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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讯，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么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过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了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个“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文学期刊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么了？
得奖啊什么的是不错，但请你从今天起忘记，所有的奖是给你的过去，不是给你的现在，更不是给将来。你明白吗？还有你见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乐道，好像都是些很厉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国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就够了！
因为在莫斯科你都见过了，对不对？
你读过《静静的顿河》吗？
肖洛霍夫。
他后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老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常带我去参加他的文学沙龙。他已经获得了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不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哥萨克了，伟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还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各种艺术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都把他们当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见到本人，不过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们，只会高谈阔论，彼此肉麻地吹捧。苏联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还有嘎斯轿车、司机与仆人。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的作品，但又讨厌他们本人。
这不矛盾吗？多年以后，才发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简直是个白痴。
卡佳摸着我的后脑勺说，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你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么而写。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那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吗？
她走到镜子前，摸着脖子上的皱纹。很讨厌，讨厌得要死！
第二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基地组织劫机撞了纽约世贸中心；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与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辆助动车撞倒了，后脑勺磕在水门汀上，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亲属，只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医保卡，这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去过派出所与居委会，确认她没结过婚，亲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从不来往。二十年前，她从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闲着没事翻译俄国小说，稿费虽然微薄，总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强些。我在医院代表亲属为她签字，当时很害怕她会不会将永远沉睡下去。
卡佳醒来的那天，我正在她的病房里。当她突然睁开眼睛，我盯着她喊了几声卡佳。她的目光有了反应，说明她至少记得这个名字。我转身要去呼唤护士，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似乎是俄语某个单词，听着又有几分耳熟。午后的时光里，我在门口停下来，慢慢转身。枯黄落叶的窗外，射来白油漆般的光，在我的脸上反复涂抹。
我听清楚了她的念叨：格奥尔基。
最初的恍惚过后，我才想起这个名字属于谁——1958年在莫斯科的中国电工。
你是在叫我吗？
卡佳点点头，又叫唤了我一声格奥尔基。
我想要摇头，脖子和颈椎却僵硬着不动，也许是昨晚落枕了，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
昏迷的七天里头，她的头发更白了，我不会给她保养皮肤，脸上的皱纹密集涌出，但没照镜子的她并未意识到这些。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七天。
我像个白痴似的回答。
卡佳摇头，眼眶已经湿润。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当我看到老太太的泪水，像涨潮的黄浦江汹涌在脸上，我的心头骤然悬空，一下子懂了她的问题——她找我找了多久？她找她的格奥尔基找了多久？
