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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宝是山东人,出身农村,一张紫棠色的鸭蛋脸,翠黑的一字长眉,生得很有几分姿色。头发是新烫的,家常穿著一套半旧的青布棉制服,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出那俏丽的身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男的,有两三岁了,保姆抱着他凑在粉紫花洋磁痰盂上把尿。玉宝自己抱着那周岁的女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哄着拍着她,一面侃侃地责骂着炊事员孔同志。
孔同志站在房门口讪讪地笑着,把帽子摘了下来,不住地搔着头皮。孔同志因为革命历史长,全面胜利后虽然仍旧是当着一名炊事员,已经享受着营级干部的待遇。
「你不能总是这样老一套,搞工作不是这样搞的!」玉宝扳着脸说:「现在城市是学习重点哪,路也该学着认认!」
「唉,就吃亏不认识字呵!」孔同志说:「早先在部队里,生活苦,也顾不上学文化。行起军来,背上背着三口大锅一气走七八十里路──是指导员真说的:『你当炊事员的,保护大伙的饭锅就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得了得了,别又跟我来这一套!一脑袋的功臣思想,自尊自大,再也不肯虚心学习了,犯了错误还不肯接受批评!」玉宝的声音越提越高,孔同志不敢回言了,把鸭舌帽又戴上头去,一只手握着帽檐,另一只手却又在脑后的青头皮上抓得沙沙地一片声响,这似乎是他唯一的答辩。
刘荃在孔同志背后探了探头。「周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
「哪,刘同志,你告诉他,八仙桥小菜场在哪儿。──早上已经白跑一趟了!」
「八仙桥小菜场──」刘荃想了一想。「离大世界不远。」
孔同志不认识大世界。
「靠近八仙桥青年会,」刘荃说。
刘荃对于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
「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眼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子。玉宝对他尽管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要骑在他头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子戴得牢牢的,头皮也不抓了。
「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
现在轮到刘荃抓头皮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身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强硬了许多。
玉宝把孩子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热。「这两天忙着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进步。」
「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
她的意见马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高,孔同志现在进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性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
刘荃不觉抽了口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做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
「──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
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
「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着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
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着,走下楼去。
「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
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着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
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是呀,他们都是团长,他们那两团人并肩作战,都是由虹桥路进上海的。」张励虽然也是初来,他神通广大,已经把上司们的来历打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常找着那炊事员孔同志套交情,孔同志看他是个党员份上,也很乐意和他聊天。孔同志是赵楚的老部,所以源源本本把赵楚的全部历史都讲给他听了。
「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张励四面张望了一下,很神秘地把椅子向刘荃这边挪了挪。「像赵楚同志跟崔平同志、真够得上说是生死之交了。在中学时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一块儿考进大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块儿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在半路上崔平害痢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