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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期间，日本占据旅顺以后，唐鸿胪井刻石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1905年，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旅顺考察刻石，次年写出调查报告，认为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后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
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最后收藏在正仓院。
为了讨回井碑，中国学者早早开始了准备，首先成立了唐鸿胪井碑研究会，加深对唐鸿胪井碑的历史研究，包括碑的历史价值，以及流失到日本的过程。
2001年，京城6名刻石回归志愿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
2005年7月，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张永年、王维明远赴日本东京，探访唐鸿胪井刻石的现状。当时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日本皇室宫内厅委托中日友好协会，将5张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照片转交给了张永年和王维明。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
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
“妈的，韩国一说日本就归还什么大捷碑，中国弄了十几年都没搞定，还是要靠我！”
吴天缘很是无奈，不团结什么也干不成！算了，还是靠自己吧！
汉委奴国王金印印面正方形，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天明四年由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的。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后收藏于正仓院。
东汉初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
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并受赐“汉倭奴国王印”。
“当年大汉多威风，八方来朝，小日本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跪舔也要成为咱们的附属国，哎！”
吴天缘摇摇头，其实这个金印很有争议，因为在《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
所以这一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成了日本国宝。但是一直以来不少专家对此存有疑惑，他们首先怀疑的是这枚金印的真伪，在金印发现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伪造这一枚小小金印的技术，因此金印到底是不是中国之物让人怀疑，或者这印章本就是时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伪造。
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在《后汉书》关于委奴国，除光武帝赐委奴国王印缓，及“永初元年侵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而外，再没有其他记载。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
由这枚金印引起的争论使这枚金印的传说也变得神乎其神，但随着国内两颗汉代印章的相继发现，谜底正在逐渐揭开。
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颗汉武帝刘彻赐给滇王尝恙的金印“滇王之印”。滇王是汉代西南诸侯中最强的国家之一，出土的这颗金印亦为纯金铸成，蛇钮。据考证，此印确是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而这颗金印无论质地、字体、印钮和尺寸大小，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相同。
1981年扬州市邗江县一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的田间，发现了一颗汉代诸侯王玺“广陵玉玺”。次印也是纯金铸成，龟钮。这与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倭奴王印的中元二年只相差一年，而且两颗金印的字体和手法极为相似。大约出自一人之手。
看着正仓院几个老头子心痛又无奈的表情，吴天缘很爽！要的就是这个feel~~~（未完待续。）
第288章70亿的展览？（月票加更）
“王哥，干什么气冲冲的？”
中午王建森气冲冲的来到博物馆，找吴天缘吃饭，一脸不忿道：“真是败兴！原本今天心情很好，就是因为看了一场垃圾展览，哎……”
“垃圾展览？”吴天缘突然想起什么，笑道：“今天不是毕加索在京城的最大规模展览？听说有89幅作品，空前绝后啊！”
“狗屁！”
王建森气不打一处来，大声道：“什么毕加索？都是些假画！”
吴天缘一听，面色凝重道：“不会吧？这个是公开展览，很多人去看，能有假？”
“我原本也是这么想，你也知道我一直收集毕加索，听说竟然有如此高规格的展览，自然很是期待。结果一去看，竟然有假画，还是一眼假！”
“今天我早早到达那个私人美术馆，就等着看大师之作。其实这种虚张声势、名不符实的商业大师特展这几年在上海已经上演过N多次。只不过与京城一惯的作派——好排场、讲气势、追求明星效应相比，那里要相对低调。因此对待差不多同样性质的展览，由于宣传诱导产生的联想与实际展览品质之间的落差，让我很是接受不了！”
