国藩困惑的根本在于，即使是这场战争胜利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自己牺牲一切拼命来维系这样的道统，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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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悟山村（3）
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还有自己的部下。一开始，曾国藩对于自己组建的湘军，还抱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他看来，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应该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民如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具有理想和道德情怀的武装力量。在这支军队中，各级军事将领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以天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就让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担任湘军的各级指挥者，想以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塑造军队之魂。但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曾国藩越来越不能容忍这支军队的暴戾和残忍了。那些众多的湘军将官们，分明与衙门的胥吏和差役一样，同属毫无道德廉耻之人。惨烈的战争让人异化，甚至，连原先那些熟读经史子集的读书人都未能幸免。曾国藩甚至认为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历史学家的理想化，是文人们的妙笔生花，是市井之徒的一厢情愿。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习惯于将现实生活戏剧化，将历史事实传奇化，让人们在传奇和戏剧中，寻找各自的安慰。这一点，曾国藩现在感触颇深。有时候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原先那些道德君子们，只有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军阶的奏折，或者给他们郑重其事的承诺时，他们才肯去卖命。在很多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降低品行标准，对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以维持湘军的战斗力。这种妥协，对于崇尚道德理想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相当痛苦的。曾国藩有时想，也许，人性都是如此吧，特别是跟死亡相邻得如此之近时，人们都会丢弃掉所有的虚伪，露出赤裸裸的真面目——战争和暴力就这样使曾国藩感到困惑。这样的困惑，也许不是曾国藩个人的困惑，而是经历过战争的所有人的共同困惑吧。
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不久就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发起了高烧，半夜里不停地说胡话。曾国藩在湘潭的老友欧阳兆熊得知曾国藩的情况后，特意推荐名医曹镜初来到白杨坪，为曾国藩看病。面目和善的曹镜初在望闻问切一番之后，认为曾国藩思郁过度，思伤肾，愤伤肝，以致身体紊乱，急火攻心；同时，形而下者谓之体，形而上者谓之心，病灶自下而上蔓延，由腹、肾、骨，而至脑部、神经，这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病，也是心理之病了。于是，曹镜初给曾国藩开了一剂药方，让曾国藩早晚煎服。看病之余，熟读诗书的曹镜初还跟曾国藩谈天说地，曹镜初对曾国藩说：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治心病。阁下还是多读一点黄老之作，这样，也许对于身心都有利啊！
病榻之上的曾国藩如醍醐灌顶：是啊，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人生一世，譬如朝露，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为何要拘泥于一些小事耿耿于怀呢？仿佛是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开悟，曾国藩的心病一除，身体就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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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悟山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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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曾国藩可以正确地对待很多事情了。他的心境如同眼前的白杨坪一样，变得清明而自然。曾国藩开始对他这些年的戎马生涯进行反思，一切还是因为自己太急躁了吧，性急成不了大事。那个腐朽衰败的政权，岂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只能因势利导，顺着它的水流，做一点事情。千万不能跟它对抗，如果对抗，将会什么事也办不成，甚至将自己也牺牲掉了。当然，对于朝廷的不信任，曾国藩还是有怨气的。曾国藩知道咸丰对自己不信任，或许，在咸丰眼里，自己只是一个又迂又倔的乡下佬罢了。既然皇帝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任，自己也无法改变，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既然无力改变外界，就只好改变自己了。
在老家休养生息这一段时间，曾国藩仍跟部属们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频繁地给他们写信，提醒和告诫部下，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人，小心翼翼地打仗，要不怕困难，坚定信心。那些部下和学生也写信向他汇报前方的进展，也汇报一些内心的困惑，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出谋划策。曾国藩知道这些部下是忠诚的，这也让他感到欣慰。曾国藩也了解有一些人对自己大肆诋毁，其中对他诋毁最多的，是他的同乡左宗棠。这个恃才自傲的家伙，可能性格上与他不相融吧，针对他不告而辞回乡之事，左宗棠到处说他虚伪，说他是虚伪无比的假道学，回家丁忧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评价，曾国藩听后只能苦笑。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总是痛苦的，也是压抑的，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但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虚伪又是有意义的。
在白杨坪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有《读礼通考》、《五礼通考》，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等。对于曾国藩来说，对于道德的追求，更多的在于截取力量，而不是获取道德本身。道德是“天理”范畴的东西，一旦连接上，就如同雪山下的河流一样，永远也不会干涸。除此之外，曾国藩在这段时间重点研读的一本书，就是《易》了。孔子说五十岁之前不可读《易》，这一年，曾国藩正好接近这个年龄。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内心的丰厚，曾国藩更能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神秘性，也觉察到这本上古典籍深藏不露的巨大玄机，而他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真正诠释其背后的谜底。曾国藩经常读《易》到深夜，有时候想得太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脊椎骨都火辣辣地生疼。山村的夜晚寂静无比，静夜中漆黑一片，似乎也向他昭示某种神秘。有时候曾国藩走出户外遥望头顶上的星空，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这个世界如此井然有序，在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控制力。人，是如此渺小，不仅仅自己，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甚至眼前这个世界，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人又是如此伟大，因为只有人，才能觉察到这个世界的奥秘，觉察到某种天理的存在。人只能是顺生啊，顺应天理，顺应自然。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以一个人的区区能量，又何必去兴风作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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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悟山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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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杨坪的日子里，曾国藩还喜欢一个人待在竹园之中，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那样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曾国藩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植物，就是竹子了。他喜欢竹子翠绿的颜色，也喜欢竹子的虚心、挺拔和坚韧。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总要在自己的屋前空地上种上这种南方的植物。在京城的那些年，因为北方没有竹子，曾国藩总是感到不太习惯，有时会产生莫名的失落。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一回，曾国藩算是明白其中的真正意思了。在白杨坪的竹林之中，曾国藩有时会双腿盘起，坐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各式各样的昆虫飞来飞去，疏影淡月，清风拂面。如果刚刚下过雨，在竹园中，还可以看到竹叶尖上，有水滴长久而迟疑地挂着，最终慢慢落下……一切，都是“天理”在运行。这个时候，曾国藩会觉得只有老子的智慧才是这个世界的至理，也只有《易》才觉察到这个世界一些道理之外的空白。《易》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真是说得好啊！天地都不那么完美，更何况人呢！这些话让曾国藩茅塞顿开。在《道德经》的扉页，曾国藩信手写下了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这大约能表明他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