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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糜尽全国人之力心力于无用之地，虽考历不能算之也。呜呼！当欧战延长之际，乃吾国内治岌岌之日，借以立国延命者，在此时乎！若使举国四万万人，上下各用其力，明其政法，治其作业，半年以来，所值岂可算数；不意为公一人之自娱，大乱沸腾，令中国损害无极，一至于斯也！今姑勿论，民国之有总统者，曰：“伯理玺天德”，公司司事亦名之，其职同云尔，不可则去。
总统为国民公仆，违于法律，则审院可以革之。然若公手两改《约法》，永废国会，而自置参政院立法院，自定任期十年，专卖土地人民于强邻，卒乃自改帝制，复何法律之可言？国民之挟共和法律以责公者，太迂愚不解事，早为公之所大笑，公岂不曰予岂有法理？辛亥之季，不过我自欲为帝耳！故特借革命以去清室，假共和以取天下，汝等滔滔，在我裈中。共和吾造之，吾废之，如戏法者之反复手，而指挥白黑蚁队云尔，岂能有分毫动公之中哉。故使公之人心兵力财力，犹有一线之希望，可以保全权位，公亦勿退位可也。闻美款借到，公议大募兵，赶制械，以背城借一；惟今美款不成，既全国人士，皆将陈兵仗义，大声疾呼，以逐戮公，闻公亦有退位之议，则公亦知难而退矣。然又闻别有奇谋，公将复立虚名，而自为总理大臣，则可骇矣。
昔在辛亥之冬，公为总理大臣时，清室允行《十九条宪法》，君主已无分毫之权。（中略）公若于此时奉行《十九条宪法》，然后理财练兵，兴物质，励教育，至于今日之欧战之时，中国已国富兵强，民安物阜，奠国基于磐石矣，虽进规外略，龙骧虎步，无不可矣。则公之功业，光昭日月，公之相位，亦可久长，如英之小彼得，十九年可也。如格兰司顿之为相，三十年可也。其权与帝王等，其尊与总统等，而又无任期，岂不美哉。无如公有妄窃帝号之心，遂乃伪行共和之体，而阴厉专制之政，于是得天下而失之！夫公既由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大典筹备，亦既举国称臣，尊无二上矣。今乃由皇帝而自降为总统，又由总统欲自降为总理大臣，得毋辱乎？公在辛亥之至安时，而不为总统，在今日之至危，而不惮屈辱，乃为总理乎？外托虚君共和之名，内握全国大权之实，假偶神而为庙祝，挟天子以令诸侯，公之推拍梡断，与时宛转，计岂不善，无如公之诡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公居高丽时，欲与日战，则伪托俄使意，以诳中朝。公为总理，将禅位矣，乃日日口言君宪，以欺清室。公为总统，则日言誓守共和，以欺国民。公将为帝制，则日伪托民意推戴，以欺天下。公愚天下之惯技，既无一不售，以至为帝矣。今又日言开国会，复省议局，设责任内阁，人皆目笑之。益今则败德无信，暴露天下，无论亲疏，必不见售，不特南军含愤积怒，义师必不容公之在位，即北方旧部，亦恧然有耻，岂复能戴公为执政乎？公今无事多用权术，无论如何，徒召天下之兵，促举国之急进攻耳。昔创虚君共和之说，乃专以防总统之专制如公者，假使当时国民不激于感情，而采用吾言，则安有今者天下血战之惨哉。今公犹假托于美名高义以自揽之，以退为进，冀将来之渐复大权，则仆之创说，决不愿为公假借也。方今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之秋，药线四伏，祸发眉睫，切身之灾，间不容发，前两月之书，请公退位远游，而公不用仆言，及今欲逃匿海外，亦已难矣！事实大变，迥非昔此，今乃不为身命之忧，而尚欲退为总理大臣之异想；自古几见曾为皇帝，举国称臣者，而能退为宰相者乎？