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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宋朝经济状况（一）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编辑本段经济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宋朝时期。主要地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地造纸产地。四川地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地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地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地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地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地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地国子监所刻地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地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地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地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地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地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地书品质最好。宋朝地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地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地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地造船中心。广州制造地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地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地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地。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地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地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地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地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地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地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地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地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地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地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地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地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地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