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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讲起过去的生活多么健康、快活、有趣，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多么看重名誉和友谊。他们借钱给人家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困难不伸手帮助是可耻的。再说那些旅行、冒险、争论多么有意思啊！还有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说到高加索，那是多么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一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独自骑马进山，也不带向导。据说她在山村里跟一个小公爵出了点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叹道。
“再说那时候喝得多痛快！吃得多丰盛！那些有着自由思想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充耳不闻：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常常梦见聪明的人，并且跟他们交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这样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易逝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如此喜爱。生活是个令人苦恼的陷阱。当一个有思想的人进入成年，他的意识成熟起来的时候，他不由得感到仿佛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实际上，他从虚无到有生命不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想弄清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可是别人不告诉他，或者说些荒诞无稽的话。他敲门——没人给他开门。最后死神来找他——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打个比方，正如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聚到一处时心情就轻松些，同样的道理，当热衷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在交流彼此的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中消磨时光时，你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饼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看对方，讲讲停停，一直平静地谈论着有智慧的人和同他们的交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留心听着，连连赞同：“完全正确。”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死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表示怀疑。可是，话说回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永远不会死去。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该死了！可是内心有个声音悄悄地说：别相信，你死不了！……”
九点一过，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告辞回家。他在前室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真是，上帝把我们抛到这么荒凉偏僻的地方！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得死在这里。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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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病室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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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送走了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到桌后，又开始看书。没有一点声音打破这夜晚的寂静。仿佛时间也停住了，跟埋头读书的医生一起屏住了气息。似乎一切已不复存在，除了这书和带绿罩子的灯。医生那张粗俗的脸上渐渐地容光焕发，在人类智慧的进展面前露出了感动和欣喜的微笑。啊，为什么人不能永生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语言、自我感觉和天才，既然所有这一切注定要埋进土壤，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随后千百万年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地随着地球绕着太阳旋转呢？既然要冷却，既然要随着地球旋转，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从虚无中孕育出人和他高度的近乎神的智慧，尔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又把人化作尘上。
这就是新陈代谢！然而用类似这种永生来安慰自己是何等懦弱！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更为低下，因为愚蠢中毕竟还有知觉和意志，而那些过程中却是一无所有的。只有那种在死亡面前感到恐惧而不是感到尊严的懦夫，才能安慰自己说，他的躯体渐渐地将化作青草，石头，蛤模……认为新陈代谢就是永生，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正如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碎变得毫无用处后，有人却预言提琴盒于前途灿烂一样荒唐。
每当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背靠圈椅，闭上眼睛，思考一阵。处在从书中读到的那些美好思想的影响之下，他无意中把目光转向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人憎恶，最好不去想它。而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当他的思想随着冷却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在他寓所旁边的医院主楼里，人们正遭受着疾病和浑身脓疮的折磨。大概有人睡不着觉，在跟臭虫作战，有人染上丹毒，或者因为绷带缠得太紧而呻吟，有的病人可能正跟护士们玩牌喝酒。一个会计年度里有一万二千人受骗；医院的全部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盗、争吵、诽谤、徇私的基础上，建立在拙劣的招摇撞骗上；医院依旧是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窗里尼基塔经常殴打病人，还知道莫谢伊卡每天都在城里乞讨。
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医学不久即可达到炼金术和玄学的水平，可是现在，每当他夜里看书时，医学常常触动他，唤起他心中的惊喜之情。的确，它的辉煌成就简直出人意料，发生了多么深刻的革命啊！多亏抗菌剂，伟大的皮罗戈夫①认为甚至将来②都做不了的许多手术，现在都能做了。连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部敢做膝关节切除术。至于剖腹术，做一百例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病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没有人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梅毒已经可以根治。还有遗传学说，催眠疗法，巴斯德③和科赫④的发现，以统计学力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系统。精神病学以及它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同过去相比，简直像一座雄伟的厄尔布鲁士⑤。现在对待疯子不再往他们头上浇冷水，不再要他们穿紧身病服，对他们比较人道，据报上说，甚至为他们举办演出和舞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小城里出现，因为这里的市长和全体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祭司，哪怕他把烧熔的锡水灌进病人的嘴里也只能相信而不能作任何批评。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⑥砸烂了。
①尼·伊·皮罗戈夫（一八一０——…八八一），俄国解剖学家，外科学家。
②原文为拉丁文。
③巴斯德（一八二二——一八九五），法国近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奠基人。
④科赫（一八四三——一九一），德国微生物学家，现代细菌学、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
⑤俄国高加索山脉之高峰。
⑥巴黎监狱，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被群众捣毁。
“不过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得出什么呢？抗菌剂也罢，科赫也罢，巴斯特也罢，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一如往常。人们为疯子举办舞会，演戏，但依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一切都是虚妄和徒劳，其实，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一种悲哀和近似嫉妒的情绪使他再也不能心平气和。这恐怕是太困的缘故，沉重的头垂向书本，他只好双手托住脸，心里想道：
“我做着有害的事情，我拿人家的钱却欺骗他们。我不诚实。可是我本身微不足道，我只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县官都是有害的，却白领着薪水……可见不诚实并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我若晚生二百年，我就是另一个人了。”
时钟敲了三下，他熄灯后进了卧室。可是他毫无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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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病室八
！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慷慨起来，决议在开办地方自治局医院之前，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市立医院增加医务人员的补助金。因此，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便受聘来到这个城市。这人还很年轻，不到三十岁，高颧骨，小眼睛，是个高身量的黑发男子，看来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来到这个城市时身无分文，提一只小箱子，带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说是他的厨娘。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吃奶的娃娃。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经常戴一顶鸭舌制帽，脚穿高统靴子，冬天穿着短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交上了朋友，可是不知为什么把其余的官员叫做贵族，老躲着他们。他的住所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他到医院来时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玩台球，他不喜欢打牌。在谈话中他极爱使用这类言辞：“拖拖沓沓”，“废话连篇”，“你别把水搅混”等等。
他每周来医院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没有抗菌剂，沿用拔血罐放血，这些都使他愤怒，但他也不采用新办法，唯恐这样一来冒犯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作老滑头，怀疑他很有钱财，内心里嫉妒他。要能占据他的职位他才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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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病室九
九
三月末，一个春天的傍晚，那时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开始歌唱，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他的朋友邮政局长送到大门口。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莫谢伊卡带着他的战利品回来，刚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一双浅帮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给个小钱吧！”他冻得浑身哆嗦，笑着对医生说。
向来不拒绝人的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这多么不好，”他瞧着莫谢伊卡的光脚和又瘦又红的踝骨想道，“全湿透了。”
他的内心激起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厌恶的感情，便跟在犹太人身后朝偏屋走去，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踝骨。医生刚走进屋子，尼基塔立即从一堆破烂上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最好能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靴子，要不然他会感冒的。”
“是，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劳驾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第六病室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躺在床上，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惶恐不安地听着陌生人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浑身打颤，跳下床，涨红了脸，圆瞪着眼，一脸凶相跑到病室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叫道，哈哈大笑起来，“总算来了！先生们，我向你们道喜，医生大驾光临来探望我们啦！该死的浑蛋！”他突然尖叫一声，发狂似地跺一下脚，那副模样是病室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打死这个浑蛋！不，打死还不解气！该把他扔进粪坑里淹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这话，便从外屋朝病室里张望，温和地问：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叫道，一脸威吓的神色向他逼近，一面战战兢兢地裹紧身上的病人服，“为什么？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