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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我说，“右边那幢。”
“那儿，”汤斯对司机说，“右边那幢白色屋子。”
探员在车道停下，他的搭档通知当地警察，警察在玛丽家门前刹车。
“在车里等着。”汤斯对我说。三扇车门摔上，我被关在静悄悄的车里，望着警察跑向主屋的大门。开门的是个大块头女人，穿弹力裤和粉色运动衫，我猜她是玛丽的母亲。我后来得知，她和丈夫之前度假去佛罗里达探望祖母了。回到家，女儿没有来开门，他们并不担心，因为这种事很寻常。她经常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不见踪影，还会一段时间不和父母说话。他们注意到她的房间散发出怪味，但这也没什么不寻常的。
一位女警请母亲返回室内，汤斯带着调查局探员和警察跑到屋后，爬上通往车库二楼的楼梯。我坐在后排，车窗没有放下，草坪仿佛电视剧开场前的布景：两名警察把守笼罩了一层暗蓝色的白色房屋，旋转的警灯给景观玫瑰染上异色。风吹动薄云，摇晃山茱萸，粉色花瓣斜着飘向地面。有两三片轻轻落在引擎盖上，像正在融化的雪花似的贴在车窗上。
一分钟后，两名警察回来了，用手帕捂着嘴。一名警察在楼梯上滑了一下，他的伙伴拉住他。他的鞋跟留下一抹血迹。两人互相搀扶着回到草坪上，一名警察跪倒在地，连连干呕，另一名警察搂住他的肩膀。两名探员跟着出来，黑色风衣在背后飞扬，他们跑过草坪，拿着对讲机说个不停。剃平头的大块头探员停下脚步，抬起反光太阳镜，擦掉面颊上的泪水。汤斯慢慢走下来。他打开车门，外部世界的声音、气味和感觉回到车里。
“来，”他说，“你看过另外两个，应该也看看这个。”
我紧闭抽痛的嘴唇，不情愿地下车，跟着他穿过草坪。走到一半，我听见主屋的纱门里传来哀号声。有人告诉了母亲。我有一秒钟飘了起来，像是被大浪卷得离开了地面，汤斯扭头看我，我的脸上毫无表情，跟着他爬上楼梯。气味难以忍受：甜腥味。呕吐物、排泄物、变质的肉和腐败的鲜花。来到楼梯顶层，他让到旁边让我进去。我在门口犹豫片刻，汤斯从背后推了我一把。我屏住呼吸，踉跄着踏入地狱。
还是我见过的那个房间——海报、床、厨房区、镜子、连环杀手爱好者的照片——但所有的东西都被涂上了血液。我的视线在黯淡的光线中聚焦，我的大脑挣扎着理解涌现在眼前的画面：床垫仿佛黑色海绵，满是嗡嗡乱飞的苍蝇。渗出黏液的地毯。滑溜溜的墙壁。床的正中央躺着的尸体就像曼陀罗。
我剧烈喘息，深深吸气，但立刻意识到了错误。有毒的空气涌入身体，黑色的恶意充满大脑，血红色的墙壁开始旋转。视野变暗，我在惊恐中逃向房门，如果在房间里失去知觉，哪怕只是一秒钟，我就永远也无法逃离。汤斯在我昏倒前抓住了我。
42
警方扣留了我八个小时。三起凶案跨越州界，所以汤斯探员有权指挥，但各个地区的警察也得到许可向我问话：布鲁克林的布隆卓维奇警探，曼哈顿二人组，还有一个新泽西的亚裔瘦子。他们没有碰我，警察不是那么问话的，虽说给我一巴掌说不定能让我说得更快。总而言之，我在五分钟内说完了我知道的所有情况，然后从白天坐到晚上，看着他们说服自己相信。他们就像摔跤组合。每个警察都过来让我从头到尾说一遍，然后扔下我盯着单向玻璃看一会儿，再然后下一个警察推门进来，换个不太一样的态度重新问一遍相同的问题——愤怒、和蔼、真诚、怀疑——就像一群烂演员在试戏，争取同一个无聊角色。
