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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稿是这样的：
新京报：你看到张委员关于“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吗，有什么感受？
萧宸：看到了他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新京报：现在在一些地方，真话少、官话多，这是为什么？
萧宸：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作风、文风、思想作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中央反**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每年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还是很多。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是根本的问题。
另一个，也是华夏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就有这样的想法。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现在在国家发改委不是一把手，但是你在朗柳鼎清区和江东吴城市都是做过一把手的，我们想问，你当时在鼎清区或者在吴城时，敢不敢讲真话？
萧宸：我一直比较敢讲。我补充一点，**问题解决不好与用人机制也有关系。我曾给组织部mén提过意见，本来各项法规规章都很不错，但没有执行到位，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一把手问题，我想说地是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吴城当一把手两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我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多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但我想说这不够，不能一把手每次都主动的一个个去问，大家都应该发挥作用，大家都不敢争，这一把手自然而然他就“揽权”了，有时候他自己都没觉察到。
新京报：一把手的话对干部选拔有多大的作用？
萧宸：那基本上就是决定xìng作用。干一把手时间长了，如果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我有时候打算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只是下意识提到某个位置要缺人了，问一声某某同志是不是合适，一些同志马上表示该同志正好合适——我这种机制很危险，他想也不想就知道这位同志正好合适了？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开始特别注意，所以说一把手的决定大多时候要起关键作用。
而且我补充一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表现在用人上特别明显，制度是制度，但说一套做一套———靠xiǎo集体定名单，靠主要领导定名单，视野不开阔。
新京报：张委员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xìng问题，你怎么看？
萧宸：这个提法很好，可惜这次我不是人大委员了，要不然我也很可能要提。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我经历了很多次，无比痛恨。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比如我，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这总是有限的，你每次突然袭击，搞得下面也是人心惶惶，他一慌神，那工作更不利了，倒霉的还是普通群众。
新京报：你刚才说，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萧宸：我在文风上意见一直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就这点实在的东西还是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书记时，或者说现在在国家发改委，是自己写讲话稿吗？
萧宸：我说实话，不管在以前当区委书记、市长还是市委书记，或者是现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般开党组会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在发改委以后，开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中部崛起工作会议等全国xìng质的会议，那不是自己写，因为这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要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而且有时候只写提纲，不写详细内容，那些内容天天再脑子里转，写上不写上其实没区别了。
新京报：那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萧宸：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xiǎo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萧宸：我赞成张委员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这些人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新京报：据我们了解，有一次工作人员篡改你的发言，导致你当场撕掉简报？
萧宸：有这个事，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工作人员给我出了简报。简报上说我赞成什么、同意什么，全是那些套话，都不是我说的话，而我会议上说的话却一句没有，当时我就火了，直接把简报撕了，nòng的别人也tǐng尴尬，但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你给我套上一堆套话也就罢了，那套话虽然是套话，好歹也没说错，可你不能把我说过的话直接抹了吧，我说那话是有针对xìng的，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的东西，你直接抹了，那我刚才在那儿是耍猴呢？我始终觉得，应该听取不同意见，不然开会干什么呢？官场不正之风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民主的气氛。我几次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说话的氛围我就喜欢，你讲什么，他们录什么，也不会删减或者添加你的话，这就让人觉得自己的话起作用了。
新京报：对这种风气你有什么yào方？
萧宸：首先应该是加强民主，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搞官样文章，文书就是思想的反映。去年年底，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委员，当时就提意见说首先要认真解决好一件事情：让大家畅所yù言。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不能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的看法，华夏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这个事情首先还是加强民主，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思路，要有作为。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问题更要解决好，我看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比如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下决心扭转收入差距。我感到很欣慰，眼下的关键是需要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到位。我在发改委分管了收入分配这个项目，但因为还有一个更专业的人保部，这个事情其实我能发力的地方也不多，但我已经尽力调整了——
不知始于何时，大凡上级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或视察、调研或检查工作时，所到地的党委政fǔ、公安部mén通常少不了这样一些程序——提前制定预案、jīng心勘察踩点、现场进行布防、严格实施清场。这还不够，还要一路警车开道、沿途jiāo通管制。有时甚至要异地chōu调警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俨然一副大敌当前的架势。
据萧宸观察，如此做派，大多不是上级领导干部的本意，而是有人示意、地方乐意。在一些职能部mén、地方官员心目中，只要上级领导平平安安、行程顺顺利利、视察圆圆满满，采取什么措施、动用哪些手段，给群众带来多大不便，统统可以忽略不计。
萧宸历来认为，迎接领导视察动辄警车开道、jiāo通管制、清理现场，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在群众心目中造成的影响却很不好。它至少暴lù出这样几个问题：
——畏惧群众。时下少数地方领导，嘴上常说“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要当好群众学生”。听其言，颇为感人。而观其行，却是另一码事。他们忘记了自己原本也是百姓不说，潜意识中，把老百姓看成不可随意亲近，甚至必须时刻提防的对象。内心深处不是敬畏而是畏惧群众。走到哪里，都觉得不踏实，唯恐遭到“不测”。何况是首长视察，自然要严加防范了。
——吓唬群众。一些地方官员、部mén领导，官当大了，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前呼后拥、迎来送往，与旧时官员巡察搞“回避”那一套没有多大区别。如此这般，识趣的老百姓自然唯恐避之不及。到头来，样子做了，时间huā了，既没能看到实情，更没有听到真话，对科学决策与推动工作等毫无裨益。对这种做派，自己乐此不疲不说，还以为上级领导也喜欢这一套。
——脱离群众。有些地方领导，平日里高高在上习惯了，偶尔到农村、企业或社区，名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实际上不过是从上一级官场到下一级官场罢了。从接待的到汇报的，从参会的到陪同的，除了个别经过“jīng挑细选”的群众外，其余全都是官员，平民百姓没有几个有机会接近领导。自己不习惯耳朵向下，也不让上级领导听点原汁原味的“基层声音”。
由此萧宸想起一则“旧闻”。1953年2月23日，在金宁视察的máo泽东，要前往中山陵晋谒。为了便于警卫，有关部mén曾打算另辟一条上山xiǎo路进入陵mén，并准备把游览中山陵的群众疏散出去。máo主席得知后风趣地说：“堂堂的华夏人民共和国主席祭奠革命先辈，走xiǎo道成何体统嘛！我就要走大道。群众是到中山陵游览，我们是到中山陵祭奠，有什么理由把人家赶走？”máo主席还严肃地说：“你们不要把我和群众隔开！”
都说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如果上级领导干部到地方考察工作，地方不惜代价、兴师动众，主人连正常的活动都受到影响不说，有时还要遭遇“清场”。这样做，乍看起来是为了上级领导安全，实则无形中间接地损害了上级领导的形象和声誉。道理明摆着，群众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不悦。久而久之，群众对上级领导怎么会有好的口碑呢？
不错，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走访慰问，适当的保卫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的。然而，凡事都有一定的度。一旦过度了，往往就走向问题的另一面。他一直希望那些职能部mén、地方官员转变观念、改进作风，不要动辄搞“清场”那一套，把上级领导推到被误解、遭议论的“风口làng尖”上，然而这一次回到江东之后去宿豫调查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