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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是要依靠各级领导的推动啊！”
“赵主席说得有些道理。”柳茂根知道赵西城这个人一贯以专家型领导自居，尤其在上级领导面前更是如此，但他有时候也很烦赵西城在这方面表现得太过火，“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方面，确实是各级领导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政fǔ推动为主导的。我们国家的改革，比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好一些，可能与此有关吧。南巡同志不是也讲过，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进行国民经济布局调整和推进国企改革，也应当尊重经济规律，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科学论证嘛！”
“据我了解，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的力度都很大。”李正锋坐下来后，开mén见山就把最近他来黄钢后考虑的问题向他们提了出来，“钢铁行业是我省国有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板块。我省的钢铁行业如何调整，是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赵主席作为钢铁行业的专家，这方面情况了解的会更多一些。现在国外的一些钢铁巨头正加紧在我国跑马圈地，大肆收购和兼并我国的钢铁企业，一些南方省份的大型钢厂也在实施低成本扩张。面对这种形势，我们祥林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希望赵主席能发挥好自己的冶金专家作用，给省委、省政fǔ提出合理建议。这次国资委将省内的两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监事会工作，jiāo给你赵主席负责，我想国资委的同志们也应当是这样考虑的。”
“是啊，李省长的分析很有道理。”柳茂根见李正锋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便chā进了话，“让赵主席作为两家钢铁企业的监事会主席是我们兼顾钢铁企业的战略调整做出的统筹安排。在选择江钢和黄钢的外派监事会时，有的同志就说赵主席既然是冶金行业的专家，与这两家企业的老总们就不可避免的有过这样那样的联系，作为外派代表国家的监事会主席是不是会有失公允。为此啊，我们还专mén查了监事会工作条例，那里面规定的是原来的行业厅局时的分管领导不得担任当时分管企业的监事会主席。像赵主席这样的人，后来一直在综合部mén、体改委、发改委工作，不属于那种情况。这样，我们才最终决定由赵主席他们的03办事处来监管江钢。这次国家将黄钢下放到省里后，我们考虑到钢铁行业进一步的整合，我们就把黄钢的监管也放在了03办事处。”
“谢谢领导们对我赵西城的信任，我会尽可能地为省政fǔ在钢铁板块的整合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赵西城的脸sè忽然变得有些难看，他盯着李正锋问，“既然省里有对全省钢铁企业进行整合的打算，怎么还要对江钢进行单独的改制呢？江钢作为我省钢铁行业的后起之秀，许多技术指标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如果它都单独吸引外资、经营者和国有资产参股改制了，那么全省的钢铁整合还有多大意义呢？”
李正锋见赵西城这样问，有些纳闷，便看着柳茂根问，“会有这种事？我来祥林上任也快一个多月了，怎么没听说？”
柳茂根见李正锋问，便解释道：“江钢的改制曾经提出过多种方案，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案，应当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吧！”
赵西城十分肯定的口气说：“据我所知，我们祝维军省长已经对这个方案作了批示，王书记当时在京城开会去了，对此没有明确表态，而其他省领导也未提出反对意见，我想再过几天可能就要与外商签订合作意向了。”
“也许是吧，不过，我作为省国资委的主任还没有见到祝省长的批示文件。”柳茂根对赵西城的话也有些半信半疑，同时他开始向李正锋作着解释，“省属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方案，我们省国资委主任办公会审批通过后，一般要报省政fǔ主要领导批示。对于江钢的改革，经省政fǔ批准，当作第一家大型国企改制的试点单位，总体要求是，以吸引战略投资者、尽快改变我省现有大型国企国有独资的现状方面有所突破，进而争取在海外上市。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一贯的作法来看就是将企业自身作为改革的主体，当然具体方案的制订也是由企业提出。据说江钢的改革方案已经一来二去改了五、六次了。具体江钢改革改制的方案是什么，省政fǔ批没批我还要问分管改革工作的副主任苏怀瑜。”说完，柳茂根拿着手机到房间外面打电话去了。
“李省长，我们是老熟人了，有些话我就只能和你这个省领导说说。”赵西城望了一眼李正锋，似乎yù言又止，“我对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思路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作为监事会主席却只能是有意见，没有任何发言权啊！”
“赵主席，我与你也算是个老朋友了，我们之间应当无话不说啊？”李正锋用充满真诚的目光望着赵西城，“我离开祥林省才不过二年多时间，原本从江城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被安排到工信部。没成想，王昆同志担任书记后，向中央力荐，又将我安排回了祥林担任常务副省长，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其实在工信部时我分管的工作对我来说确实不太内行，王昆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来祥林之后，维军省长在经济工作上确实比较……嗯，比较jī进……莫非你听到什么，请你一定要对老朋友直言相待啊！”
