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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拉姆同意了，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他还是只进了一球，而这一次阿德尔五罚五中。
“就这么着吧。我喘不上气儿来了。”吴拉姆举手投降。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树墩前，身心俱疲地呻吟了一声，坐到上面。阿德尔抱起球，挨着他坐下。
“这玩意儿大概只能帮倒忙。”吴拉姆说着，从牛仔裤的前兜里摸出一包香烟。只剩一支了，他拿出火柴，只划了一下，就把烟点着，很享受地吸了一大口，接着把烟递给阿德尔。阿德尔很想接过来，只是为了给吴拉姆留个好印象，可他没接，担心卡比尔或母亲闻到他身上的烟味。
“聪明。”吴拉姆仰起头说。
他们闲扯了一会儿足球，出乎阿德尔的意料，吴拉姆知道得又多又牢靠。他们聊了自己最喜欢的比赛，谈了最喜欢的进球，各自列出了五大球星的名单。两人意见大体相同，只是吴拉姆的名单里有巴西的罗纳尔多，而阿德尔的罗纳尔多是葡萄牙人。他们免不了要花些时间，谈一谈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在阿德尔看来，头槌事件是个痛苦的回忆。吴拉姆说他看了整场比赛，和一大帮子人，在一家卖电视机的商店橱窗外头看的，那地方离营区不远。
“营区？”
“我就是在那个营里长大的。在巴基斯坦。”
他告诉阿德尔，这是他头一次到阿富汗。他过去一直住在巴基斯坦的贾洛扎伊难民营，他也是在那儿出生的。他说贾洛扎伊就像一座城市，一个巨大的迷宫，有帐篷，有小泥屋，还有用塑料布和铝墙板搭的住所，一条条狭窄的过道让人辨不清东南西北，垃圾和粪便到处都是。它又像城中城，位于一座更大的城市的腹地。他和弟弟们都是在营里长大的。他是老大，比大弟弟年长三岁。他和弟弟们，还有母亲、父亲、奶奶一起，住一间小泥屋。他父亲叫伊克巴尔，奶奶叫帕尔瓦娜。在难民营的小巷子里，他和弟弟们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他们也在那儿上学。他在肮脏的街道上玩，玩棍子和生锈的旧自行车轱辘，和别的难民小孩一起到处瞎跑，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奶奶叫他回家。
“我喜欢那儿。”他说，“我在那儿有朋友，我谁都认识。我们过得也不赖。我有个伯伯在美国，我爸同父异母的哥哥，阿卜杜拉。我从来没见过他。可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们寄钱。这钱很管事儿。管很大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走了？”
“不走不行。巴基斯坦人关掉了难民营。他们说阿富汗人应该住在阿富汗。然后我伯伯的钱也收不到了。所以爸说，我们也回家吧，从头开始，反正塔利班已经过了边境，跑到巴基斯坦那边去了。他说我们是巴基斯坦的客人，待久了人家就不欢迎了。我真的很憋屈。这地方……”他摆了摆手，“这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营里那些小孩，那些到过阿富汗的怎么说？没一个有好话。”
阿德尔想说，他明白吴拉姆的感受。他想告诉他，自己多么想念喀布尔，多么想念他的朋友，还有贾拉拉巴德那几个异母哥哥。可他又觉得吴拉姆会笑话他。于是他说：“是啊，这地方真是无聊死了。”
吴拉姆还是笑了起来。“我可不觉得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
阿德尔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遭到了谴责。
吴拉姆吸了口香烟，吐出一串烟圈。他俩一起看着烟圈慢慢飘远，碎乱。
“我爸跟我和我弟弟说过，他说：‘等着瞧，儿子们，等你们呼吸到沙德巴格的空气，喝上沙德巴格的水。’我爸他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说，‘你们从来没喝过这么清凉，这么甘甜的水，儿子们。’他老跟我们谈起沙德巴格，我猜他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地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小村子。他说有一种葡萄，只有沙德巴格种得出来，世界上别的地方都种不成。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天堂。”
阿德尔问他现在住什么地方。吴拉姆扔掉烟头，仰起脸，看了看天，太阳照得他眯起了眼。“你知道磨坊那边有块空地吗？”
“知道。”
阿德尔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往下就没了。
“你住在野地里？”
“暂时。”吴拉姆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弄了个帐篷。”
“你们在这儿没有亲戚吗？”
“没有。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对了，我爸有个舅舅在喀布尔。反正原先在那儿。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奶奶的大哥，在那儿给有钱人家打工。可我猜，纳比和我奶奶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想怎么也有五十年了。他们实际上成了生人。我猜要是我爸真没办法了，他会去找他的。可他想先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儿干点名堂出来。这是他的家。”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在树墩子上，看着果园里的树叶在热浪中颤抖。阿德尔想，每到夜晚，吴拉姆一家老小睡在帐篷里，四周都是野地里的蝎子和蛇。