王建森感叹道：“此次“毕加索走进中国”展览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众多艺术展览乱象中的冰山一角。其背后所深藏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优质展览资源的匮乏。”
“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已经积累到了一定阶段，因此美术馆兴建的热潮方兴未艾，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投资数千万甚至十多亿元建造一座地方美术馆或者民营美术馆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业已成为一种常态。全国正以平均每年100座的速度在兴建新的美术馆，仅2011年，该数字就达到了惊人的386座，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一座新的美术馆诞生。”
吴天缘点点头，这个他自然知道，国家对私人博物馆门槛很高，毕竟要牵涉文物展示。但美术馆要求不太严格，因为大部分都是近现代艺术品，甚至都是现代艺术品，历史价值不高，所以很多人利用这个空子，建立美术馆。
“国内美术馆的建设模式先盖房，再想着如何办展，与西方美术馆先有藏品再有场馆的理念完全不同。让很多投资经营者始料不及的是，硬件的投入是有限的，建成之后，美术馆的运营和发展才是真正烧钱！”
“一种是结合自己的藏品，通过专业人员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所做的展览，比如说最近几年正在兴起的文献展和研究展，比如咱们天缘的特色展厅。另一种是依靠资金实力，向国内或国外同行，基金会引进的特展，比如贾科梅蒂回顾展、埃利亚松的“无相万象”展，或是刘一谦那种大资金运作。”
“最后一种就是结合美术馆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邀请策展人量身定制的品牌性展览，比如说双年展、三年展等等。或是学术主题展，这类展览具有一定的问题针对性，对当下艺术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现象作了学术性思考和总结的展览。”
“特展是一种成本投入高、程序复杂、对承办场馆专业要求特别高的一种展览，目前全国很多美术馆其实并不具备这些硬件或软件的条件。今天那个所谓北京某私人美术馆举办这种低品质的大师特展，也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
“高品质就意味着高投入，不想高投入，却想获得高回报，只能靠商业营销、华而不实的宣传攻势、或者名人站台背书。当然还要有资金实力的保障，包括馆长本人的长袖善舞。”
吴天缘没想到王建森对博物馆运营有如此见地？不愧是大商人，触类旁通，感叹道：“2015年苏州博物馆曾经主办了“十洲高会——吴门画派之仇英特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其实此次仇英特展，苏博本身自己没有一幅藏品，31件展品全部来自海内外12家文博机构的大力支持。这就说明依靠品牌优势，一个准确的定位，一个好的创意，也许一件作品，甚至于自己没有一件藏品，也足以举办一个特别精彩的展览。”
“那也是因为苏州博物馆名气大，底蕴深厚才可以！私人的能有几个？除了天缘，全国就数上马为都的观复，还有刘一谦的龙美术馆。”
“这次主办方某知名房地产商，宣称83幅毕加索原作来自5个国家的8位著名收藏家，覆盖其早、中、晚全部创作周期，艺术形式横跨油画、版画、素描、手稿、雕刻、陶瓷五大艺术领域。”
“从差不多4月初媒体就在宣传招商，到4月8日新闻发布会，到5月28日开幕，调动数百家媒体轮番轰炸，全国铺开宣传，就连京城电视台，央视某某频道均给予了报道或专栏，比如环球某报也刊登上了整版广告，宣传不可谓空前也是绝对到位。”
“主办方更采取了明星＋文艺圈知名人士倒计时邀请宣传方式，刺激着大伙的肾上腺素。盛大开幕现场，现场某央视知名主持人、国家一级演员担当主持，另有知名明星助阵，现场火爆，中国国家博物馆某副馆长、中方策展人现场致辞……”
“知名大学学者，据说是本次展览的中方策展人，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老百姓来讲，本次展览是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就连意大利使馆参赞和西班牙使馆驻华大使也纷纷赶来捧场。”
王建森深有感触道：“别的不说，以后咱们也要学习人家这种全方位手法，绝对震撼。”
“然后呢？”
看着吴天缘好奇的表情，王建森继续道：“面对此情此景，还等什么！我说时迟那时快，火速冲入展览现场，怀着激动的心情看了一下作品！结果却瞬间犹如掉落谷底，心中一万只草泥马飞奔而过。。。。。。”
“宣传中显示共83件“真迹”，价值10亿欧元，10亿欧元是多少钱吗？73。7亿人民币！”
王建森自信道：“别的不敢保证，但毕加索我老王也玩了十几年，全世界大博物馆都参观很多次。手里也有十几张真迹，眼光还是有的。第一张《两个裸体男人》1897年，布面油画，私人收藏，为未完成作品且无毕加索签名。据传是他16岁的作品，假设这件作品真是他的，那个时候他刚进入马德里的皇家圣费南多美术学院就读，此作为其在上学期间的习作，就像我们今天美院大一课程时画的裸体习作而已，并且在没画完的状态下没舍得换布，在旁边又画了一个裸男。它没有出现在任何专业文献记载里、市场、公开场合和关于毕加索的外部出版物、资料中，或许有，但截止到目前我还没找到。”
“这样的画还有五幅，均标明私人收藏，其中油画作品《火枪手》很是诡异，宣传标签上标明1964年作品，现代艺术博物馆朗嘉左拉普雷收藏，为什么旁边的墙上却写着珍藏于某私人藏家之手？”
“墙上还生动地写着，诠释了根据十九世纪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改编的舞台人物。但据记载毕加索创作火枪手系列作品的灵感，是他在1965年住院做手术期间，阅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