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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慢腾腾地说：“走，兹比。他们不会开枪的。”
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群波多黎各人，大约五六人，有男有女。雷伯用西班牙语叫他们。他们笑着走过来。
“快，上车。”带枪的那个人说。
雷伯继续说西班牙语。那些波多黎各人放声大笑，雷伯自己也笑嘻嘻的。
他用英语说：“o．k．，兹比。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他俯身探头向车内说：
“你意下如何，芬尼根？你自己出来还是要我拖你出来？”
车内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兹比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个儿不太高，但块头很大，一头红发是所能想象的最红的一种颜色。
“情况非常简单，芬尼根，”雷伯用安详的语调说。“如果你的朋友在我后面向我开枪，他也得开枪打死这个波兰人和我的波多黎各朋友们。我相信这将是一次在古代希腊称做百牲祭的事件，用英语说就是大屠杀。你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你也没有任何办法‘复辟’……你知道‘复辟’这词儿的意思吗，芬尼根？从你的面孔看我想你大概不懂……
“‘复辟’就是恢复旧秩序，就是重新夺回你的一年十七万美元的收入。这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芬尼根。所以，两者必居其一：要么你滚蛋；要么你坚持向曼哈顿岛南区的报贩收你的每天一美元五十美分。你自己挑。我的名字叫雷伯。你作你的选择；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你可以从汽车里出来想办法打我。我会杀了你。咱们一对一较量。你决定吧，芬尼根。”
雷伯退后几步，重又用西班牙语跟那些笑呵呵的波多黎各人说话。然后他用波兰语说：“兹比，他准备向我扑上来了。请你不要介入。一切都会好的。”
在随后的几秒钟内，许多事情以很快的速度接连发生。雷伯的一个瘦骨嶙峋的大拳头飞快地挥出去正好击中带枪的那个人的喉结。带枪的那个人疼得弯下身来，从此对战局失去了兴趣。芬尼根向雷伯刚刚站立的地方猛扑上去，结果脖梗子被雷伯用另一只手打了一拳，小腹上也挨了一脚。他一头撞在墙上，从那里弹出来，转身时正好赶上捞到左右各一个嘴巴、脖子上重重的两下（不幸的是他的脖子竞一无遮蔽）、两腿之间的一脚以及面门上五六记钩拳。
他瘫了下来。
雷伯冲第三个人笑着问他打算怎么样。
“不怎么样，”那人说。“这已经够了。”
“我也宁愿如此，”雷伯说。“至少有人可以把他们带走。希望你懂得怎样开车。”
他站得笔直，脸上现出冥思遐想的神情。但是那第三个人没有估计错误，兹比和那些突然止笑的波多黎各人也没有料错：从雷伯身上确实透出一股无情的杀气。
高兹契尼亚克兄弟中的老大来自波兰西北部波兹南以北一个名叫瓦格罗维茨的小镇。他在一九二四年来到美国，把他的名字齐格蒙特改成便于按英语发音的西蒙。他通过移民局的审查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便开始卖报。一九五〇年，他四十四岁，是三个报摊无可争议的主人，其中一个设在纽约中央大站的最佳地点。在曼哈顿报贩的小天地里，他有了点儿名气。到一九二七年，他已有力量资助他的两个兄弟移居美国，在孟菲斯就是其中之一让雷伯搭上卡车，把他带到了纽约。
介绍雷伯去找兹比·齐布尔斯基的正是西蒙·高兹契尼亚克，也是他在七月份说服大多数报贩跟雷伯一起干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下午五点左右，高兹契尼亚克离开他在中央公园第三十六街拐角的报摊，徒步向中央大站走去。有一个目击者看到他在救世主教堂附近跟刚刚走出一辆蓝色雪佛莱的两个人说话。高兹契尼亚克最后上了那辆轿车往北而去。
第二天早晨，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被发现，那里正在建造未来的联合国总部。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被用铅管十分仔细地打断了，手段野蛮之极。只有他的面孔完整无损，好象是让人容易辨认似的，一份用波兰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依地文印刷的报纸从他口中塞进去，直下咽喉。
芬尼根死于两天后的八月八日。调查表明，他离开自己作为报纸发行系统头头的职位已有一星期，前几天他用了一个化名在大西洋城过夜，陪同他的另外两个人显然是他的保镖。这两个人后颈中了枪弹。芬尼根则被发现吊了起来，但不是吊在绳上。用的是码头装卸工人刨铆条箱的一只钩子，钢制的钩尖被塞入他口中，戳破上腭，穿透脑子。
气候在八月二十日左右起了变化。先是在新英格兰上空鬼鬼祟祟、假惺惺地下起雨来。海洋开始更换浓谈不一的各种紫色，空气变凉了，甚至阿道夫和贝尼托那两只老是栖息在码头边上的鸬鹚，也摆脱了它们习惯的昏睡状态。换句话说，夏天已经过去。
这一点不象会使塔拉斯夫妇沮丧。他俩都讨厌炎热。要是依着他们，最好把乡居的房子搬到格陵兰。但他们需要象样的邮政系统给他们送书来，每星期还得把雪莉为《纽约人》杂志写的报道寄出去。他们只得将就住在缅因州，但愿那里的气候比较凉快、湿润，这个希望倒是难得落空的。
一九五〇年，乔治·塔拉斯五十一岁，即将写完他的第三本书，他在里边斩钉截铁地断言道，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几乎逐字抄袭了帕斯卡尔·保科在这以前为科西嘉人制订的一部宪法。他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激起专家们的愤慨。到九月八日，他只要再写五十页左右就可以结束了。这天，他习惯地醒来得很早，吃过早餐，开始工作。雪莉大约在七点钟下雨时出现了，这两件事是毫无关联的。她得写她的文章。这对结婚二十三年没有孩子的夫妇，在相亲相爱的同时，还对整个人类同样持有极其尖刻的讥讽态度。
