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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她，他结过一次婚，时间很短。
“真的？”
“几年前的事。我三十岁的时候。那会儿我住在里昂。”
他娶过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婚姻没法持续，因为她对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占有欲。此前妈芒还在桌上的时候，他没透露过这些。“老实说，那是一种肉体上的关系。”他说，“那完全是性。她想占有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看着她，露出一丝咄咄逼人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揣度着她的反应。帕丽点了支香烟，努力不动声色，就像芭铎一样，就像成天都有男人对她讲这种事情。可是心里头呢，她正在颤抖。她知道，一种小小的背叛行为已经在餐桌上付诸实施，有点儿像偷食禁果，不是完全无害，但绝对惊心动魄。妈芒回来了，重新梳过头，补了口红，他俩鬼鬼祟祟的时刻便戛然而止。对妈芒横插一杠，帕丽忽然生出些怨愤，但立刻便被悔恨压服。
大约一周之后，她再次见到了他。那是早晨，她拿着一大碗咖啡，正要去妈芒的房间。她发现他就坐在妈芒床头，正在戴手表。她没想到他过了夜。她在走廊里，透过门缝瞅见他。她站在那儿，在地上生了根，碗拿在手中，嘴里就像吞进了一团干泥巴。她看着他，他背上的皮肤毫无瑕疵，肚腩微微鼓凸，两腿中间黑糊糊的，一部分挡在凌乱的床单下。他扣好手表，从床头柜上拿起香烟，点着了，然后漫不经心地把目光甩给她，好像始终知道她就在那儿。他朝她默默一笑。后来妈芒在淋浴间里说了句什么，帕丽赶快转身走掉。她竟然没被咖啡烫着，真是奇迹。
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妈芒和于连成了情人。他们常常去看电影，去博物馆，也去小画廊，那里展出的作品往往出自没什么名气的画家，顶着外国名字，正在奋斗。一个周末，他们驾车去了阿卡雄的海滩，就在波尔多附近，回来时带着晒黑的脸和一箱红酒。于连带她参加大学教员的活动，妈芒请他出席书店里的作家朗读会。一开始帕丽还跟着——于连要她去，似乎是为了取悦妈芒——没过多久她就开始找借口待在家里。她不愿意去，也不能去。去了就难以忍受。她说她太累了，要不就说她感觉不舒服。她说她要去朋友科莱特家学习。从二年级开始，科莱特就成了她朋友。她是个干瘦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留着软塌塌的长头发，鼻子好像乌鸦嘴。她喜欢让人瞠目结舌，老说一些离谱的、恶心的事情。
“我敢打赌他很失望。”科莱特说，“因为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
“嗯，就算他失望，他也没表现出来。”
“他不会表现出来的，对吗？让你妈怎么想？”
“想什么？”帕丽问。尽管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可她想听人说出来。
“想什么？”科莱特的语气变得既会心，又兴奋，“想他和她在一起是为了得到你。你才是他想要的。”
“好恶心。”帕丽说，心里一阵乱跳。
“也许你们两个他都想要。也许他喜欢大家挤一个床。要是这种情况，我想请你替我也美言几句。”
“讨厌死了，科莱特。”
有时，妈芒和于连出去的时候，帕丽便在走廊里脱掉衣服，看着大镜子里的自己。她挑剔着自己的身体。太高了，她想，太不匀称了，太……太实用了。妈芒的魔鬼曲线完全没有遗传给她。有时她就这样光着身子，走进她母亲的房间，躺到床上，她知道这是妈芒和于连做爱的地方。帕丽躺在那儿，一丝不挂，闭着眼，心脏猛烈捶击，迷醉于意乱神迷，有种嗡嗡的感觉荡漾开来，席卷了她的胸，她的腹，一直向下。
结束了，理所当然。他们结束了，妈芒和于连。帕丽得到了解脱，但并不吃惊。男人们到了最后，总是让妈芒失望。他们永远都会变成不完美，悲惨地告别她为他们圈定的无论什么理想形象。以欢乐和热情开始，总是结束于轻易的指责和恶毒的语言，突如其来的怒火和哭泣，摔锅砸碗，然后全然失控。高潮迭起的大戏。妈芒就是不能在没有过度的情况下开始，或者结束一段恋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出所料，妈芒会发现，孤独突然有了好味道。她待在床上，睡衣外面套旧棉服，变成公寓里一个疲倦、消沉、闷闷不乐的人形。帕丽知道，别理她。她的安慰和陪伴统统不受欢迎。沮丧的心境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跟于连这一次则远为长久。
“噢，他妈的！”妈芒现在说话了。
她正要从床上坐起来，医院的病号服仍然穿在身上。德劳内大夫已把出院证明给了帕丽，护士正在帮妈芒取下胳膊上的静脉注射管。
“怎么了？”
“刚想起来。过几天我有个采访。”
“采访？”
“一份诗歌杂志的人物特写。”
“太好了，妈芒。”
“他们还要给文章配张照片。”她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缝合过的伤口。
“我敢保证，你一定能找到漂亮的办法把它挡住。”帕丽说。
妈芒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开。护士猛地拔出了针头，只见妈芒脸上抽搐了一下，朝那女人吼了一句，既不中听，也没必要。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6页
我再次环顾公寓，书架上一个相框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是个小女孩，蹲在野草丛生的田野里，正在全神贯注地捡东西，也许是某种浆果。她穿着明黄色的外套，扣子扣到领口，与头顶灰暗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背景里有一间石头盖的农舍，百叶窗关着，木瓦覆盖的屋顶破破烂烂。我问起这张照片。