我当然为类似场景写过蹩脚的对话，次数多得我都记不清了：莫尔德凯被种族主义警察用电击枪打翻，被山地匪帮用私酿酒灌醉，萨莎被捆在柱子上，吸血鬼猎人用火慢慢烤她。在我的书里，主角永远摆出勇敢的样子，说着好笑的俏皮话，心里却因为秘密而在颤抖。他们从不就范。我恰恰相反，我惊魂未定，只想一吐为快（想到这个词都要昏过去了），但我说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最后让我崩溃的是曼哈顿的那位女警探，记得好像叫豪瑟——她击垮的是我的耐性。刚开始我为她难过。身为警队内的女性成员，她无疑特别需要表现得像个坏人。
“哈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占有她们，但被她们拒绝了？还是她们说可以，但你硬不起来？还是你想学习你的英雄？”
“什么英雄？”
“达利安·克雷。”
“什么？你在说什么？我为什么要做什么？答应写他的书？”
“哈利，你为什么杀害那些姑娘？”
“你疯了吗？”桑德拉、摩根和玛丽的画面轰然涌入我的脑海。我无力阻止。我尝到了胆汁的味道。至少我不需要再担心会呕吐了。我已经吐干净了。“你看，我理解你们需要盘问我，甚至怀疑我，但你这么问就太冒犯了，我不干了。我要叫律师。”
她皱起眉头，看了一眼玻璃另一面的人，估计是她的上司。她凑近我说：“行啊，随便你，但叫律师只会让你显得有罪。”
“你反正已经这么想了。”
“也不尽然。”
“你刚才是这么说的，我要叫律师。”
“咱们先冷静一下。”
“放我走，要么就叫我的律师，立刻。”我抱起胳膊向后一靠。豪瑟坐立不安，像是她玩砸了，等会儿会在更衣室挨毛巾抽。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律师。我打算给克莱尔打电话。
豪瑟站起身，拉了拉西装的长裤，说：“你看，哈利，我们都快问完了，你要是叫律师，那我们就得从头再来。”
我比着口型又说了一次“律师”二字。她骂骂咧咧地出去。我朝单向玻璃挥挥手，向后一靠，双手叠放在膝盖上。汤斯走进来，反应这么快，他肯定一直在看。
“好吧，你可以走了。”他说，“但我得跟你说清楚，目前你是我们的首要嫌疑犯。事实上是唯一的嫌疑犯。桑德拉·道森遇害时你在场。”
“我不在，我只是发现了她。凶手打昏了我。我也可能送命。”
“一面之词。”
“你来摸我后脑勺的肿包。”
“我确定我们也会在其他现场发现你的DNA。”
“你知道我去过。我刚才还和你一起去过。”
“我们还会发现什么呢？精液？”
“去你妈的。所以你才逼我进去？为了陷害我？”
“去你妈的。我不需要陷害你。你已经栽进去了。”
“随你说，我走了。”我站起身。
“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没法狡辩。唯一有可能杀害她们的是克雷，但他的不在场证明滴水不漏。否则就是和他谈论过他的女朋友的什么人，比方说你。其他人不可能知道。”
“除了警察。”我刚说完，还没等他揍我，我就已经后悔了。我摔在桌子上。
“想投诉就投诉吧。”他走了出去。
“免了。”我说——其实是企图说，因为我的下嘴唇疼得发木。
第三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五日至十七日
43
凌晨四点左右，我回到家，尽管筋疲力尽，头部伤痕累累，但我不认为我还能睡着。我只要闭上眼睛，就看见她们——那些姑娘，或者说曾经是姑娘的肉块。黎明时分，我终于打起瞌睡，断断续续睡了一整天。我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然后翻个身继续睡。中午，克莱尔打来电话。我说我在睡觉，随手挂断。六点，她再次打来。新闻已经报道了凶案，所以我大致讲了讲，略去种种恐怖细节没提。她想过来，但我说不行，明天吧，我现在只想休息。我站在厨台前，吃了个花生酱和果酱三明治，然后继续昏睡。十点钟，克莱尔再次打来。
