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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激则生变。且此委璅事，何烦渎天听邪？’已而毓贤去，世凯代之，自兴兵疾击，以故匪不敢近山东，而纷纷入畿疆矣。”（《清史稿》卷四六五）
其后董福祥助之，端郡王深信其术，刚毅随声附和，而清廷当道诸人多为迷惑，信为神拳，遂大起排外主义。溯义和拳倡乱原因，系由民教相仇。
民教所以相仇，由地方官遇民教讼事不敢凭公判断，是非颠倒。群情汹汹，卒致民怨沸腾。而义和拳起，托名助清灭洋为宗旨，鱼书篝火，煽惑蚩蚩群起揭竿，云集响应，其势遂不可向迩矣。
端郡王所以利用义和拳者，又由皇位之继统问题而起。盖清之同治帝崩无嗣，按诸统系，应立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子端郡王。西太后以醇亲王之妃是其亲妹，有手足关系，遂立光绪帝，端郡王衔恨已久。至是虽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光绪帝皇太子，兼祧同治帝，而不使之摄政。适端王代庆王之位，当政府之要，遂思利用义和拳与董福祥以扶植其势力，事成则夺回皇位。故端王在西太后前，极称董福祥直今之黄天霸也事后美国报纸论清廷握大政之满洲人以及王公大臣，其平日本领，不过豢养二三瞽者，讲演几部无稽小说，在其胸中脑中耳。语虽太苛，以之赠端郡王与刚毅，亦确论也。。义和拳之事迹，详见于中国各种著述，兹不赘叙。择录当时清廷之敕旨数则，及直督裕禄保义和拳之奏疏，以明当时之形势，兼证袁世凯所处之地位诚不易也。
谕旨一：
裕禄奏，洋人启衅，猝起兵端，连日接仗获胜一折，览奏实深喜慰。我华与各国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决裂，恃其坚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炮台，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战。经裕禄四处分应，经我义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击坏兵轮两艘，杀敌不少。众志成城，民心既固，民气亦扬。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至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勇义。着先行传旨嘉奖，余俟事定后再行加恩。尔团民等惟当同心戮力，御侮效忠，始终勿懈，朕有厚望焉。
谕旨二：
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战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通谕知之。
谕旨三：
现在中外开衅，业经谕令各督抚招集义和团民，藉御外侮。各省现有快枪快炮，仅能供防营之用，着各督抚将军分饬各营旗，将旧存枪炮刀矛各种军械赶紧修理，并添造子药，酌带专件，以备民团领用，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谕旨四：
前因兵勇改用洋操，以至服饰一切均用洋式，贻误匪浅。当经谕令各省一律仍归旧制。惟恐各省或因改练业已成军，惮于纷更，仍沿用洋装洋号，将来必致为害。着再申谕各路统兵大臣，务即悉数更换，统归中国旧日兵勇服饰。是为至要。
裕禄附奏片保义和拳头目疏：
再，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兹有静海县独流镇团总张德成，带同所部五千人，于本月初二日到津，谒见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现饬择地驻扎，听候调遣，并酌给军火粮食。除候立有功绩，另行奏奖外，理合附片具奏。此次各团总，如静海之营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合并陈明。
观以上各上谕，一则曰童子能执干戈御外侮，社稷祖宗之福。一则曰义民所在皆有，令各督抚招集成团，必能得力。观裕禄前出禁拳匪之告示，后上保拳匪之奏折，先后判若两人。其所以然者，恪遵廷谕也。然有此种种敕旨，为中国之疆臣者真难于设施矣。而袁世凯适当义和拳发起之地，其难更有甚焉。虽然，尤不仅此也。京津拳匪蜂起，山东亦闻风相应。袁所练之各军队皆分扎各州县，屯驻防范。忽奉廷谕云：
袁世凯着率领所部，迅速来京勤王。（中略）此旨著裕禄转传，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袁之军队，自训练以来，皆取法外洋，服饰器械，以至号令一切，毫未沿用清军旧制。时山东人民见袁军人，辄呼曰“二毛子”以其衣服短小似洋装也。。至是欲其全行改变，岂仓卒所能办？袁世凯之难，其一也。煌煌谕旨，命其北上勤王，不去则显违明诏，以臣子而不赴君父之难，岂君主专制政体之所能容？去则以数千兵焉能当八强国之劲旅？且袁为义和拳之公敌，时正恶焰嚣张，绝不能为若辈所容。明明步许景澄、聂士成之后尘，同归于尽。其难二也。
故当庚子五六月间，为袁世凯生平最困难最危险之境遇。而袁虽奉到廷谕，仍诿以军报不通，藉故延宕。其左右人有为之忧者，告以利害，袁若罔闻。斯时京律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而自立，袁亦若未闻也。加以裕禄受义和拳之愚，捏造战捷，并夺回大沽皆义和拳、红灯照之神力，均信为真，电告袁世凯，嘱其转告东南各督抚。袁接此种军报辄付一炬。当此时也，不仅顽固党不知袁之作为，即袁之左右亦不知袁之用意。凡由北避乱至山东之官绅，莫不劝袁勤王，袁概置之不理。惟剿灭山东之拳匪不稍懈怠。
至六月中旬，各国联军齐集，天津危在旦夕。裕禄不得已，遣道员陈以培至山东乞师。袁谓陈曰：“寿帅以义和拳神术广大，今何至此？既要山东出兵，又何不请旨施行？且亦宜先行通知，使我可预备一切。现上谕禁止军队洋装，以未接明谕，不敢擅改。果尔，我所练新军皆属洋装，焉能北上？”陈知其一意支吾，不得已效申包胥乞师故事。袁曰：“公勿尔，山东旧制营兵，只夏辛酉十营，当派其北上赴援。”
