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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她买双好鞋吧。”伊德里斯说着，走下了台阶。
“安拉保佑您，老爷。”舅舅在他身后叫着，“您是个好人。您是个善人加好人。”
第二天，伊德里斯又来探视，第三天同样如此。很快这就成了惯例，每天他都出现在罗诗身边。他能叫得出护工的名字了，还认识了在一楼工作的男护士，看门人，以及医院门口那几个营养不良、满脸倦容的警卫。他把探视当成秘密，尽可能不告诉别人。打电话回国时，他从未和娜希尔谈起罗诗。他没告诉铁木尔自己去哪儿，也没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去帕格曼，或是到内政部拜会某个官员。但铁木尔还是知道了。
“好样的。”他说，“你在做正经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千万要慎重。”
“你的意思是别再去探视了。”
“再过一个礼拜咱们就该走了，老兄。你不能让她黏上你。”
伊德里斯点点头。他不知道铁木尔是不是对他和罗诗的关系有点嫉妒，说不定还会心生怨恨，因为他，伊德里斯，抢走了他轰轰烈烈扮演英雄的机会：瞧啊，慢动作，铁木尔的身影从熊熊燃烧的大楼里浮现，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人群欢声雷动。伊德里斯打定主意，不让铁木尔用这种方式拿罗诗示众。
但是铁木尔说得对。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回家，可罗诗已经开始管他叫伊德里斯卡卡了。如果他去晚了，就会发现她坐卧不安。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腰，脸上一下子便有了宽慰的表情。她告诉他，她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到来。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有时她会伸出两手，死死抓着他的手。一旦她不在身边，他常常会想起她手臂上淡黄色的汗毛，她小小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脚丫，圆圆的脸蛋，还有她双手托腮，听他读儿童书的模样。书是他在法国高中附近的书店里找到的。有几次，他耽于狂野的想像，设想着把她带到美国，带她回家的情景，想着怎样让她跟儿子扎比和勒马尔相处融洽。就在去年，他还和娜希尔谈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念头。
“现在怎么办？”他计划动身的前一天，阿姆拉问道。
当天早些时候，罗诗送了伊德里斯一张画，用铅笔画在医院的记录纸上，画的是两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指着那个头发长长的，问道：“这是你？”
那这一个就是你，伊德里斯卡卡。
你留长发吗，那时候？从前？
姐姐每天晚上给我梳头。她知道怎么梳才不疼。
她肯定是个好姐姐。
等头发长出来，你帮我梳。
我很乐意效劳。
别走，卡卡。不要离开。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他对阿姆拉说。她的确是。有礼貌，也很恭顺。他带着些许负罪的感觉，想起了圣何塞家里的扎比和勒马尔，他们很早就叫嚷着不喜欢自己的阿富汗名字，他们正在迅速地变成小霸王，变成飞扬跋扈的美国儿童，而他和娜希尔曾经发誓，那种孩子绝对不养。
“她是幸存者。”阿姆拉说。
“是的。”
阿姆拉靠到墙上。两个护工推着一具轮床，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床上躺着个小男孩，鲜血浸透了他头上的绷带，大腿上还有开放性的创口。
“其他阿富汗人从美国来，或者从欧洲来，”阿姆拉说，“他们过来拍她照片。他们录像。他们许诺。然后他们回家给家人看。好像她是动物园动物。我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帮忙。但是他们忘记。我永远没有他们消息。所以我再问一遍，现在怎么办？”
“她要做的手术吗？”他说，“我想我能做到。”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们集团有个神经外科医院。我会跟我上司讲。我们来安排，让她飞到加州动手术。”
“是，但是钱。”
“我们一定能弄到资金。再不济的话，我来付钱。”
“自掏钱夹。”
他大笑起来。“应该说‘自掏腰包’，可是没错，我掏。”
“我们需要舅舅的允许。”
“如果他再露面的话。”自从那天伊德里斯给了舅舅两百美元，就再也没人看到他的人影，听到他的动静了。
阿姆拉冲他微笑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兴奋、陶醉，甚至愉悦的感觉，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觉得浑身是劲儿，几乎喘不上气来。让他自己也吃惊的是，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
“hvala⑥。”她说，“谢谢。”她踮起脚尖，吻他的脸。
