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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罗夫走在后面，保持几步距离，他脸上的微笑并不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事。那双冰冷的眼睛始终盯着克立姆罗德或迪耶戈·哈斯，仿佛生怕他们会突然插翅飞走。再隔几步，另有三个人尾随在后，就象传统的侦探盯梢时一样，装做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们一行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上漫步。
两小时以前，一架仿dc—4型的伊柳辛客机，把他们从赫尔辛基送到莫斯科。这里天气冷得够呛，但并非无法忍受。地上还有积雪，然而天空是万里无云。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彩色圆顶灿烂辉煌。参观列宁陵墓的人排成整齐的长队。哈伦按他自己的速度走在前头，一边不住口地说话。
“我遇见约瑟夫——就是斯大林——的时候，”他说，“他还是彼得格勒的民族委员。在这以前，他和列夫·加米涅夫（注：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托派领袖，十月革命胜利时，曾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大清洗时，遭斯大林阴谋杀害。）都是《真理报》的编委。你知道列夫·加米涅夫是谁吗？”
“不知道，”克立姆罗德说。
两辆“胜利”牌黑色轿车缓缓驶近。哈伦还在唠唠叨叨地回忆当年。汽车靠路边停下，司机从车上下来，把门打开。就在同一瞬间，国家安全部的几个人立即围拢来，这一着非常突然。
“哦，妈咪塔！”迪耶戈暗暗在想，“你要是看到你的儿子在此地跟红党在一起，不知会作何感想！”哈伦和费奥多罗夫上了第一辆汽车；迪耶戈和雷伯钻进第三辆。车窗上都有窗帘遮着。
迪耶戈用西班牙语低声说：“咱们还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还想说下去，但这时他的目光遇到了与他们同车的一名警察的目光。
“讲英语，”雷伯说。
车走得很慢，他们大约坐了十五分钟左右，到一处拱廊下面停车接受检查。然后又往前不过几十米。费奥多罗夫走过来，用节奏很慢、但很规范的英语请他们下车。迪耶戈四下里举目张望，发现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大院子中，这个地方从各种迹象看来是冷冰冰、阴森森的，到处都有穿便衣的警卫。接着又是一道检查哨，这回是在有着宽阔楼梯的门厅里边。哈伦与费奥多罗夫交谈了几句，迪耶戈听不懂，因为他们先是用的俄语，末了用的是波兰语，雷伯也参加进去。
“迪耶戈，”雷伯说，“咱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见部长。你留在这儿等着。”
“可别去太久了。”
他带着酷似腹痛的恐怖心情目送雷伯和哈伦、费奥多罗夫以及另外一个人离去。他们登上楼梯，以后就不见了。迪耶戈终于在人家给他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有一次，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有人示意他最好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可以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响声，显然有人情绪非常激动，火气很大。楼梯顶端出现了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他从楼上下来，但在他走到迪耶戈身边之前，已有三个人过来站到这个阿根廷人与那人之间。后者举目勿匆瞥了一眼，便在一群惊恐万状的人簇拥下迈步出去。他坐上一辆很大的轿车走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迪耶戈想象自己已经到了西伯利亚，脚镣上拖着沉重的铁球，左脚一个，右脚一个，眼睛被人用烧红的拨火棒烫过。他特别担心雷伯的假护照，何况那还是迪耶戈自己叫人做的。
不过，雷伯、哈伦和费奥多罗夫最后还是出现了。雷伯的脸上不动声色。
他对迪耶戈说：“现在不是时候，别开口。”
外而，夜幕己笼罩着这座灯火寥落的城市。到了下榻的大都会饭店：终于只有迪耶戈和雷伯两个人了，前者张嘴想说话，
“还不到时候，”雷伯说，“别开口。”
这天晚上他们是同哈伦和费奥多罗夫在一起度过的。哈伦开怀畅饮，费奥多罗夫也不逊色，看来两人都丝毫没有醉意。他们是往一家名叫阿拉克维的餐厅吃的晚饭。
“你就跟我谈谈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谈谈他在咱们的家乡阿根廷都有哪些产业。”他们回到旅馆以后，雷伯说。
这是雷伯给他暗示的一种方式，意思就是，“其余什么都不要说。”
次日，还是老规矩；汽车张着窗帘，到处有人护送，在接待室里没完没了地等候，上午下午都是如此。迪耶戈·哈斯估计，雷伯和哈伦正在费奥多罗夫陪同下挨个儿拜访莫斯科的每一位部长。
这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坐飞机去赫尔辛基。直到停着好多电车的大广场上，确信已走出不小心有可能被人听见的范围，雷伯才笑眯眯地说：“你当然什么也不明白，是不是？”
“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迪耶戈酸溜溜地说。“我的嘴噘得老高老高的。雷伯，咱们真的去过俄国了吗？莫非我只是做了一个恶梦？”
“咱们的确到那里去过。”
“那个戴眼镜、目露凶光的家伙是谁？”
“拉甫连季·贝利亚。”
“圣母啊！”迪耶戈说。“就是那个贝利亚？”
“正是。”
“你跟他说了话？”
“是的。不但跟他，迪耶戈。还跟斯大林说了话。我甚至达到了目的。”
他抓住他的阿根廷朋友的胳膊。
