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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日令云：“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艰，无从息肩。而临深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实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弗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此令。”
二十日，复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至此不能不略述袁氏称帝与外交上之关系矣。袁氏即真之延迟，则初有三国警告，继之以五国警告也。警告之主动为日本。然日本在始固赞成帝制者，五月九日之事件，交涉暗昧，早有助成帝制为签字条件之说。待交涉结束未久，日本公使日置益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大隈伯、日置益皆曾对其国人宣言，谓中国进行各事，甚为顺利。当帝制倡议之初，陆徵祥先言外交甚不易办，曹汝霖亦言不负责任，袁谓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办妥。袁所谓外交，本着眼在日，再证以当日日置益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
当共和初建后，日本朝野以中国采用共和制为愚妄，谓共和无益于中国。帝制初步进行时，日本有力人物及报界论载，多表赞成之意，并称如中国君主立宪，与日本国体甚有利益。其实非真赞成，不过欲藉此以启中国之内乱，坐收渔利。故至此忽改变态度，提出警告，无非希作进一步之胁取耳。盖其时日本对华政策，因见欧洲各国，尽行卷入战争旋涡，而认为此乃“日本从速解决中国问题之好机会”，《黑龙备忘录》中，记载了了，兹节录数段如下：
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碍。何则？共和国之主旨，及其人民社会上道德上之目的，与君宪国绝然不同；其行政与法律，亦相抵触。若日本作中国之监护人，而中国一一模仿日本，则两国遂可彼此尽力解决远东问题，而无不一致不同意之处。故为再建中国政府起见，为保持远东永久和平，及为实现日本帝国政策之成就起见，我日当利用目前时机，变中国共和政府而为君主立宪，使与日本之君宪一致而与他国各不相同为起点。……变更中国政体，实再建中国时所当采用惟一之主义。且现时亦为我日鼓励革命党及其他不满于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国起事之良机。现时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资本之不足。若帝国政府能利用其资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则中国全国，大乱立见。我日于此，乃可起而干涉并整理之。
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以扰乱全中国之地。其全国既扰乱，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
袁氏虽予智自雄，在先殆亦熟闻赞成之说，而不知坠其术中者。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我外交部警告，先由日代使口述，而英、俄附合之。其全文于二十九日晚由日本外务省发表，照录如下：“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藉以杜绝新纠纷之发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毛皮，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我国外交部之答复如下：“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承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业，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共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
“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串更张，殊非所宜，并诫各选举监督，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国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
“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据有里面反对炽烈，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出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凑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袁政府续有二次三次之口头答复，略谓：“复兴帝制一事，暂从延缓，本年断不实行。”又谓：“意外之乱，果或猝起，中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云云。迨十二月十一日，帝制确定，十五日，日、英、俄、意、法又联合警告。大意谓：“曩者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尝言固不急遽从事，且声明担保中国疆内之治安。日本及其他四国据此，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云云。
实际袁氏急欲一过其皇帝瘾，进行筹备颇亟。十二月十六日，《申报》载大总统令云：“前令各部院详细筹备改行帝制事宜，各部长官皆通达政体之人，应知立国尚质，惟圣去奢，实为古今致治之根本。此次筹备典制，凡有益于国，有利于民者，自应加意研究，用备施行，此外缛节繁文，概从屏弃。历代朝仪，多相沿袭，跪拜奔走，何关敬事？格律程式，亦困异才，非耗有用之精神，即蔽上下之情志，岂开明之世而宜出此？近年变患频仍，闾阎凋敝，商民坐困，财政多艰，予一入朝作夜息，惟以培养元气为当务之急，又何可虚糜国帑，稍涉铺张？各部院筹备事宜，务以简略撙节为主，其前代典章失于繁重者，均不许采用，而事虑累民，永悬厉禁。总期君主秕政，悉予扫除，不尚虚文，重惜物力，用副归真返朴，轸念民生之至意！此令。”
第五节护国军之讨伐
成功策动云南起义，自任护国军
第一军总司令，誓师讨袁的蔡锷将军是月十九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实则在十二月初已由朱启钤、周自齐等组织。二十一日，袁封龙济光、张勋等四十九人以五等爵。三十一日，下令以明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预备登极，而云南已首义矣！
初帝制发生，蔡锷与袁虚与委蛇，而暗与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