十一点左右，雪莉抬起头来指着海湾方向的一扇窗说：“有人来跟咱们作伴了。”
乔治朝窗外看去，他五年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化为乌有。往事历历在目，连细节都清晰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似乎又看见了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一举一动和没有动作的神情，似乎又听到了那种独特的说话声音。
塔拉斯在缅因州的房子是石基木头结构。从每一边，或者几乎从每一边，都看得见海，有时，大西洋的浪花会一直溅进屋里来，如果窗开着的话。它坐落在皮诺布斯科特与蓝丘湾之间一个低平的岬角上。距离最近的一所房屋差不多也有三公里。
“我是来归还你的两本书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说。他从布袋里掏出一本惠特曼和一本蒙田的书交给塔拉斯。
“这又不急，”塔拉斯答道。“如果你没有读完，还可以留着。你喝茶还是咖啡？”
“都不要，谢谢你。我喜欢你的房子。这两本书我真的都读完了。”
雨停了，但是看样子很快又会下起来。尽管如此，这两个男人还是走到外面去。他们选了一条通往海洋的小径。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通过大卫·塞梯尼亚兹。”
“你来到美国多久了？”
“差不多两个月。”
“以前你会说英语吗？”
“只会一点儿。”
塔拉斯在他过去二十年中坐惯了的一块礁石上坐下。他们所在的海湾口子朝东南方向而开，被洋面上刮来的风不停地抽打着。他审视着克立姆罗德——抑或基姆罗德（kimrod）？不，是克立姆罗德（klimrod），——发现他几乎没有变样。塔拉斯猛然意识到此情此景实在是够荒唐的。“天哪，”他思忖着，“我在欧洲大约见过两万个男人和女人，也是从各个集中营里出来的，他们都有悲惨可怕的遭遇，其中好多人的经历不止在一个方面与众不同。然而我记得的名字连十个也不到；如果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来。可是为什么偏偏记住他？”
“我想，你万里迢迢来到美国，不是单单为了还书给我吧？”
“不是的，不单为这件事，”雷伯含笑答道。
他穿着绳编的凉鞋，布裤子、布衬衫，肩上背着他的袋子。好奇使塔拉斯心中奇痒难忍，但他又感觉到在毛特豪森已有体验的那种羞怯，这是他记得清清楚楚的。
“不，这不是我到缅因州来的唯一原因，”雷伯补充一句。
他开始自述离开奥地利后怎样去以色列，后来又到世男各地，不过并不是什么都说得十分详尽。
“你的英语相当出色，”塔拉斯说。
“谢谢你。”
他的灰眼睛凝望着海洋。然后他略略低下头来看着塔拉斯。
“我读了你写的一本书，”他说。“关于公海上海盗行为的法律问题。你至今还在哈佛执教吗？”
“他们还没有把我撵走。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做到这一点。”
“我需要有人在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中给予帮助，”雷伯说。“你能匀给我一个钟点吗？”
“留下来和我们共进午餐。这是我的条件。”
他们相视而笑。
“好吧，”雷伯坐在邻近一块礁石上，两条长腿往外伸直。
“最近，”他用缓慢的语调、淡漠的口吻说，“我成立了几家公司。一共有几十家。”
“我是教国际法的，”塔拉斯立即打断他的话，象是一种条件反射的结果。“关于社团法我管得不多。”
“我知道。我明白这是两码事。我有一些律师在为我工作，负责起草合同之类。我的问题在另一方面。”
直到此刻，他的话才沁入塔拉斯的脑海；平时塔拉斯的反应要快些。
“你说你创立了‘几十家’公司？”
“目前大约有八十家。”
“都在美国？”
“在美国和加拿大。”
“你现在多大年纪？”
“过十天我就是二十二岁。”
他笑了起来。
“是的，我来到这个国家还不满两个月。但事情发生得相当快。说实在的，甚至太快了点儿。我还来不及使自己作好充分的准备。”
塔拉斯张口结舌，直勾勾地望着他。
“这确实是我来拜访的原因。所有这些公司都是按同一原则建立的：由受托人在一切事务中代替我当名义上的股东。我估计，不论你的学问多么专门，你还是知道委托书是怎么一回事。”
塔拉斯只能点头。
亩伯继续心平气和地说下去。
“这些公司涉及许多大不相同的领域：出版、运输、发行、不动产、广告、食品、餐厅。我相信它们都很有希望取得成功。其中一些已经开始赢利。你是否想要知道利润的数字，以便考虑你的报酬问题？”
塔拉斯揉揉自己的眼睛。
“等一等，”他说。“也许我在做梦，但我有点跟不上你。究竞是我产生了某种幻觉，还是你刚才确实对我说过，你在来到这个国家不满两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创立了八十家公司？”
“八十一家，”雷伯作了纠正，眼睛里流露出一点嘲弄的意味。
“以前你从来没有到过美国？”
“这辈子还没有。”
“你只有一个人？”
“在你所指的意义上说是这样。”
“你可不象一位大富翁。这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林茨别后，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否掘到了纳粹战犯的宝藏？”
“我来到美国时什么钱也没有，”雷伯平静地说。“这当然带来了一些困难。”
塔拉斯向对方凑近些。
“你在糊弄我，对不对？我猜想，这是一种奥地利式的幽默或者是半犹太人的幽默，是不是？”
“我已不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