妮拉·瓦赫达提：我女儿帕丽。和“巴黎”差不多，但没s，意思是“仙女”。这张照片是我们去诺曼底的时候拍的，我们俩。我想那是1957年的事，她肯定已经八岁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现在在巴黎吗？
妮拉·瓦赫达提：她在索邦学数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很骄傲。
她笑了笑，耸耸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对她的职业选择有点吃惊，因为您献身于艺术。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知道她从哪儿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多难以理解的公式啊，理论啊。可我猜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我连乘法都不会，我自己。
艾蒂安·布斯图勒：也许这是她反叛的方式。我想您对反叛还是略知一二的。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可我是正儿八经地反叛。我又喝酒又抽烟，还谈恋爱。谁用数学来反叛呢？
她大笑起来。
妮拉·瓦赫达提：还有，她应该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因的反叛。我给了她可以想像的所有自由。她一无所求。她什么也不缺。她现在和别人同居。那个人年纪比她大好多，迷人到了过分的地步，博学，风趣。毫无疑问，一个狂热的自恋者，自我意识有整个波兰那么大。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不赞成。
妮拉·瓦赫达提：我赞不赞成都无关紧要。这是法国，布斯图勒先生，不是阿富汗。年轻人不必靠父辈的恩准来决定生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么您女儿和阿富汗没有什么瓜葛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才六岁。她对那段日子的记忆非常有限。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请她给我讲讲她早年的生活。
她短暂告退，离开了房间。回来时，她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老照片。一个表情严厉的男人，身材魁伟，戴着眼镜，头发油光水滑，梳成无可挑剔的分头，正坐在桌边读书。他穿着尖领西装，双排扣的马甲，白色的高领衬衫，打着领结。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1929年。我出生的那年。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看上去是个大人物。
妮拉·瓦赫达提：他属于喀布尔的普什图贵族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举止上无懈可击，善于交际，但很有分寸。也是个极为善谈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个样子。
艾蒂安·布斯图勒：私下里呢？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猜看，布斯图勒先生。
我拿起那张照片，又看了看。
艾蒂安·布斯图勒：冷漠，请恕我直言。阴沉。难以参透。不肯妥协。
妮拉·瓦赫达提：我非得让您和我来一杯。我讨厌……不，我憎恶一个人喝酒。
她给我倒了一杯霞多丽。出于礼貌，我抿了一小口。
妮拉·瓦赫达提：他手冰凉，我父亲。不管什么天气，他的手总是凉凉的。可他总是穿着西装，同样不管天气如何。衣服都是精工细做，有棱有角。软呢帽也是。当然了，还有尖皮鞋，双色的。他很英俊，我觉得是，不过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英俊。而且呢——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过来——而且有一种装腔作势的，有点可笑的，虚假的欧洲范儿——完全是装出来的，毫无疑问。他每个星期都去打草地滚球，打马球，还有个令人垂涎的法国妻子，所有这一切，年轻而进步的国王都大力支持。
她摸了摸自己的指甲，暂时什么也不说了。我把录音机里的磁带翻了面。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睡他自己的房间，我母亲和我睡。大多数时间，他都出去和部长们、国王的顾问们一起吃午餐。要不然他就出去骑马，打马球，打猎。他喜欢打猎。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说您见他的时候不多。他是个不在场的形象。
妮拉·瓦赫达提：不完全是。他很留心，每隔两三天就陪我待几分钟。他走进我房间，坐到床上，这就是让我往他腿上爬的信号。他把我搁到膝盖上，颠我一会儿，我俩都没什么话讲，最后他说：“好了，妮拉，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从他胸前的衣袋里扯出手帕，然后让我把它叠起来。当然了，我只是把它团成一团，再塞回他口袋里，他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装出来的，可我觉得那样子滑稽死了。我们翻来覆去地玩这个，直到他烦了，很快他就烦了。然后他用大凉手摸摸我脑袋瓜，说：“爸爸现在得走了，我的小鹿。你撒欢去吧。”
她把照片收进隔壁房间，又回来，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包香烟，点了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