“天哪，克莱尔，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下吗？”
“快看新闻，九频道。”
“我不想看。烂事一直在我脑袋里转悠。”
“你看就是了。”
我叹口气，坐进沙发，拿起遥控器，换到本地新闻频道。卡罗尔·弗洛斯基对着森林般的话筒侃侃而谈。
“我只想说案件引发了重要的问题。我明天将会见官方，尽量争取帮助。我今天和我的当事人谈过，他向受害者家属致以沉痛哀悼，衷心希望凶手能尽快落网，正义能得到伸张，不单是这个案件，还有他的案件。”
“你知道……”克莱尔还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和我一起看电视，“他要是不上电椅，你就一分钱也拿不到。”
“你年纪还小，别这么愤世嫉俗。”然后我心想，也许正是因为她还年轻；人类一代比一代坚强，就是为了在达利安·克雷的世界里存活。
“对不起。”她说。
“再说现在已经不用电椅了，而是注射毒药。”
“对，针头。”
“另外一方面，警方认为我是凶手。”
“荒谬。”
“你去告诉他们。”
“你真的不需要我过来？我叫辆出租车就行。”
“不用了，谢谢，我没事。”
“好吧。但还有一点，要是警察问起，你千万别说你打扮成自己的母亲。”
她挂断电话，这下我睡不着了。我看着电视新闻，报道又从头讲起。感觉很离奇，因为我不久前才见过这些地方和这些人，而就像是在做噩梦，它们忽然出现在电视上：桑德拉那幢公寓楼和她的照片，摩根那条街道和她的照片，玛丽的家和她哭泣的母亲。我看见汤斯和记者交谈，其他的警探在他背后忙碌。弗洛斯基第三次出现时，我关掉电视去冲澡。刚进卫生间，电话就响了。是达妮。她看见了新闻。我向她讲述我的这一天，还有这一晚，没提血腥的细节，新闻里的内容已经够多了，她能想象到究竟有多可怕——几乎可以。
“会让我做噩梦的。”她说。
“确实。我不停惊醒，然后又睡着。但两者都持续不久。”
“我知道那种感觉。我以前也总是梦见我姐姐，梦见她求我帮她找头部。”
“天哪，太恐怖了。”
“要我过去吗？”她突然说。
“什么？”我听见电话里有喷气机的尖啸声。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在上班，但正打算走。这儿的电视也在播新闻。我出来打电话给你，但不想回去了。我在停车场，坐在车里。可以吗？你在意吗？”
“在意什么？”
“我过去。”
“啊，好的，想来就来吧。”我说。
44
要是写小说，侦探到这一步就要和那个姑娘睡觉了。我猜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似乎就该这样。我们没有理由要在一起，只是忽然间必须在一起而已。
她看上去不太好。她身穿下班时换上的运动服和厚外套，但还留着跳舞的妆容和发型。她哭过，粉底上有一道一道的睫毛膏印子，泪眼蒙眬。至于我，好吧，我无论好不好都和她差得远，但那晚的我嘴唇肿胀，右脸和左太阳穴上有瘀青，后脑勺有个鹅蛋大的肿包，外加睡眠不足、躺得太久和连场噩梦的三重效果。还有我总能闻到的那股气味。不过我的运气似乎不错。达妮属于同情心泛滥的那种人。
我给她开门，她惊呼：“天哪。”她拥抱我，手碰到了我头部的肿包。“应该用冰敷。”
“我应该把整个脑袋泡进冰桶。”
“这倒是，”她笑道，“你看上去太糟糕了。”
“嗯，谢谢你能来逗我笑。”
“对不起，”她笑得更起劲了，“忍不住，你的嘴唇太肿了。”
“这话说的。你看着像个悲伤的小丑。”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