“事情极其简单，迪耶戈。首先，有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获准出口的小麦，他是通过你们的朋友埃娃女士的帮助从庇隆总统那里弄到的特许权。尼克·佩特里迪，更确切述说是他的弟弟托尼，将把小麦装上我的这艘货船以及另外几只船。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费劲得很。”
“小麦将运到苏联黑海岸边的一个港口。咱们用小麦换的是画，有拉诺诺夫的，马列维奇的，塔特林的，李西茨基5的，罗德钦科的，两幅娜塔丽亚·冈恰罗娃的，三幅康定斯基的，三幅恰嘎尔的，两幅拉宾的，还有几幅索波洛夫的等等。这还不算。他还答应我几幅塞尚和马蒂斯的画，且不说两三幅毕加索的，那是休金和莫罗佐夫买下的，我估计你很可能听到过这两位俄国大画商的名字，当初他们买下这些画的时候，列宁还没有在哈伦帮助下发动那次翻天覆地的夜间起事。不过，末了这项诺言，他是不会履行的，迪耶戈。”
“不会？”
“不会。他可以声称对于西方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绘画深恶痛绝，但他不是个傻瓜，有人会告诉他——不过，这也难说，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这位有病的老人，——说一幅塞尚或毕加索的画在咱们这些西方疯子眼里跟黄金一样值钱。然而，迪耶戈，他已经吩咐要给我——给我个人——一幅尼柯·皮罗斯曼施维里的画。这位画家是格鲁吉亚人，和他自己一样。顺便告诉你，乔治·塔拉斯也是格鲁吉亚人。”
迪耶戈望着雷伯。刚才雷伯滔滔不绝地列举的那些名字，他一个都不知道。也许恰嘎尔和康定斯基是例外，当然还有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关于绘画，迪耶戈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他也不把画当成一回事。但是他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了解这个人的沉默和几乎完全缄口不语的状态，即使不是几个月，也可以持续几个星期之久，然后他的感情会一下子如火山爆发（就象现在那样子），只要有什么触动了他，促使他连续谈上几个小时。迪耶戈从不试图打断他的话。归根到底，只有在那样的时刻，也就是他表面上平稳安详、心底里藏着一团火的真相显露出来时，雷伯才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雷伯说着，迪耶戈静静地听着，两人无穷无尽地穿过赫尔辛基冰雪覆盖的方形街区，该城的市中心设计得象国际象棋的棋盘，具有俄罗斯风格。
霄伯终于笑着说：“迪耶戈！”
“怎么，雷伯？”
“我惹你腻烦了吧，嗯？”
“你想到哪儿去了！”迪耶戈说时恰如其分地用上一点讥俏的口吻。他问道：“咱们把所有这些画怎么处理？办一个画廊？咱们可以这么办，在纽约的第五衔、伦敦的摄政王大街、巴黎的里沃利路拱廊下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宁街，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或蒙古的乌兰巴托摆几个摊子，把这些画向过路人兜售。这样我们可以用卖画的饯付奥斯瓦尔多舅舅的小麦账，如果他同意在七十五年内付清的话。”
“不。”
“咱们不打算那样做？”
“不。我已经有一个买主，迪耶戈。在美国。为了换取这些本身是用小麦换来的画，买主愿提供一个纺织厂的全套设备，包括技术人员。这个厂将设在阿根廷。作为交换，贵国政府将与苏联方面就定期供应小麦的问题作出安排。”
“这太简单了！现在我已经一清二楚！”迪耶戈阴郁地说。“我猜想，你神出鬼没地促成了所有这些交易，可以得到十六罐漆作为佣金，当然是红色的，你可以用来把那些油船的烟囱油漆一新。你想在标卖中把那些船买下来怕是不成的了，对不对？”
雷伯纵声大笑起来，这在他身上是极少有的事。由此可见，至少这一次，他尽情宣泄胜利的狂喜到了何等痛快的地步。
“迪耶戈，这是真的。办成这项以及另外几项交易，咱们将从阿根廷人那里得到一笔佣金，哪怕阿根廷的小麦要在今后三四十年内向苏联交货。但我提出了别的要求，而此刻我已经得到了我所要的东西。这便是咱们抵达赫尔辛基时我在旅馆里收到的信件的内容。两个小时以前，迈约雷斯库三兄弟——柯斯塔凯、扬和尼基福尔——已到达苏黎世。明天他们将到伦敦和家人团聚。”
“柯斯塔凯已经同意，在伦敦的梅哲家族也已经同意，我不会在标卖中被任何一个希腊船主或其他任何人击败。理由很简单：那十六艘油船将从梅哲家族原来打算标卖的整个一批船中抽出来。事先就抽出来。这批油船将单独向我出售。我将用准备买这些画的那个人借给我的钱付船价；那人是位狂热的收藏家，但他也是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华尔街四十号那栋楼就是我卖给该公司的。咱们去赴宴吧，迪耶戈。乔治·塔拉斯邀请咱们去迎接新年。咱们也不要把油船的烟囱改漆成红色：那是尼亚霍斯的颜色。也不该成绿色。绿色的甲板是奥纳西斯的特色。我饿得慌，迪耶戈，饿极了。”
乔治·塔拉斯干脆辞去哈佛大学的职务，永远结束了他的教授生涯。他宁愿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钻书堆、写文章、而不愿年复一年地教同样的或几乎同样的老一套课程。他的妻子雪莉力促他接受雷伯的聘请，到不仅仅因为这一变化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克立姆罗德给他五倍于他的教授薪水的报酬，并且表示可以预支十年），还因为据雪莉自己说她对雷伯怀着母亲对孩子那样的感情。
塔拉斯为了物色油船远涉重洋，走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还在濒临大西洋的美国东海岸搜索，从中获得异常巨大的享受。他当时五十一岁，教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书，除了战争刚结束时在奥地利和纽伦堡度过的一段时光，他没有花过多少时间干别的，不是读别人的书就是写自己的书。至于他写的书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他一点也不在乎。
在世上所有认识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