张邦昌曾行之，然卒伏其辜矣！公何不鉴焉？且又闻公至不得已，必须退位时，犹欲引清室之例，立条约为保身命财产子孙坟墓计。嗟夫！公岂不知天下怨读言之深乎？公四年之移国大盗，岂能比有清三百年之天子乎？公以条约为可恃乎？试闻条约所藉为何而信之乎？公许清室之岁供四百万，公何尝能践约？且年来事事欲悖约而削之，国人皆欲食君之肉，寝君之皮，一时即有条约，其后他党为政，终亦毁之耳。公岂可信条约而托以身命财产子孙坟墓乎？且夫天下古今，为帝不成，舍出奔外，岂有退步者。以吾所闻欧、美之事，凡帝王总统以革命败者，莫不奔逃外国，古事繁多，不克具引。今之葡萄牙废王，尚居英国，墨之总统爹亚士，居于法国，波之总统居汝牙，败后亦居法国，德之汉那话王居于奥国，巴西之废王，革命后居于葡萄牙，此皆至近易考者也。公速携眷属于孙，游于海外，睹其风物之美，士女之娱，其乐尚胜于皇帝总统万万。刘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于今乃是实情！吾奔亡海外十余年，亦复乐其风土，徒以忧故国，念老亲，乃为归计耳。若欲行乐，则岂如瑞士、巴黎者乎？（中略）嗟夫！慰亭行矣，毋及后事。诗曰：“毋逝我梁，毋发我苟，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从此中国之事，与公无与，亦与袁氏无与，依照《约法》，共和国制设副总统者，如总统有故，则以副总统代之，则自有黎宋卿在，无劳公托。若仆昔之言虚君共和者，不过忧总统之必复专制，既专制也，将复生乱，如今姑备陈英、意、比之法，以告国民，为中国之保险公司云尔，聊以广备空言一说，以听国民采用，非谓其必行也，皆与公无与也，幸毋假藉吾言，损改吾说，吾不任受也。嗟夫！公以顾命之大臣而篡位，以共和之总统而僭帝，以中华之民主而专卖中华之国土，屠毒无限之生灵，国人科公之罪，谓虽三家磔蚩尤，千刀剖王莽，尚谓不足蔽辜，但吾以为文明之法，罪人不孥，枯骨不毁耳。公早行一日，国民早安一日，时日曷丧，及汝偕亡，公若行也，以子孙坟墓为念，公有托于仆，仆亦可与南方义师商而力任之。公之旧人唐少川布告天下，言庚子拳匪之祸，乃发诸于公，壬子兵变之祸，亦主持于公，外论纷纷，为谓公将行而弃其毒，至今京师生非常之惨变，遂至迁徙纷纭，京、津扰扰，以公之智，岂为此乎？望念子孙坟墓，稍留去思，毋多事，毋多言，束行装，苦自爱！
洪宪盗国，世人颇有右袁氏者，或谓误于左右，或谓克定欲为皇子，其实皆不足以言袁心事；盖大奸大窃，其貌每大忠大信，袁氏固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者，然即使无“使余无以自解”之言，证于其四年之柄政政绩，国人果能被其久欺乎？五年六月十一日《申报》载《项城帝制思想之息壤》云：
项城病革时，涕泣向徐世昌言，帝制已事，皆为人蒙蔽云云，世人睹此，或谓恢复帝制，原非项城本意，其实个中真相，固不尔尔；盖恢复帝制之一事，当辛亥革命时，项城已意念及之，且与外人谈论及之！当时义旗高举，全国鼎沸，英人莫礼逊博士曾与袁项城谈话，并将一切情形于当年十一月廿日致电伦敦《泰晤士报》，今照译如下，读之当知项城早有在中国恢复帝制之思想矣。
