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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纳普深深地吸一口气。
“特普弗勒，本星期五下午三点，我们的银行对外停止营业，表面的理由是整理内部事务。在这之前，银行的一切工作要照常进行——至少，我们希望做到一切照常。所不同的就是耍有七八名男女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四处物色这些钞票。我们拿不出十亿美元一百元票面的钞票，特普弗勒。跟那个数字差得很远。我们要跟全国的银行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联系，很有可能还得跟美国的有关企业联系。我们将不得不开动一台具有世界规模的庞大机器，动员专机和护送人贝。如果我们能在三天内达到目的，那将是得到神助的结果。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特普弗助，亏不了你。你的名字是塔多伊兹，是不是？”
“是的，先生。”
“塔多伊兹，还有最后一点，我们—菲斯利先生和我——想要强调一下。几分钟前，除了菲斯利先生、你和我以外，我们银行的管理部门还有另外五个人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位客户的名字。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另外一个是布罗克曼）。因此，塔多伊兹，如果由于你的疏忽（不管什么么原因，哪怕只是你说了梦话），让别人知道了这件事（不管是银行内部还是银行以外的人，让外人知道就更糟），知道有这场灾难临到我们头上，特别是万一让人知道了造成这场灾难的那个人的名字，那么，我凭着《圣经》向你起誓，我决不让你在瑞士找到别的工作，哪怕当一个养路工也休想。我要亲自过问这件事，塔多伊兹，即使把我的有生之年全部用上也在所不惜。我是不是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塔多伊兹？”
“是的，先生。非常清楚。”
“那好，你去吧，午轻人。”
他们果真把威廉·退尔室布置起来。从多尔德大饭店借来了两个房间全套床上用品，在那里摆好。他们还打通了一堵墙，这样可以通过毗邻的一栋大楼和银行后部的几间屋子到这个临时客房去，而不致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事情要做，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得布置一个浴室，还得有间厨房，以便热一下从外面订来的饭菜，何况那个做汉堡包的专家当天就从法兰克福被接来，还带来了要用的料和全套装备。
还有电话线，总共五条。
“我还需要打几个电话，”那位客户向特普弗勒解释，“不过我不想占用银行里的普通线路。那会使我感到不是滋味。另外趁我现在想到，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是否请你给搞一个小小的放映室。扎帕塔太大喜欢看电影，尤其是亨弗莱·鲍曼演的。你能费心搞一下吗，塔多伊兹？那真是太感谢了。”
确实，那人打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有几次，特普弗勒听到了这些用好几种语言进行的电话交谈的片言只语。那人至少能说十种不同的语言，而且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时极其敏捷，令人“耳不暇接”。
至于他说了些什么，特普弗勒一点也不懂，而且很快就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人可能是在闹着玩儿，或者，不如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的妻子开心，如果那女的真是他妻子的话。
这个年轻的瑞士人不愿相信这些电话谈的都是正事，否则他将不得不相信世上竞有这么一个人：他通过电话经营着分布在全世界的几百家公司，其业务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无一例外。而且在电话指挥中用的全是代号和莫名其妙的数字，从不提及一个人名。
在特普弗勒看来，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显然，他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这个年轻女人高兴。
事实证明，在对她的看法上，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她是个疯女人。特普弗勒觉得这事没什么可笑。相反，他意外地感到很可悲。谁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男人对她的无限柔情和轻怜蜜爱。还有他那无可比拟的耐心。
可见，这第一天忙得够呛，来来去去的次数很多，尽管这样，却没有引起外界注意，甚至银行的雇员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晚上，营业时间结束之后，一切终于平静下来了。威廉·退尔室在二楼，通常是接待贵宾用的。现在，它与整栋大楼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另外加派了两名门岗，不过他们谁也没看见那一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男一女在里边。
克纳普给特普弗勒下的指示是很明确的：“塔多伊兹，你留下陪着他们。就算我个人请你帮这个忙。事过之后，你可以随便休假，我们将考虑你在我们银行的前程。不过你要陪着他们。塔多伊兹，尽你所能为他们提供方便。必要时还得伺侯他们用餐，随时听从他们的吩咐。塔多伊兹，你要相信我们的这位客户；他的所作所为自有他的理由。”
起先，特普弗勒还以为克立姆罗德不是此人的真名，甚至怀疑他可能就是丹尼尔·路德维希，因为特普弗勒从未见过这位著名船王的照片；不过他太年轻了，不大可能是路德维希。特普弗勒相信克纳普一开始就明白那个年轻女人是疯子，而排演这出为期三天的闹剧，纯粹是为了让那个叫克立姆罗德的人能够——该怎么说呢？——能够露这么一手，在他爱得神魂颠倒的女人面前摆一摆阔，也许还想跟她一起发上几个小时的疯……
