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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你呢？好不好？”
“没事儿。”
“听我说，我爸脾气不好……”
“我其实挺想向他检讨，不过他显然也听不进去。”
“那你……嗯，厦门的事儿完了？”
“完了，就等结果了。”
“你现在在北京？”
“不在。”
我想起来了，他说，他每年到了圣诞节期间，会回一趟瑞士，和家人团聚。
“你在瑞士吗？” 听他的声音这么清楚，我觉得有些奇怪。
“我在昆明。”他说。
“什么？什么？”
“我在昆明。”他又说了一遍，“我着急，想离你近一点儿，真出了什么事，我好帮你想办法。但等了这么久，也没你的电话。”
“我刚到昆明。”我眼睛又湿湿的了。
“什么？现在？现在不是大年三十吗？”他在那一端，着急了，“你和你爸闹翻了？”
“差不多，我骑车到昆明投奔我姨妈来了。”我还在喘气，喘粗气。
“什么？骑车？昆明到个旧不是有三百公里吗？”我觉得，很少听见沥川吼人，但这声音，绝对是吼。
“我骑了十个小时，厉害吧！哈哈！佩服我吧！”我大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你在哪里？呆在那里别动，我来接你。”他说。
“哦，汽车客运站，快点哦！哥哥，外面好冷。”
“唉！别说你爸，我都想说你，”他在那头长吁短叹，“你胆子真大，真能胡闹。”
16
汽车客运站是一幢白色的大楼，不高，平日拥挤如潮，现在车马冷落。荧光照着青壁，零星的小贩，滞留的行客，一位头发苍白的老人，正一点一点地清扫地上的垃圾。我等了十五分钟，一辆漆黑的奔驰骤然而至，后门打开，走出一位穿风衣的男人。
除了地井盖子不冒烟之外，我怀疑自己走进了《骇客帝国》的某个场景。
我永远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沥川。他是那么出众，那么独特。不属于这个城市，也不属于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大年三十的夜晚，万家灯火，街道上人迹萧条。
我们相对无言，紧紧拥抱。然后，他捧着我的脸，在灯光下细看，说：“你的脸，怎么是肿的。”
我爸的手特别重。但这是他第一次打我。他倒是偶尔拿皮带抽过我弟，抽得他嗷嗷叫。如果我是家长，打孩子绝对是一种罪恶，可是，凡是我认得的人，人人小时候都被家长揍过，我只好说，这是一种文化。
“肿了吗？没觉得痛啊。哦，哦，是这样的。路上有个小子想抢我的钱包，我打了他一拳，他打我一拳。然后我骑车跑了。”我赶紧拿风帽遮脸。
“青天白日的，演什么武打片嘛。”他哼了一声，拉开门，让我上车。
“自行车怎么办？这是我弟的。”虽然自行李看上去和奔驰太不合拍，但我也不能就这么扔了吧。
“我来拿。”
他将满是泥泞的自行车放到汽车的后备箱里。
“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吧，”他钻进后座，递给我手机，“夜半出逃，担心你的人一定很多。”
我看了看表，七点刚过。犹豫了一下，拨通了姨妈家的电话。
我姨妈大我母亲四岁，她不喜欢小地方，便通过别人介绍，嫁给了我姨父，昆明市机床厂的工人，劳动模范。我姨妈年青的时候，工厂的劳动模范都是抢手的男人。嫁给他们除了努力，还需要一些运气。现在，国企不景气，劳动模范也被迫下岗。我姨父先养过一阵子狐狸，指望能卖几个钱，没成功。又摆地摊卖皮带和地下杂志，也没成功。于是干脆提前退休，给一家商场当了保安。他尽职尽责，边干边学，节假日跟着一位大哥跑服装，到广州进货，打了一阵下手之后，终于就在那家商场租了一个铺面卖衣服。没有发，但维持一家大小的吃穿没问题。何况我的两个表姐都大了。大表姐敏敏嫁到上海，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小表姐珠珠高中毕业读了夜大，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作销售小姐。以前我在个旧的时候，每年姨妈都会回来拜年，看望我们一家，还有舅舅、外公、外婆。每年寒暑假我和弟弟也常常去姨妈家过周末。爸爸说，姨妈家里挺困难的，房子小，所以不让我们多打扰。每次去，送上诸多礼物，最多只呆一天就走。
电话响了一声，就听见我姨妈的声音。
“喂，哪位？”
“姨妈，我是小秋。”
“哎！你这妮子！大年三十跟你爸闹什么闹，你爸都来好几个电话了。”姨妈在那头披头盖脸地训我，我在这头都能感到她乱飞的唾沫。
“我刚到昆明。敏敏姐回来了？”背景音，一片喧闹。
“这不，一家人都来了，还带着豆豆呢。珠珠和她的男朋友也在这里。你快过来吧，年饭还没开始吃呢。”
姨妈家就是一室一厅，要挤三家人，怎么睡。我说：“姨妈，还记得明明吗？苏明明？”
“怎么不记得，你的死党嘛。”
苏明明是我的高中同学，死党之一。她爸妈离婚后，妈妈嫁给了昆明市的一个商人。明明也就搬到了昆明。她们家房子大，她继父跑生意总不在家，我以前每次去姨妈家，都会顺便在她家住几天。
“我这几天住她家里，明天上午来给您拜年。”我平平静静地撒了一个谎。姨妈不知道明明家的电话，“爸要问起我就说我一切都好，初六回北京。”
“去什么明明家，就在姨妈家住。你跟珠珠挤一挤就可以了。”
“已经和明明说好了。我明天过来给您拜年。姨妈，我挂了啊！”
我姨妈属于这种人，当事时很糊涂，你只要多给她五秒钟去想，她就会变得格外聪明。我知道我再说一句话，姨妈就会问明明家的电话号码，那时，我就穿帮了。
然后，我拨电话找明明。听见老友的声音，明明一阵尖叫。我面授机宜，三言两语，求她帮我圆谎。一切交待完毕，我收线，转过头去看沥川。
“也许你该在你姨妈家吃年饭。”他说，神情有些落漠。“如果你爸打电话过来，至少可以和他缓和一下。”
