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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让我一天五次铺开礼拜毯。小屋当年对我来说刚刚好，现在我也觉得挺合适。
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做饭。之所以学会这门手艺，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亲下厨，后来在喀布尔的一户人家，有个上了年纪的乌兹别克厨子，我给他打过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兴地做了瓦赫达提先生的司机。他有一辆雪佛兰，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车是蓝色的，带皮篷，同样蓝色的树脂座椅，镀铬的轮毂，非常漂亮的小汽车，不管我们去哪儿，都能让人驻足围观。他让我开车，因为他看出我是个好司机，谨慎，熟练，还因为他是那种不多见的男人，不喜欢摆弄汽车。
我是个好仆人。马科斯先生，请不要认为我在自夸。通过细心的观察，我对瓦赫达提先生的好恶，有什么怪癖，有哪些脾气，已经了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习惯，有怎样的规范。比如，每天早晨吃过早餐，他都喜欢出门散散步。可他不喜欢一个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着他。我只能从命，尽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都不和我说，好像永远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来很快，背着手，对路人点头致意，一双乐福鞋，皮子擦得锃亮，鞋跟在人行道上咔咔作响。他两条大长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后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赶。一天当中其余的时间，他大部分都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欢画画，画得有多好我说不上来，至少那会儿还不清楚，因为他从来不让我看他的画。我经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书房的窗口，就是在游廊里，皱着眉头，聚精会神，拿炭笔在速写本上又涂又抹。
每隔几天，我就开车拉上他，到城里转一转。他去看他母亲，一个礼拜一次。还有家族聚会，不过大部分聚会瓦赫达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尔出席，所以我载着他去那儿，去葬礼、婚礼、生日派对。每个月，我拉他去一次美术用品商店，他到那儿备足蜡笔、炭笔、橡皮、铅笔刀和写生簿。有时他坐到后座上，只想出去兜个风。我问他：去哪儿啊，瓦赫达提先生？他耸耸肩，那我就说：好咧，老爷。然后我挂上挡，我们就出发了，在城里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没有目标，也没有打算，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沿着喀布尔河，开到巴拉喜萨尔堡，有时出城，就到了达鲁阿曼宫。有的日子，我俩开车离开喀布尔，去加尔加湖。到了那儿，我会把车停在离湖畔不远的地方，关掉引擎，瓦赫达提先生在后座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字也不和我说，好像让他心满意足的只是摇下车窗，看着小鸟在树间飞来飞去，阳光播洒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万万细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荡漾。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瓦赫达提先生非常大方，让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车，开回村里，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尔瓦娜和她丈夫萨布尔。我开着车一进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围着车跑啊，跳啊，拍着车身，敲着车窗。有些小崽子还想往车顶上爬，我不得不把他们轰到边上，就怕他们刮花了漆，把车身顶出坑。
瞧瞧你，纳比。萨布尔对我说，你成大明星了。
萨布尔有俩孩子，一个叫阿卜杜拉，一个叫帕丽，生母死了（帕尔瓦娜是他俩的后妈），所以对他们，我总是非常关照，特别是那个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这些。我提出带他一个人开车兜兜风，可他总要把小妹妹也带上。我们围着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绕圈的时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紧紧地搂着她。我让他开雨刷，按喇叭。我还给他演示，怎么把大灯一档一档地开到全光。
玩完了车，全消停了，我就坐下来，和我妹妹还有萨布尔喝茶，讲讲我在喀布尔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达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讲。说实话，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对我好，所以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在我看来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个嘴巴不那么牢靠的仆人，准会告诉他们，苏莱曼·瓦赫达提在我眼里就是个大怪物，这爷们儿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遗产打发掉下半辈子了，他没有正经职业，没啥特别的热情，显然也无意在身后给这世界留下什么东西。我还会告诉他们，他过的是一种没有目标，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开车带他漫无目的地兜风一样。一种生活在后座上的生活，随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种冷眼旁观的生活。
我要是开口，准会这样说，可我没讲过。我不讲就对了。我要是讲了，那才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走进院子，穿着一套漂亮的条纹西装，我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这身衣服。他让我开车送他去城里另一个富人区。我们到了以后，他告诉我把车停在路边，就在一座围墙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门口摇响了门铃，有个仆人开门让他进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达提先生家还大，甚至还要更漂亮。车道两边植有高大细长的柏树，还有密实的灌木，开着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后园至少有瓦赫达提先生家的两倍大，墙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着另一个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够不着。我看出来了，这是另一个等级的富户。