而这个所谓的克立姆罗德，始终明白结局会是怎样的……
第二天，忙乱的现象有所缓和，至少在局部上是如此。有关人员均已安顿停当，反正挥金如土，所费不资。整个二楼对任何人封闭，只有克纳普和特普弗勒除外。第一天晚上，特普弗勒根据年轻女人的愿望，给德黑兰挂了个电话，使他大为诧异的是当他提到夏眠·佩吉的名字时，对方的反应极为热情。接着，他的诧异进而变为震惊，因为国王居然亲自来接电话，关切地打听她的情况。“我想她很好……哦，陛下，”给闹得稀里糊涂的特普弗勒回答说，“她只是想吃点儿鱼子酱，要我……”
至尊的国王陛下说他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会发布必要的命令，并且表示：如果特普弗勒能向佩吉小姐转达他的诚挚的问候，他将十分感激。
鱼子酱由一架专机空运到苏黎世。两位举止庄重、沉默寡言的伊朗人——显然是外交官或特工人员——通过内部出入口把鱼子酱送到银行里。
“我真象在白日做梦，”二十二年之后特普弗勒回忆说。
第二天晚上，歇斯底里发作了。根据事先的安排，在与威廉·退尔室相隔两间屋子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给特普弗勒安排了一张小床。九点钟左右，他听见一阵玻璃砸碎和重物落地的响声，紧接着传来一声尖叫。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跑过去。他敲敲那扇门，那个男的叫他进去。他发现那人正抓住年轻女人被反剪过来的一双手腕子。那女的眼珠上翻，气喘吁吁，流着口水，拼命地反抗着。
“请帮一下忙，”男的说。“我们把她抬到床上去。”
特普弗勒问他是否要叫个医生来。
那人回答说：“不用。这只是一次神经性的发作，我妻子常犯这种病。我知道该怎么办。”
他镇静得异乎寻常。特普弗勒帮他把年轻女人抬到床上。打了一针以后，几乎立见奇效。
“这下她要睡了。”
那双灰色的眼睛突然流露出无限忧伤的表情，特普弗勒以为那人承受不住这般压倒一切的悲哀，恐怕会哭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去。
“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谢谢你。”
特普弗勒点点头。这时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他心中不太有底。
那人温和地说：“给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有兄弟姐妹吗？你结婚没有？”
他们就在这空荡荡、静悄俏的银行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特普弗勒一个人谈。他说了许多事情，不过特别介绍了他那位严厉得可怕的祖父安东·古斯塔夫·特普弗勒。克立姆罗德好象根本没听，迷离恍惚的眼神茫然凝视著不知什么地方，可他提出的问题表明事实上他听得很认真，倒是特普弗勒认为所谈的内容并不值得如此认真对待。
最后，特普弗勒告辞，回到了他的小床上。但他无法入睡。他故意把门开着。万一那边需要他时比较方便；透过门缝，他可以看见威廉·退尔室内的灯光依然亮着。两小时后，他从床上起来，又走到那里去问了一下有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
“没有，谢谢。”那人温和而有礼貌地说。
他坐在年轻女人睡的那张床旁边看书，看一本约翰·博德默尔翻译的德文版荷马史诗，这是从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私人藏书中借来的。
“整整一夜他就是这么过的；我敢肯定。直到清晨他还坐在那里，”特普弗勒事后回忆道。
上午，当特普弗勒又见到那一对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显然她的名字叫夏眠·佩吉——几乎没什么不正常，起先有点没精打彩，却更显得楚楚动人，但随后她的麻利劲儿与粗鲁的幽默又渐渐恢复。看起来她很正常，只是在两朵紫罗兰般的一对眼睛深处闪烁着狂热的异光。
在过去的两天里，装甲卡车已多次开到银行，其中有几次从苏黎世其他银行开来，它们都最大限度地让出自己的美钞，但大多数车次来自机场。第三天，来往的车次更多，但由于银行比平时提早关门，这一切很少有人看见。
运来的钞票陆续堆放起来。
十亿美元的纸币究竟要占用多少空间，谁也估计不出来。如果单选某一个房间可能嫌小，为安全起见，决定还后把钞票堆在大厅中央铺好被单的地上。
特普弗勒利用闲暇算了一笔账。
一百元票面的钞票，每十张一沓，连同扎钱的带子大约厚七点五毫米——新钞票稍薄一点，用过的稍厚一点，他取的是平均数。他算出，把用带子扎起来的百元钞票一沓一沓叠成一堆，一百万美元就能堆到七点五米高。
他想算出，以每堆十六点五厘米长、六点六厘米宽、七点五米高计算，多少堆的面积相当于一平方。
答案是九十堆。每平方米堆九千万美元。我的天！五间屋子的一套房该容得下多少钱哪！
……而十亿里面有一千个一百万。
假设用九十除一千……
十一点一一一平方米。
当然仍旧是按每堆高七点五米计算的。这简直是发疯。就算天花板有这么高（某些地方确实达到这般高度），但要登上这样巍巍然一堆的顶部，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位客户要是想点点数的话，”特普弗勒想，“他得借助于一架直升飞机，起码也得有一柄登山用的破冰斧。”
他认为，与其把它们垒得那么高，倒不如减低高度，增加堆数。比如，把原来的一堆匀成五堆，这样计算起来也不难。
答案似乎是可行、合理的：这么一铺开，大约五十六平方米、一点五米高的一垛就是十亿美元。
他想，不管怎样，大厅里应该堆得下。这已经挺不错了，除了大厅，别的地方都不行。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算得那么精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误差虽不是很大，却也不算太小。
这令人咋舌的一大垛钞票占地六十平方米，有些地方的高度还略微超过两米。原因很简单：他们弄不到那么多百元票面的美钞，只好用五十元甚至十元、五元、一元票面的补足。
这样一来那垛钞票的体积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第三天晚上七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