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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抱抱我。”我听见她小声说道。
萨丽娅回抱了她，动作僵硬。
渡轮呻吟着，晃晃悠悠地驶离，身后留下一条翻卷的水浪，我以为玛达丽娜会站到船尾，挥手作别，抛来飞吻，她却快步走到船头坐下，看也没看我们。
回到家，妈妈吩咐我们坐下。她站在我们面前说：“萨丽娅，我想让你知道，在这个家里，你不必再戴那个东西了。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他，只要你自己觉得合适，你就摘了它。这事儿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就在此时，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妈妈早已看出的事。那面罩是为玛达丽娜戴的，为了不让她难堪，不让她丢脸。
好半天，萨丽娅一动也不动，一个字也不说。然后，慢慢地，她抬起了手，解开了脑后的系带。她摘下了面罩。我直视着她的脸。我感到一种不自觉的冲动，想要退缩，就像你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可我没有。我一直盯着她，逼着自己不眨眼。
妈妈说，她要让我在家学习，直到玛达丽娜回来，这样萨丽娅就不必一个人呆在家。晚上吃完晚饭，她给我们上课，早晨她去学校之前，给我们留好作业。这样安排听上去不错，至少理论上如此。
可是实际上，在家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妈妈走了以后。萨丽娅毁容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岛，不停地有人来敲门，带着满心的好奇。你想想，岛上突然耗尽了面粉、大蒜，甚至盐，只有在我们家才能找到这些东西。这些人无心掩饰自己的目的。在门口，他们的目光总是飞向我身后。他们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大部分人连邻居都不是。他们走上好几里地，就是为了饱饱眼福。当然了，我从来没让他们进过家门。当着他们的面把门一关，让我很有几分满足。可我也感到郁闷和沮丧，心里明白，如果我留下来，我的生活将受到这些人过深的影响，最后我势必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小孩们更讨厌，简直无法无天。我每天都能抓住一个在外面晃晃悠悠、逮着机会就爬我们家墙的孩子。正学习的时候，萨丽娅会拿铅笔轻轻敲一下我的肩膀，歪一歪自己的下巴，我一扭头，准能看见一张紧贴在窗户上的脸，有时候还不止一张呢。情况太糟了，我们不得不上楼，把窗帘全拉上。有一天我打开门，发现我在学校认识的一个男孩，名叫彼得罗斯的，和他三个朋友站在外面。他拿出一把硬币，要求瞧一眼。我说不，他把我家当什么地方了，马戏团吗？
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了妈妈。她听了以后，脸都气紫了，死死地咬着牙。
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我们的课本，还有两份三明治，摆在桌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萨丽娅已经明白了，于是她就像一片树叶那样蜷缩起来了。到了出门的时间，她开始说不。
“奥蒂阿姨，不要。”
“把手给我。”
“不要。求你了。”
“快。把手给我。”
“我不想去。”
“我们要迟到了。”
“别逼我，奥蒂阿姨。”
妈妈伸出两只手，把萨丽娅从椅子上拉起来，弯下腰，死死地盯着她，那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此时此刻，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能让她罢休。“萨丽娅，”她尽量用一种既温和又坚定的口气说道，“我不因为你而觉得羞耻。”
我们出发了，我们仨。妈妈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奋力向前，好像在迎着狂风艰难跋涉，步子很小，两只脚紧着倒腾。我可以想像，多年以前，妈妈就是迈着同样的脚步，手拿大枪，一往无前地走向玛达丽娜父亲的房子。
人们张口结舌，呆呆地望着，我们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他们停下来死盯着，有些人指指戳戳。我尽量不去看。视线的余光所及，他们只是一团团模糊的暗影，苍白的面孔，张开的嘴巴。
进了校园，孩子们向两边分开，给我们让道。我听到有些女生发出尖叫。妈妈横冲直撞，穿过人群，就像一个保龄球，从一堆木瓶中间滚滚而过，只是她身后还拖着个萨丽娅。她连推带搡地挤到校园一角，那儿有一条长凳，她爬到凳子上，把萨丽娅也拽上去，然后连吹了三声口哨。校园很快肃静下来了。
“她叫萨丽娅·贾纳科斯。”妈妈高叫着，“从今天开始……”她停了一下，“不管是谁在叫唤，把嘴给我闭上，我让你叫你才能叫。现在，从今天开始，萨丽娅就是本校的学生了。我希望你们大家用斯文和礼貌来对待她。如果我听说有人讲了不三不四的话，那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要让你后悔。你们知道我一定会这么干。这件事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她爬下长凳，拉起萨丽娅的手，径直往教室里去了。
从那一天起，萨丽娅再也没有戴过面罩，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
那一年，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来信。拍摄工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延误。首先，摄影指导——玛达丽娜写的是“摄指”，萨丽娅不得不给我和妈妈做了个讲解——从片场的高台摔下来，一条胳膊断成了三截。其次，天气问题也让整个外景拍摄遇到了麻烦。
所以就像大伙常说的，我们现在有点“停摆”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有了时间，可以把剧本里一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解决掉，问题是我们可能无法像原来希望的那样团聚了。我心情很不好，我亲爱的你们，我想你们想得要死，特别是你，萨丽娅，我的爱。我只能数着日子，等到明年春末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聚首吧。我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把你们三个放在心里。