阿德尔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跟吴拉姆讲了他和父母从喀布尔搬到这儿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给自己选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消除吴拉姆对他的成见，觉得他住在大房子里，所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这是由于校园里常见的争强好胜。也许是为了求得同情。他这样做是要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吗？他不知道。也许上述原因都有。阿德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让吴拉姆喜欢他好像很重要，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原因一定复杂得多，而不只是他常有的孤独和他对朋友的渴望。
“我们搬到沙德巴格，是因为在喀布尔有人要杀我们。”他说，“有一天，一辆摩托车开到我们家，骑车的人拿枪对房子扫射。他跑了。可是感谢真主，我们没人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怎样的反应，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吴拉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仍旧抬着头，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对，我知道。”吴拉姆说。
“你知道？”
“你爸挖一下鼻孔人们都知道。”
阿德尔看着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的前兜。
“他确实有很多敌人，你爸。”吴拉姆叹了口气。
阿德尔知道这个。巴巴江跟他解释过，有些八十年代和他并肩战斗，抗击苏联的人已经变得既有权，又腐败。他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不肯加入他们的犯罪阴谋，所以他们一直在对他下黑手，散布虚假的、恶毒的谣言，来玷污他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巴巴江总是想把阿德尔保护起来，比如说，他不允许家里有报纸，也不想让阿德尔看电视新闻或上网。
吴拉姆凑近了说：“我还听说，他种东西很在行。”
阿德尔耸耸肩。“你自己看吧。这才一二十亩果园。对了，在赫尔曼德还有棉花田，我猜是给工厂种的。”
吴拉姆使劲盯着阿德尔的眼睛，慢慢地咧开嘴，露出那颗龋烂的虎牙，脸上浮起了笑容。“棉花。真有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阿德尔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拍着球。“再赛一次，要不要？”
“要！”
“走。”
“可是这一次，我打赌你一个球也进不了。”
现在轮到阿德尔咧嘴笑了。“赌什么你说吧。”
“很简单。这件齐达内。”
“那如果我赢了……不对，等我赢了呢？”
“我要是你，”吴拉姆说，“才不考虑不可能的事呢。”
一场光芒四射的攻守大战。吴拉姆左接右挡，将阿德尔的射门一一扑住。脱掉球衣时，阿德尔觉得自己好蠢，被人合法地骗走了也许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他交出了球衣，惊恐地感到泪水烧灼着眼底，他拼命忍住了，没哭。
最起码吴拉姆懂得人情世故，没当他的面就把它穿上。走之前，他回过头，龇牙一笑。“你爸，他不是真的一走三个月吧？”
“明天我一定要把它赢回来。”阿德尔说，“赢回球衣。”
“我可以考虑考虑。”
吴拉姆转过身，朝公路的方向走去。走到半途，他停下了，从口袋里摸出揉成一团的烟盒，用力扔过了阿德尔家的院墙。
大约有一个礼拜，每天上午的课结束之后，阿德尔都拿上足球，溜出大院。头两次逃跑，他掐准了卫兵换岗的时间。可第三次，卫兵把他逮住了，不让他出门。阿德尔进了屋，再回来时，拿着一个ipod，一块手表。从此以后，卫兵便暗地里让阿德尔进进出出，由着他不守规矩，只要不越界跑进果园就行。至于卡比尔和母亲，他消失一两个小时，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好处所在。
阿德尔在大院后面一个人玩，守着空地上的老树墩子，天天盼着吴拉姆晃晃悠悠地出现。他总是留心看着通往公路的土道，不管是颠球的时候，还在坐在树墩上，看着一架战斗机喷出的尾流滑过天际，又或者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丢石子的时候。过了半晌，他只好捡起球，步履沉重地走回大院。
后来有一天，吴拉姆出现了，还带着一个纸袋。
“你去哪儿了？”
“工作。”吴拉姆说。
他告诉阿德尔，他和父亲打了几天工，做砖来着。吴拉姆的工作是拌砂浆。他说他来来回回地提水，搬运成袋的砌筑水泥和建筑用沙，那些口袋比他自己都重。他跟阿德尔讲解了他是怎样在独轮车里拌砂浆的，要给水泥加上水，拿锄头翻，一遍一遍地翻，再加水，接着放沙子，直到这一堆变得平滑，密实，看不出颗颗粒粒才行。然后，他要把独轮车推到砖匠那去，再跑回来，拌一堆新的。他伸出手，给阿德尔看他两只巴掌上的水泡。
“哇。”阿德尔说——他知道这么说很愚蠢，可除此之外，他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长这么大，跟体力劳动最近的一次接触，还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喀布尔的家里，他帮园丁在后院里栽了几棵苹果树苗。
“吓着你了吧。”吴拉姆说。他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那件齐达内的球衣，丢给了阿德尔。
“我不明白。”阿德尔说，既吃惊，又带着些谨慎的狂喜。
“前两天我在镇上看见有个小孩穿着它。”吴拉姆说着，拿手指了指足球，阿德尔把球踢给他，于是吴拉姆一边颠球，一边往下讲这个故事。“你相信吗？我走上前，跟他说：‘嘿，那是我哥们儿的衣服，怎么穿在你身上了？’他瞅了我一眼。长话短说好了，我们在巷子里把这事摆平了。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