文云：今日下午，余得与袁世凯畅谈，袁氏身体壮健，且有胆识，自知当前之大任，关系至重，惟立意重建稳固之政府，以救国家之危亡。袁氏既抱此目的，遂居间力谋保留清室，建设有限君主政体，盖惧清室一旦推倒，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起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袁氏谓余云：现革党已有纷争之象，各省之目的，大相悬殊，北方之意见，于南方不能融洽。余谓中国革命之起。乃所以反抗主权之损失，朝廷之腐败，致国家屡召祸灾，革军实谋增加巩固国家人民之势力，非欲使国家分崩也。袁氏闻余言，复称彼深惧民主国之不能稳固及溃裂瓜分之祸，欲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余谓吾人须论事实，今日中国各重要行省，皆已决绝，若保存清室，则万无调和之余地，现在必要之事实，无过于此！且清室不适于统治国家，大不惬人民之意，若保存之，则势不能谋统一全国，必至陷国家于分崩之境。袁氏谓此种意见似未必当，余（袁）曾详细考查中国情形，在退隐三年之中，尤为注意。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余（莫）谓如英国之有限君主政体，本为人所希冀之政体，惟英国之君主为可靠之人，而满清则大不可靠，此彰明较著，不能置辩之事实也。袁氏云：皇室断不自食其十月三十日之诺言，且星期五日，摄政王将赴社稷坛宣誓皇上必忠守其诺言云云。
余嗣论及昨日电告之举动，即皇室退至热河，召集国会，决定中国将来应采何种政体，或有限君主，或民主政体是也。袁氏谓此种计画，已有人条陈，多数明达之人，皆极力赞助，不能轻忽置之，前星期以来，彼已时时审虑，刻仍正斟酌。惟刻皇室未及时而去，致生惧扰，或不免流血之惨也。余当时颇欲问萨镇冰所统兵舰，已全数悬挂革命旗帜，图攻汉。清军一事，摄政王对此有所感惧否，惟卒未诘问此事。袁氏旋复以戊戌政变事告余，此事前次袁氏曾作书致我，自为辩护，谓其举动，纯出忠君爱国之诚云云。
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饶有意味。大隈为有名之侵华野心家，其玩弄袁氏之术尤丑恶，顾此其所言，自不失为金玉之言也。兹录《东方杂志》十三卷八号之节译文如次：自云南革命事起，为期不过四五月。以此短促之期间，而竟现困疲之态，足以知华人生活方法，无有忍耐忧患之力。所谓华人之生活方法若何？其安乐主义是也。袁氏自得志为中国元首，安处深宫之中，卫队数万，侍妾十余，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一言以蔽之，则安乐主义而已。夫安乐主义，堕落主义也。肉体既习于安乐，则道德智能，百凡颓废，不复有任重处危之力。故大难一发，而憔悴抑郁，以病以死，凡以此也。袁氏年仅五十有八，与德皇威廉，齿正相若。彼德皇之困难，远出袁氏之上，兵临四境，已垂二年，驰驱千军万马之场，出入弹林硝烟之地，不特毫无困疲之色，而精神志气，益复发扬。以视袁氏之一败涂地，殆不可同日而语。则信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为不可易也。
中国多年之恶俗，经此次小变，又获一痛切之教训。使华人果有志革新，则不可不追惩往失，力祛积弊。盖安乐主义之流毒，不徒使百体废弛，精力委靡，而贿赂公行，赋税苛暴，其害中于道德政事国家人民者，不可胜计。人人以安乐为先务，于爱国爱民之念，悉皆抛弃无遗，虽乱亡即在目前，亦有所不恤。为中国国民者，乌可以不醒此大梦也哉？
其次则中国国民性，又有好修饰文字之弊。袁氏颁布命令，往往好用华美之文词，以自文饰。非援用古圣昔贤之格言，则侈陈爱国爱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为耻，见者亦夷然不以为怪，此盖习惯使然，尤为中国可恐之一事！盖重文字而轻实行，则凡古圣先贤之所垂训，经史集传之所记述，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