“干了荷兰妞，”铁木尔说，“派对上那个。”
伊德里斯把头抬离舷窗。下面是紧紧簇拥的兴都库什山脉，棕色的山峰却格外柔和，让他惊奇了好一阵子。他转过头，看着靠走道坐的铁木尔。
“有点黑的那个。嗑了半片威他命威⑦，一直把她整到早晨宣礼。”
“我的天，你还能不能长大啊？”伊德里斯说。他厌倦了铁木尔又一次让他背上包袱，心里不得不装进这家伙的出轨和不忠，还有他那怪诞的、兄弟会式的哗众取宠。
铁木尔得意地笑了。“记住了，老兄，有一天，在喀布尔……”
“拜托不要再往下说了。”
铁木尔大笑起来。
飞机后舱开起了小派对，有人在用普什图语唱歌，有人拍打着一个泡沫塑料的盘子，好像那是个弹拨尔。
“真不敢相信咱们碰到了老纳比。”铁木尔低声说，“天啊。”
伊德里斯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摸出一片预留的安眠药，硬生生咽了下去。
“所以我下个月还得回来。”铁木尔说着，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过后可能还得再跑两三趟，不过咱们应该办得成。”
“你信任这个叫法鲁克的家伙吗？”
“操，才不呢。要不然我还回来干吗？”
法鲁克是铁木尔雇的律师。他专门帮助流亡国外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追讨被占的房产。铁木尔唠叨着法鲁克要呈递的文件，希望主持审理的法官是法鲁克的远房小舅子。伊德里斯歪着头，贴紧舷窗，等着药劲上来。
“伊德里斯？”铁木尔小声叫他。
“嗯。”
“在那儿看见的事真他妈伤心，哈？”
您眼力实在太惊人了，老弟。“就是。”伊德里斯说。
“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这儿，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娜希尔坐在前座，问题一个接一个。喀布尔安全吗？吃得怎么样？他病过吗？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了来吗？他尽力回答，向她描述炸毁的学校，住在残垣断壁下的流民，乞丐，淤泥，时断时续的供电，可他仿佛在描述音乐。他没办法让这些事鲜活起来。喀布尔那些生机勃勃、令人心动的细节——比如那座废墟里的健身房，窗户上画着施瓦辛格。如今他正在忘掉这些细节，在自己听来，这些描述不过是泛泛而谈，清汤寡水，如同美联社一篇寻常的报道。
后座上的两个孩子只听了很短的一会儿，至少假装在听，算是迁就他。伊德里斯能感到他们的厌烦。然后八岁的扎比便求娜希尔放电影。勒马尔大两岁，虽然努力多听了一小会儿，但没过多久，伊德里斯便听到，他的任天堂ds传出了赛车游戏低低的轰鸣。
“你们俩怎么回事？”娜希尔训他们，“爸爸刚从喀布尔回来，你们就不好奇吗？什么问题都不问他吗？”
“没关系。”伊德里斯说，“别管他们了。”可他们的漠不关心的确让他恼火。只是由于遗传上的好运，才让他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就连娜希尔也是如此，她问起他的旅行，总是围绕着餐馆和自来水的缺乏。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我饿死了。”他说。
“想吃什么？”娜希尔问，“寿司，意大利式的？橡树岭那边有家新馆子。”
“去吃阿富汗菜吧。”他说。
他们去了亚伯烤肉馆。它位于圣何塞东城，离老贝里耶萨跳蚤市场不远，老板阿卜杜拉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留着八字胡，两只手看上去特别有劲儿。伊德里斯给他看病，也给他妻子看过。看见伊德里斯一家子走进饭馆，他便从柜台后面招手。亚伯烤肉馆是个很小的家庭买卖，只有八张桌子，盖着塑料台布，上面常常黏乎乎的，菜单是过塑的，墙上贴着阿富汗海报，角落里有台旧的冷饮售货机，当年叫“汽水柜”。阿卜杜拉负责招呼客人，打理柜台，搞卫生。他妻子苏丹娜在后厨干活，她才是这饭馆的顶梁柱。伊德里斯看到，她这会儿就在厨房，弯着腰，忙活着。她头发塞在帽网里，水汽弄得她眯起了眼。两口子告诉过伊德里斯，她和阿卜杜拉是七十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结的婚，当时共产党已经接管了祖国。1982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女儿帕丽在同年出生。
现在帮他们点菜的就是帕丽。她很温和，懂礼貌，继承了她母亲白皙的皮肤，目光中流露着同样的果敢。她还有一副奇妙的，不成比例的身材，上身苗条而秀美，腰以下却骤然丰腴，大屁股，大粗腿，大肥脚。现在，她穿着一件常穿的宽松短裙。
伊德里斯和娜希尔点了羊肉、糙米饭和波拉尼烙饼。儿子们勉勉强强，要了拖鞋烤肉，他们在菜单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东西最像汉堡里的肉。等着上菜的时候，扎比告诉伊德里斯，他所在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他踢右边锋。比赛时间是星期日。勒马尔说，星期六他要表演吉他独奏。
“你弹什么？”伊德里斯懒洋洋地问。他觉得时差反应开始上头了。
“《把它涂黑》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