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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
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
“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
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
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
“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
阿德尔目瞪口呆。
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
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
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
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
“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
“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屌！’”
巴巴江稍作停顿，来增加戏剧性效果。他把手蜷起来，挡在嘴前，憋住笑。“然后……然后他突然蹦了出来，撒丫子就跑。你猜怎么着？这发了疯的婊子养的两只臂弯里抱着满满的葡萄！一个手里一堆！”
哄堂大笑。阿德尔也笑了。父亲抚弄着他的后背，又把他拉近。有人开始讲别的故事，巴巴江伸手去够放在盘子边上的香烟，可他根本没机会把烟点着，因为突然之间，房子里有个地方的玻璃碎了。
餐厅里传来女人们的尖叫。某种金属的器具，也许是叉子或黄油刀，响亮地掉在大理石上，当的一声。男人们一下子站起身。阿兹马赖和卡比尔跑进了房间，他们已经拔出了手枪。
“大门方向过来的。”卡比尔说。话音未落，又一块玻璃碎了。
“您别动，司令官，我们去看看。”阿兹马赖说。
“扯他妈蛋。”巴巴江咆哮着，人已经在往外冲了。“我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做缩头乌龟的。”
他走向门厅，身后跟着阿德尔、阿兹马赖、卡比尔，以及所有的男宾。阿德尔一边走，一边看着卡比尔抓起了一根铁棍，那是到了冬天，他们生炉子拨火用的。阿德尔也看见了母亲，她跑过来赶上他们，她脸色苍白，形容慌乱。大伙刚到门厅，一块石头就飞进了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那个红头发女人，那个待嫁的新娘，尖叫起来。屋子外头，有人在嚎叫。
“他们怎么过的门岗？”阿德尔身后有人说。
“司令官，不！”卡比尔大叫。但是阿德尔的父亲已经打开了大门。
灯光昏暗，可这是夏日，天空仍然一片灰黄。阿德尔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那是沙德巴盖瑙的百姓全家围坐，吃着晚餐。铺展在天际线的群山已经暗了，很快，夜就将填满所有的虚空。但黑暗是不够的，现在还不够，没有办法包覆那个老汉。阿德尔看见他站在大门的台阶下，两手各抓着一块石头。
“带他上楼。”巴巴江回过头，吩咐阿德尔的母亲。“快！”
阿德尔的母亲抓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了她和巴巴江的卧室。她把门关上，锁住，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视机。她把阿德尔拉到床边，两人一起坐下。屏幕上有两个阿拉伯人，穿着长长的库尔塔衬衫，戴着针织的小帽，正在摆弄一辆大脚车。
“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阿德尔问。他止不住地哆嗦着，“妈妈，他要对他做什么？”
他仰起脸，望着母亲，只见她脸上飘过一片阴云，他突然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接下来不管从她嘴里说出什么，都不能相信。
“他会和他谈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会讲道理，不管外面那个人是谁。你父亲总是这样做的。他和人讲道理。”
阿德尔摇了摇头。他现在哭起来了，呜呜咽咽。“他要做什么呀，妈妈？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
母亲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谁也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她越这样说，他哭得就越厉害，最后，他哭尽了力气，然后就伏在母亲腿上睡去了。
《刺杀未遂，前指挥官安然无恙》。
阿德尔在父亲的书房里，在父亲的电脑上读了这篇报道。文章形容刺杀是“凶恶的”，刺客是从前的难民，“涉嫌通谋塔利班。”文章的中间部分引述了阿德尔父亲的话，他说他担心家人的安全。特别是我无辜的小儿子。他说。文章没有披露刺客的名字，对他的下场也只字未提。
阿德尔关掉了电脑。他不该用它的，他还私闯禁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个月之前，这两样他哪一样也不敢做。他拖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拿一个旧网球往墙上一下下地丢着。砰！砰！砰！没过多久，母亲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先是请他，既而吩咐他住手，可他不听。她在门口磨蹭半晌，终究还是黯然离去。
砰！砰！砰！
表面上看，一切都没变。若将阿德尔每天的起居做个记录，就会发现他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仍然在同一时间起床，洗漱，和父母一起吃早餐，上家庭教师的课。此后，他吃午饭，然后花上整个下午躺着，和卡比尔看片子，要不就玩电子游戏。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吴拉姆为他撞开了门，把他推出去的却是巴巴江。静止在阿德尔心里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阿德尔觉得，仿佛一夜之间，他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辅助性的感知能力，可以让他感知以前完全感知不到的事情，那些经年累月、近在眼前的事情。比方说，他看到了母亲怎样把秘密深藏在心底。当他注视着母亲，那些秘密简直形同微澜，浮荡在她脸上。他看到她一次又一次拼命努力，对他隐瞒她所知道的一切，她锁闭，隔离，严密看管的一切，正像他们两人深锁在这大大的宅院里一样。他第一次把父亲的房子视为丑恶与侮辱的象征，一座为不公不义建造的纪念碑，私下里，所有人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不公与不义。从人们对他父亲的趋附逢迎里，他看到了恫吓，恐惧，这才是他们表露出尊敬与顺从的真正基础。他想，吴拉姆将为他这一次的顿悟感到骄傲。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德尔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支配着自己人生的强势力量。
还有，还有那些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剧烈冲撞的真相。不仅他父亲如此，他母亲如此，卡比尔如此。
他自己的内心也一样。
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后这个发现也是最让阿德尔感到意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做过的事——最初是以圣战的名义，后来如他所说，是“靠牺牲换来的合理回报”——这些事情暴露出的真相让阿德尔头晕目眩。至少一段时间如此。石头破窗而入的那个夜晚之后，有些天里，只要父亲一进屋，他便开始感到胃痛。每当他发现父亲对着手机吼叫，或者只是听到他在浴缸里哼着小曲，他都会觉得脊背发麻，喉咙发干，痛苦莫名。父亲睡前亲他的时候，阿德尔的本能反应是躲开。他做噩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果园边上，注视着树林里的棒笞，铁棍起起落落的光华，铁器击打肉与骨的声响。他从这些梦里醒来，带着锁在胸腔里的一声悲号。随时随地，哀哭发作，如肋骨受到重击。
可是。
可是。
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新的认知没有从他脑中消逝，却慢慢找到了伙伴。另一种认知出现了，对抗着如今贯通他身心的意识疾流，它没有取代前者，它只是要求共处的空间。阿德尔意识到了它的觉醒，这是他另外的部分，也是更令他困扰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部分将逐渐地，难以察觉地接受这个新的身份，但此时此刻，它还像湿透的毛衣，让他感到刺痛。阿德尔终于看到，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起初，他一直生母亲的气，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宽容。她的逆来顺受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也可能是她过上奢华生活的条件。但阿德尔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她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和他相同的原因：因为她不得不认命。有什么选择呢？阿德尔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正像吴拉姆也逃不出自己的生活一样。人们会学着忍受最难以想像的东西。他也会。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他，哪怕他始终对此茫然不解。
阿德尔知道，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他父亲了，以前他会蜷缩在父亲粗大的臂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