但我不是格奥尔基，我只是每周跑到她家来看书的在邮局上班的后生，我能这样告诉她吗？
把你的手交给我。卡佳向我恳求。
我伸出手，在老妇人的手掌心里。她的手又柔软又暖和，就像我小时候的外婆，但有些老茧和很粗的纹理，看来干过不少体力活，包括冬天里手洗衣服。她的手像一层薄膜，将我紧紧包裹起来。
HONEY，格奥尔基是卡佳的糖纸头里的甜心。
第二天，我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说她并无大碍，也不会有后遗症，就是可能记忆出了些问题。
我把卡佳送回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帮她洗去沙发和书架的灰尘，买了医生关照可以吃的东西。告别的时候，她在身后叫我。格奥尔基！记得来看我。
我回头，看着她布满鱼尾纹的眼角，点头说好的。
为什么我会承认自己是格奥尔基？欺骗一个记忆错乱的老太太并不是好玩的事儿。因为，在为卡佳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从床头柜里找到个相框，镶嵌着一张黑白照片——
他看起来二十多岁，穿着灰色的工装服，背景似是1958年的莫斯科，那是卡佳常说起的克雷姆斯基大桥，横跨在莫斯科河上的悬索桥，许多人在桥上自杀而闻名。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不由自主要闭上眼睛，不敢再多看哪怕一秒。
他很像我。
不，是我很像他。
虽然颜色是黑白的，但照片里的人，分明就是过去的我——也许是上辈子？也好像是我穿越过了，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仿佛自己在照镜子。
所以，我是格奥尔基。
而在卡佳的眼中，我依然活在这张照片里，来自1958年的莫斯科。我无法反驳她，无法向她辩解，哪怕隐藏或烧掉照片，但格奥尔基的这张脸，就在她的心里头藏了四十多年——只要看到我的这张脸，格奥尔基就会生动而鲜明起来。
一度我想不再去找卡佳了，免得让她对我产生更多的依赖，但隔了两个星期，我还是忍不住去了。她一直坐在沙发上等我回来，穿着颜色鲜艳的羊毛衫，花白的头发被染黑了，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祝贺你，格奥尔基同志，你终于成功了！
她拿出两个搪瓷杯子，倒了些饮料要跟我碰杯庆祝。
什么成功了？我不明白。
时间！
哦？你说什么？我懵懂地与她干杯，喝尽似乎是过期了的饮料。
你不记得了吗？1958年，在莫斯科，十二月最冷的那天，你带着我坐地铁来到莫斯科郊外，一片被大雪覆盖的森林里。那里有个卫国战争以后废弃的兵工厂，方圆几公里内荒无人烟，废墟的最深处有个舱门，你用了很大力气才打开这个门，拉着我走进一条地道。
你要说什么？
当卡佳说到这些，我是有些害怕的，徘徊在她的沙发背后，随时准备逃出门外。
我们手拉着手，走进地道最深处，却有个巨大的地下空间。那里有很多奇怪的东西，难以形容是什么，还有条深不见底的隧道，仿佛通往地球的心脏，我真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不断有阴冷的风从地底涌上来。你说这是地狱之洞，能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包括未来和过去。
时间？
对啊，格奥尔基，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你回答说是基地。你说，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有个七十多岁的总工程师，原本是核物理学家，因为犯了政治错误，被开除出了军事部门，才分配来你们厂里。总工程师对于核武器不感兴趣，但他一直在秘密研究时空旅行，用了整整半辈子。但这是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到处都是克格勃密探，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一定会被抓起来流放到哈萨克共和国或北冰洋的小岛。总工程师只信任一个人，那就是你格奥尔基！因为你是中国人，人际关系最最简单，而且你单纯而可靠，有着忠诚和沉默的品质。而你也很聪明，非常善于学习。对啊，是你告诉我的，你自学了物理学和量子力学还有相对论。虽然，你只是个实习电工，但你的脑子里却装着所有最前沿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你还跟我说过黑洞和虫洞理论，就算我基本听不懂，但我相信你。
很遗憾，我不是格奥尔基，很遗憾，我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我真的很想大声说出来，却压抑在喉咙口无法言说。最后，我却点着头说，是啊，相信我，我们就是时间的一部分。
卡佳的身体蜷缩起来，仿佛躲藏在秘密基地的深处说，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我父母在国内叛逃的消息，我真的很恐惧，将会因此而跟你分离。你应该记得啊，我突然问你，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会先死去怎么办？
我会穿越时间，找到那个过去的你，或者是未来的你。
刹那间，我的脑子像被一盘录音带灌录了，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句话，来不及思考，便已脱口而出。
没错，你记得很清楚啊，对我来说那是四十多年前的记忆了，对你来说也许只是昨天，或者是上个月，对吗？
老天爷，我居然说对了？刚刚那真是1958年格奥尔基对卡佳说的话吗？我无言以对。
1958年12月，在莫斯科郊外森林地下的秘密基地，格奥尔基，你告诉我时间是可以穿越的，但暂时还没有找到控制的方法。你无法决定是穿越到1900年还是2000年。但，只要能保存一根头发，里面藏有我的基因信息，就会引导你来到我所处的时空。
所以，你拔了一根头发留给我。
卡佳猛点头！抚摸着她特意染过的满头黑发。那根头发还在你手里，对吗？我二十多岁的头发，那时发质很好，又黑又亮，粗粗的也不分岔，苏联女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