“我对这个祝维军是有一定看法的，对他作为省长抓的经济工作也是有不同意见的。”赵西城说话一贯十分直率，可能是即将退休的缘故吧，在老朋友李正锋面前说起话来则更大胆，“这个祝维军到祥林任省长后，老百姓还是对他抱着很大希望的，我赵西城一样对这个省长抱着热切的希望。不过呢，从一些现象上不能不让我对这个省长产生怀疑。祝维军从南方的发达地区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一下子提拔为我们祥林的省长，上任后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你看我省仅省城和江城两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新上马的高层建筑的建设单位基本上都被来自他上任前的那个地方。李省长，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李正锋对赵西城的话并没有答言，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再说省里的国企改革工作，我也是很有看法的。”赵西城说着说着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动着，“维军省长上来后，对国企改革提出来的方案简化成一个字就是‘退’。他说祥林省经济落后，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省的国有经济比重与发达省份相比太高了。要想发展祥林的经济，必须将祥林国有经济成份比重尽快降下来。由于祥林经济不够发达，没有多少有钱人来买，也吸引不来多少战略投资者，这样，改制的模式几乎都是向经营层转让国有产权。国有企业卖得不少了，国家却一分钱都收不回来，相反却要支付大量的改革成本，听说江城市支付的国企改革成本达8亿，全是政fǔ财政从银行贷的款。国企改革谁是主体，许多领导一张口就是企业是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谁说了算，还不是内部人控制，极少数的企业老总们说了算。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当前的国企业改革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怎么体现的？”
李正锋一直没有答言，当他听到赵西城指责卖国有企业时，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因为他感到赵西城在说自己，他李正锋不就是通过卖国有企业才使江城市经济走上了腾飞，进而才被中央从市委书记的位置上提拔了起来。后面的话，又让李正锋渐渐地心情平息了下来。
“李省长你当年在江城进行国企改革，也可以说是一个‘退’字，按现在老百姓讲的也是一个‘卖’字。但你当时的‘卖’将国有企业应当具有的价值体现出来了，有些还大幅度地升值了。我比较赞成你原来的比喻，我有个杯子值十块钱，你拿走给我十块钱，买卖双方自愿，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很合理嘛！据说有专家还将你的这个理论概括为茶杯理论，我当时也是十分称赞的。”
赵西城说着，拿起桌子上的杯子喝了口水，“现在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xìng领域可不和你当年一样啊。光强调卖，也不看有没有人买，人为制造买方市场，能卖也只能低价贱卖，那些经营层收购干脆就是压低价值白送出去。结果呢，少数人一夜暴富，千千万万国有企业的工人下了岗。李省长，你知道有的专家在网上说什么，那是掠夺，是少数权贵勾结在一起对国家和老百姓的掠夺。这就是我们要的改革吗？这就难道不应当反思吗？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应当改什么？如果工人阶级真正作为国家的主人，我敢肯定一点，绝不会这样改。”
“老赵啊，那你说我们的改革该怎么进行？”不知不觉中，李正锋对赵西城的称呼变了。
“华夏搞改革，国有企业搞改革，应当改什么，我觉得方向有问题。如果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他们绝不会让这么多的阶级弟兄下岗失业，选择目前的改革方式。”赵西城看了一眼李正锋，目光十分真诚，“你我都在国企工作过，应当说对国企十分了解。我觉得，国企包括我们的国家，应当改革的是当今的官僚体制，而不是普通老百姓。现在的国企，还讲不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讲不讲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还讲不讲民主管理？还讲不讲干部深入职工群众、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国企存在问题，许多国企效益不好，亏损严重，破产倒闭，责任究竟在谁？为什么结果总是改革工人，计件工资加大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他们的工资收入，下岗分流让他们失业生活无着。谁来决定华夏改革的命运，谁来决定工人自己的命运呢？”
“老赵啊，你的话有些道理，我们作为老朋友我也会认真地听，以后还会在工作中进一步对照分析，但我们不能否定改革啊！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
李正锋见赵西城将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也表现得襟怀十分坦dàng，“我们华夏的改革就是从上而下而推动的，也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就，这一点是举世共认的。当然，改革中也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一定要看主流，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啊。为什么中央一再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讲政治，顾大局呢，因为华夏的改革必须有社会稳定作为前提，否则会一事无成。你说让工人阶级来领导华夏的改革，这现实吗？我们都在企业干过，让工人参与管理提提建议可以，如果企业的改革改制方案你让工人来制订，能制订出来吗？他们会从宏观的经济形势、国际国内的政治要求来规划企业的发展吗？俄罗斯、欧洲一些国家搞改革，采用大起大哄的民主结果怎么样？经济不是出现了极大的倒退吗？当前的国际环境给我们华夏留下了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利用好，加快发展，否则华夏的命运一样令人担忧啊。社会jīng英在改革中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其功劳也是不可磨灭的。但有一点，我们必须遏制一些人利用改革谋取一己sī利的罪恶行径，这靠谁呢，靠广大工人阶级，也靠你我这些有着社会良知的jīng英！”
“李省长，我是个技术干部出身，有些问题想得比较简单，希望你多批评！我认为工人阶级直接参与改革不可能，但我们应当让广大干部真正深入到工人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