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鲜艳。我摇下车窗，让风暖暖地浮荡而入。别看司机的工作是开车，可其实呢，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头，空转着引擎；等在举办婚礼的楼外，听着音乐含混的回声。那天为了打发时间，我玩了几把扑克，玩腻了就下车，朝这边走几步，又往另一边踱一踱。后来我坐回车里，心里合计，瓦赫达提先生出来之前，我也许能小眯一觉。
就在此时，那房子的大门开了，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她戴着太阳镜，穿一条短袖的橘红色裙子，短至膝盖。她光裸着两腿，双脚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车里坐着，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没看出来。她抬起一只脚，鞋跟踩在身后的墙上，这样一来，她裙子的下摆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里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脸上一下就烧起来了，一路往下，烧到了脖子。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做一次忏悔吧，马科斯先生。一种令人有几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动。那时候我肯定还不到三十岁，是个大小伙子，正处在欲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们村里好多同龄的男人不一样——那些小伙子连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没见过，就结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结了婚，他们才能获得许可，瞅一瞅这样的大腿。跟他们相比，我真该算得上有些经验了。这些经验是我在喀布尔获得的。我偶尔会去拜访某些地方，到了那儿，一个年轻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审慎又便利的满足。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证明，我与之同寝过的娼妓，没有一个比得上眼前这位——这位刚从大宅子里走出来的，美丽的，优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墙上，点燃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带着令人销魂的优雅，用两根手指的指尖夹着烟，每次抬临双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转睛。她这只细腕玉手弓起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幅画，那是我从前在一本亮光纸印刷的诗集里看到的，画的是一个妇人，睫毛长长，黑发如瀑，和情人在花园里同寝，她正用细若无骨的手指拿着一杯酒，递给情人。街对面有什么东西，一度吸引了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赶快拿手抓了几下头发，要不然因为天热，头发已经开始粘结成块了。她回过头，我便再次僵坐不动。她又吸了几口，在墙上捻灭了香烟，然后悠闲地走回宅中。
终于，我能呼吸了。
当晚，瓦赫达提先生把我叫进客厅，说：“有事情告诉你，纳比，我要结婚了。”
看来，对他喜爱孤独的程度，我毕竟是有些高估了。
订婚的消息传得很快。流言蜚语同样如此。我是从瓦赫达提先生家进进出出的工友那儿听来的。嘴巴最贱的就是园丁扎希德。他每个礼拜来三天，打理草坪，给大树剪枝，修齐矮树。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有个让人恶心的习惯，每说一句话，都要吐一吐舌头。就是这条舌头，在不假思索地喷吐着流言蜚语，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丢撒着粪肥。和我一样，他也是一辈子给人打工的命，我们这些人成了一拨，都是这一片的厨子、园丁和杂役。每个礼拜都有一两个晚上，干完活，吃完晚饭，大伙便挤到我的小窝棚里喝茶。我记不清这个惯例是怎么形成的，不过，一旦成了惯例，我就没办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现得没礼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让人以为我在同类中间，自觉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扎希德告诉别的老爷们儿，瓦赫达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他那没过门的新媳妇品行不端。他说，喀布尔尽人皆知，她既没囊，也没纳穆斯②，没有好名声，才二十岁，就敢“在全城到处抛头露面”，跟瓦赫达提先生的小汽车一样。最糟的是，扎希德说，她不仅不否认这些指控，还拿这种事写诗。说到这儿，满屋子响起了一片非难之声。有个男人说，要是在村里，他们早就把她的喉咙割开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站了起来，对他们说我听够了。我痛斥他们，骂他们像做针线活的老婆子一样，聚在一起说小话。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瓦赫达提先生这样的人，就咱们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捡牛粪去了。我质问道：你们的忠心，你们的尊重，都到哪里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为自己把这帮蠢汉子镇住了，没想到他们哄堂大笑。扎希德说我是马屁精，说不定这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写首诗，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纳比颂》。我气急败坏，一跺脚出了窝棚，留他们在里面笑闹不停。
可我没走太远。他们那些闲话一会儿让我厌恶，一会儿让我着迷。不管我刚才表现得多么正直不阿，说的话多么得体和审慎，我还是待在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让人血脉偾张的细节。
婚礼没过几天就举行了，不过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请人来唱歌跳舞，听不见阵阵欢声笑语，只有一位毛拉和一个证婚人短暂到场，外加一页纸上两个潦草的签名。这样一来，从我第一次看到她，还不到两个礼拜，瓦赫达提太太就搬到家里来了。
马科斯先生，请允许我稍停片刻，略作说明，从现在开始，我将把瓦赫达提先生的妻子称作妮拉。不用说，回到当年，我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权利，哪怕人家给了我这个权利，我也不能接受。我过去总是叫她“尊贵的太太”，带着理所当然的恭敬。可是考虑到这封信的用意，我将把礼节放到一边，依照我心里始终所想的来称呼她。
这么说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桩婚姻不幸福。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