“沥川，”我轻轻抚摸他的脸，“这是大年三十。我爸爸不要我，我姨妈不需要我，而你，孤身到异乡，为了我，从厦门飞北京，从北京飞昆明，我最应该陪的那个人，是你。今晚，就算我爸找到这里，把我大卸八块，我也要和你在一起。你的，明白？”
他悠悠地笑了，攲身过来，吻我的脸和额头。
“唔，你喝酒了？”我嗅到一丝酒气，还有，他一向冰凉的手，是烫的。
“一点点，啤酒。”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
“你在发烧？多少度？”
“可能有一点，没量过。”他拿开我的手。
我正想说话，汽车驶过一个月亮形的小湖，缓缓停在一座华灯四射的大厦面前。
招牌上四个大字：翠湖宾馆。
宾馆的大厅有足球场那么大，四面放着考究的沙发，沙发背后种着竹子。我一路跟着他上电梯，进了他的房间。
那是一个套间，中西合璧，极尽奢华舒适。他替我脱下外衣，挂进衣柜。
“是秘书给你订的这家宾馆？”我问。
“是她订的。不过，我也是慕名而来，听说这里的套间设计出自I。 M。 Pei之手。”
“谁是I。 M。 Pei ？”
“贝聿铭老前辈，”他说，“我格外喜欢他的内庭采光，而且，我也喜欢玻璃。”
显然，这句话我听得半懂不懂，他笑了笑，解释：“城市的摩天大楼像一只只空间巨兽，只有玻璃可以把它们藏起来。”
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三个二十一寸的苹果显示屏，另一张桌子上有一幅巨大的设计草图，旁边是几个空空的啤酒瓶。桌下是他的轮椅，碳纤维框架，非常轻便，折叠起来不到十三磅。椅垫是根据他的身体特制的。沥川绘图有时需要坐很长时间，只有坐在这张轮椅上，才不会太累。
我在想，每次旅行，他一个人走路都够难的，还要带上这些东西出入机场，是不是格外不方便。
“你的手提不够用吗？”我问，“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的显示器？宾馆连这个都提供吗？”
“不提供，”他说，“我不喜欢看小的显示屏，这些都是我在这里买的。”
“可是，要是带走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我不带走，用完了就捐给宾馆。”
“这个……太浪费了吧？”
“不算浪费，如果能用它弄出好的效果图的话。”他眨眨眼，“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工什么，器什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是这句。”他斜倚墙边，看着我。
“什么时候到的昆明？”
“你爸一骂我，听那架式好像你遇到了麻烦，我第二天就来了。”
“那么，”我说，“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这里，有半个月了。”
“反正我也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图要画。住哪里都差不多。”他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大不了。
我去洗澡，出来，没衣服换了，只好穿他的衬衣和短裤。趁这当儿他去订了一份晚餐，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都不知道是些什么菜。
“三十晚上，你通常会做些什么？嗯？”他从身后圈手过来吻我。
“吃完年饭，到我外婆家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不喜欢看电视。电视太吵。我们一起读书，好不好？”他文绉绉地说，“我的包里有一本哈姆雷特。”
沥川一向不这么酸的啊。这是怎么了。我觉得他的脸很烫，呼吸也很烫，手还是热。于是，我说，“什么哈姆雷特，瞧你这样胡言乱语的，你一定发烧了。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不看医生，医生难看。你洗完澡好香，我就要看你。”他让我坐在床上，自己拿着毛巾，一缕一缕地，替我擦干头发。
我探手到他的腰间，解开他的系绊，隔着衣物吻他，他的小腹滚烫，身体迅速起了反应。
我抬手，去解他的衣扣：“站了那么久，累不累？坐下来吧。”
他按住了我的手。
“怎么了？”
“我身上过敏，长了不少大包。你别看了。”他终于说。
我吓了一跳：“过敏？”
我推开他的手，掀开衬衣。
然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身上长了很多红色的包，个个有铜钱那么大。除了上身，手臂和腿上也有。我脱掉他的紧身短裤，发现受伤的那侧身体也长着两个，一前一后。
“这么多啊！你看过医生了吗？吃过药了吗？”我着急了。
“宾馆里有医生，还是名医呢。我对很多药物过敏，不敢随便吃药。他给了我一种软膏，让我每天擦三次。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床上有虫子。他们给我换了一间房，还是长包。我想，这是五星级的饭店，床上用品应当是严格消毒过了的。所以也就不再找他们理论了。也许就是水土不服。”
“这种包你以前长过吗？”
“我是过敏性皮肤。不过，”他说，“确有一次，我长过类似的大包。突然来，一夜长了一身，持续了几天，又突然消失了，一个也不见。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懒得看医生。”
我让他坐下来，坐到被子里：“那么，你还记不记得，那次你干了什么，引起了这样的过敏？”
他想了想，摇头：“那次我参加了一个莎士比亚的reading club。我们几个同学经常一起朗诵诗歌。后来，学校搞了个文化节，club 里面的人踊跃报名，要表演一段戏剧。那天我不在，他们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学生文化节，戏剧表演定在