“她不会回来了。”萨丽娅语气平淡地说着，把信还给了妈妈。
“她肯定会的！”我说。我傻了眼，扭头看着妈妈，等着她说点什么，最起码一句打气的话。可是妈妈把信叠好，放到桌上，然后便默默地去煮咖啡了。记得我当时在想，就算她同样认为玛达丽娜不会回来，也应该安慰一下萨丽娅，可她没有，真是不近人情。然而我不知道——那时还不知道——她们两个已经心有灵犀，也许强过我对她们任何一个人的了解。妈妈太尊重萨丽娅了，所以不可能哄她。她不会用虚假的保证来冒犯她。
春天来了，披着万千绿色的荣光，然后又去了。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一张明信片，感觉它像一封匆忙写就的信，她告诉我们，片场麻烦不断，这一次跟投资方有关，由于一再拖延，他们威胁要撤资。和上一封信不同，这次她没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
初夏一个暖洋洋的下午——那是1968年了吧——萨丽娅和我，还有一个名叫多丽的女孩，一起去了海滩。当时，萨丽娅已经在蒂诺斯跟我们住了一年，人们已经不再对她毁损的脸窃窃私语，死盯着不放了。虽然她仍然，而且始终都被好奇所包围，但这种好奇也在慢慢减退。现在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多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看到她的时候，不再像见鬼一样受到惊吓，她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餐，说闲话，放学后一起玩，做功课。尽管感觉不太可能，可她已经变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岛上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钦敬，他们接受了她，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那天下午，我们仨本来打算去游泳，可是水仍然很凉，所以我们最后躺在石头上睡着了。萨丽娅和我回到家，发现妈妈在厨房里削着胡萝卜皮，一封没拆开的信放在桌上。
“你继父来的。”妈妈说。
萨丽娅拿起信，上了楼，过了很久才下来。她把信纸放到桌上，坐下来，拿起了刀和一根胡萝卜。
“他想让我回家。”
“我知道了。”妈妈说。我觉得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最微弱的一丝慌乱。
“准确地说，不是回家。他说他联系了英国一个私立学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学。他来出钱，他说的。”
“那玛达丽娜阿姨呢？”
“她跑了，跟埃利亚斯。他们私奔了。”
“那电影怎么办？”
妈妈和萨丽娅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同时朝我翻了下眼睛，于是我明白了，她俩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年一个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后，我正准备从雅典前往喀布尔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玛达丽娜的讣闻。她现在挂着“库里斯”的姓，可我从那老妇人脸上认出的，不仅是她青春美貌的余烬，还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齿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说她年轻时曾经短暂地做过演员，后来在八十年代初创办了自己的剧团，排演过几部深受评论界赞扬的作品，特别是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该剧在九十年代中期连演不衰，还有契诃夫的《海鸥》和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的《婚约》。讣闻说，因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对时尚的敏锐认知，她举办的奢华派对，以及她对众多无名剧作家欣然给予的机会，使她成了雅典文艺圈里众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说她死前与肺气肿进行了漫长的苦斗，但没有提及她身后是否还有配偶或子女。我更为震惊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离我在科洛纳基的住处只隔了六个路口。
我放下了报纸。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没见过她了，如今我却感觉这死去的女人有几分不堪。这篇关于她结局的报道一下子让我产生了抵触。我过去一直在想像，她过的是一种动荡而无常的生活，岁月维艰，厄运连连，动不动就崩溃，感到懊悔，还有一连串昏头昏脑、不顾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为她会自毁，很可能因为酗酒而过早死去，人们总是把这样的死称作悲剧。我心里有一部分甚至曾经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萨丽娅领到蒂诺斯，是为了让她免受伤害，是要救她脱离苦海，因为玛达丽娜知道自己对女儿受的罪已经无能为力。可是现在，我开始用妈妈的眼光来看玛达丽娜了，妈妈肯定是这样看的，一直都这样看：玛达丽娜是个绘图员，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地画着她未来的地图，干净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儿排除在边境线之外。她的成功堪称辉煌，起码按照讣闻所说，正是如此，文中简略地记录了一个精心打理过的人生，一个富含着成就、优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发现我无法接受这种成功，这种未受惩罚的逍遥。这是反常的。为什么不必付出代价？苛求众生的因果报应又去了哪里？
可是，当我合上报纸，一种让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微弱的暗示提醒着我，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