实则此时云、贵、四川勤王之师，均已北上，有一战而北者，有不战而溃者。山东与京、津最为密迩，岂有未接上谕之理耶？
第六节八国联军之入京
陈去后，袁阴嘱夏辛酉缓进，切勿直捣天津。夏行至中途，津、京并陷，两宫出奔。袁遂飞檄夏辛酉，迅率所部赴山西护驾。津、京陷后，八国联军屯驻北京，两宫奔至太原。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兼充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知两宫所在，即派员解银二十万两，方物数种，至行在叩请圣安。当时北方数省均受义和拳蹂躏，糜烂不堪，惟山东一片干净土。清廷得与东南各省通消息者，皆赖山东传递。袁世凯得议和之旨后，遂派提督姜桂题率兵北上，剿办义和拳之余孽。于是清之朝野上下又咸谓袁世凯为能臣。
“秋七月己酉，外兵据北仓。庚戌，陷杨村。壬子，授李鸿章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停战。外兵袭蔡村。癸丑，李秉衡战于蔡村，败绩。外兵进占河西坞。丙辰，李秉衡战败于张家湾，死之。丁巳，外兵陷通州。命刚毅帮办武卫军事。己未，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庚申，上奉皇太后如太原，行在贯市。壬戌，次怀来。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癸亥，广东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入卫，遂命扈跸。甲子，次沙城堡。懿旨命岑春煊督理前路粮台。丁丑，次鸡鸣驿，下诏罪己，兼诫中外群臣。壬申，次天镇。诏奕劻还京，会李鸿章议和。乙亥，次大同。命刘坤一、张之洞会议和局。以载漪为军机大臣。”
八国联军践踏下的北京“十二月丁未，诏议变法，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大臣、直省督抚参酌中西政要，条举以闻。癸亥，下诏自责。以当时委曲苦衷示天下。并诫中外诸臣激发忠诚，去私心，破积习，力图振作。”
“二十七年辛丑，行在西安。己巳，诏立督办政务处，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并为督理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
“八月甲午朔，以回銮有日，遣官告祭西岳、中岳。跸路所经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寝、先儒名臣祠墓，并由疆吏遣官致祭。癸丑，诏以变法图强示天下，并以刘坤一、张之洞条奏命各疆吏举要通筹。丁巳，车驾发西安。己未，升允奏临潼知县夏良材误供应，请褫职。皇太后命从轻议。升允自请处分，原之。九月己酉，命王文韶署全权大臣，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史稿》卷二四）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事起，载漪等信其术，言于太后，谓为义民，纵令入京师，击杀德意志使者克林德及日本使馆书记，围使馆。德意志、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斯巴尼亚、美利坚、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十国之师来侵。七月，逼京师。太后率上出自德胜门，道宣化、大同。八月，驻太原。九月，至西安。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各国约成。八月，上奉太后发西安。十月，驻开封。时端郡王载漪以庇义和拳得罪废，溥俊以公衔出宫。十一月，还京师。上仍居瀛台养疴。太后屡下诏：‘母子一心，励行新政。’三十二年七月，下诏预备立宪。”（《清史稿》卷二一四）
清光绪二十七年夏五月，袁世凯生母终于山东巡抚任所，遂上疏恳请开缺，回籍终制。疏上，奉廷谕云：
袁世凯电奏恳请回籍营葬，情词哀切，具见孝思。惟山东地方关系全局，该抚势难一日暂离。务当勉抑哀思，用资坐镇。一俟大局定后，再行赏假回籍营葬。该抚之母教有义方，朝廷甚为褒许。该抚更当感激奋发，移孝作忠，共济时艰，以副倚任。钦此。
袁接右之电谕后，复上疏续恳。奉谕云：
袁世凯现丁降服忧，理应守制。惟山东地方伏莽尚多，交涉尤关紧要。袁世凯抚东以来，办理一切，均臻妥协，正赖该抚统筹全局，以济时艰。袁世凯着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办事，用副委任。山东巡抚着胡廷干暂行护理，遇有要事，仍着商同袁世凯妥为筹办。钦此。
是年秋九月，清直隶总督李鸿章薨于北京。八国和约甫定，惟俄之东三省退兵问题尚未解决。俄清之另约亦甫提议。李鸿章遗折力保袁世凯才堪代己。是月二十七日，由山西行在电传谕旨云：
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著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著周馥暂行护理。钦此。
袁世凯奉谕后，仍以母丧在身，疏请收回成命。诏旨不许，且促其迅速就道。盖自李鸿章薨后，一班顽固党皆以两宫回京，恐有不测者。先是清国向各国求和，派李鸿章督直为议和全权大臣。李由广东抵上海，晤某国全权大臣，告李鸿章曰，清之皇位属满洲人，而满人多无学识，屡酿野蛮之祸。今有倡议废其统系者，以公代之。其有意乎？李以双手掩其耳，示不敢闻也。其后各国全权大臣在北京会议，某使复申前议，复有某国全权大臣首出难之。盖某国欲媚满人，以占领东三省也。此议虽成子虚，然东洋各报纸已纷纷载之，早闻于西太后之耳。至是清廷上下议论纷歧，西太后行止旁皇，凡事皆取决于袁世凯及岑春煊矣。
第五章 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